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论处境小说

如果上帝存在，他也将如某些神秘主义者看到的那样，相对于人确定自身的处境。人也是这样一种生灵，他不能看到某一处境而不改变它，因为它的目光使对象凝固，毁灭它，或者雕琢它，或者如永恒做到的那样，把对象变成它自身。

坚持泰纳的“环境”概念不是很合适吗？我回答说，用环境来解释确实有决定性：环境产生作家；正因为这一点我才不相信这种说法。相反，公众召唤作家，就是说公众向作家的自由提出疑问。环境是一股“Vis a tergo”（拉丁文：从后面来的力量），公众则相反，是一个期待，一个有待填补的真空，一个在本义和转义上的愿望。总之，公众是另一个人。我绝不反对用人的处境来解释作品，我一向把写作计划看成对某种人类的和整体的处境的自由超越。

总之，作者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位于处境之中。但是他的作品与人的任何计划一样，同时既关闭这一处境，又使它明确化并且超越了它；作品甚至解释处境并使之得以成立，犹如圆周的概念解释一段旋转的直线的概念并使之得以成立。自由的本质性的和必然的特点是它位于处境之中，描写处境不可能损害自由。

从1930年起，在我们还没有发表第一本书之前，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一差距。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法国人不胜惊愕地发现了自己的历史性。但是我们不是位于已经形成的历史这一边；我说过，我们位于处境之中，以致我们经历的每一分钟对我们都是不可减缩的。因此尽管我们本不愿如此，我们还是做出这个将顶撞好心人的结论：恶不可能得到补偿。

在我们的作品里：我们着手创造一种极限处境文学。我丝毫不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高出前辈。

既然我们在处境之中，我们惟一可能想到去写的小说是处境小说，既无内在叙述者，也无全知的见证人；简单说，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从牛顿力学转向广义相对论，让我们的书里充满半清醒、半蒙昧的意识，我们可能对其中的一些意识或另一种意识更具同情，但是任何一个意识对于事件和自身都不享有优先观点；我们必须介绍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实在将是其中每个人对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和所有人对每个人的评价的混乱，矛盾的交错组织，这些评价决不能从内部决定他们命运的变化来自他们的努力、他们的错误或者来自世界的进程；最后我们还必须到处留下怀疑、期待与未完成的段落，迫使读者自己去作各种假说，让他感到他对情节与人物的看法只能是许多看法中的一种，从不引导他，也不让他猜到我们的感情。

作为在历史之中并作用于历史的行动，即作为历史相对性与道德的、形而上的绝对性的综合，实践向我们揭示这个既敌对又友好，既可怕又可笑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题材。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处境都是陷阱。四面都是墙壁：我表达得不好，没有可供选择的出路。出路是人们自己发明的。我们每个人在发明自己的出路的同时也就发明了自己。人需要每天被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