前言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我经常想发展我之所谓“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的论题。首先，我选用“人民（peoples）”[1]而不是“民族（nations）”或“国家（states）”，因我想赋予人民一词以不同于国家的特征，因为传统意义上以国家的观念表现两种主权权力（见§2.2），这并不合适。随后的几年里，我花了更多的时间研究此一论题，并且在1993年2月12日林肯诞辰时，就以“万民法”为题，做了牛津大赦讲座的演讲。此次演讲，使我有机会令到听众缅怀林肯的伟大，我的结论也正是如此；但对我所讲的话也罢，出版的文章〔该文最初发表于On Human Rights：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1993，由Stephen Shute与Susan Hurly编（New York：Basic Books，1993）〕也罢，我都不能满意。用一次演讲涉及如此之多的问题就无从做到，而我涉及到的内容未曾充分展开，也易于引人误解。本书则完成于1997年到1998年间（是我重写了1995年4月普林斯顿大学三次讨论班的内容），这才算比较完整，也更加令人满意。

在最后修订该篇手稿之前，我写成了《公共理性观念新论》，该文先发表于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64（1997年夏季号），后收入我的Collected Papers[2]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在该文里，我最详尽地阐明，何以公共理性的约束，表现在基于自由政治总念[3]（liberal political conception，此观念首次于1993年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讨论）的现代宪政民主制，是宗教性与非宗教性完备性观点（comprehensive views）[4]都能合理接受的约束。公共理性的观念（idea），也是万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将社会契约的观念扩展到人民社会（Society of Peoples），并制订了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然而合宜的（decent）〕社会都能够也将会接受为规制其相互间行为之标准的普遍原则。由此，我要在本书中包括这两篇著作。它们一并代表了我对于合理的公民与人民如何能在正义世界里和平共存这一问题思索的最后结论。

几年来我在形成这些思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无暇一一提及。我要特别感谢Erin Kelly，T.M.Scanlon，Percy Lehning，Thomas Pogge和Charles Beitz，感谢他们花时间帮我校订本书大量的手稿，也感谢他们为我做出的隽智的评论。

我尤其感谢Samuel Freeman，他在编完我的Collected Papers并编制索引后，又给本书编制了索引——这可又是个繁重的工作。他为本书所做的卓越工作，既详尽无遗，又颇为专业。(https://www.daowen.com)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与同事Burton Dreben，他已在七月去世。在我展开观念，组织与澄清思想以及清除混乱的过程中，Burt总是给我以巨大的帮助。过去的三年里我生病在床，他与我的妻子Mardy，不辞辛苦帮我完成著作，并提出了许多细致的编辑建议，极有助于本书的完成。我一如既往，向Burt表示无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