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个体与社会

直到1937年和1938年，我都赋予我所说的“孤独的人”巨大的意义，就孤独者的生活跟他人不同来说，他实际上是自由的人，因为他是自由的，他使事情在他自由的基础上发生。

当时我认为自由人应该站在人一边，反对任何用自己制造的形象来代替人的行为，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人的形象还是社会主义的人的形象。我认为自由人对立于那些组织起来的人的表象。

在我看来，一个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也许与他人结合在一起，但又是自为的。在法西斯主义那里，他被地位高于他的人所决定。我总是十分讨厌等级制度，而在现实的反等级制度的某些概念中，我发现了自由的意义。作为自由，不可能有任何等级制度。没有任何东西能凌驾于自由之上。因此，我自己决定自己。没有谁可以强迫我做出决定。

社会主义是一种我相当满意的假说，但在我看来它没有向自己提出真正的问题。例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是什么的问题。不得不用需要的满足来代换关于人的本性的观念，这是完全的唯物主义，也是战前我对社会主义感到烦恼的东西。

一个人为了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必须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我不是唯物主义者。为了自由的缘故，我不是唯物主义者。只要我不能找到一种使自由唯物主义化的方式——我一生后30年力求找到这种方式——我在社会主义中总可以发现某种使人厌恶的东西，因为个体在有助于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了。社会主义者有时用自由这个词，但这是一种集体的自由，同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关系。在战争和抵抗运动期间我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那时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抵抗运动使我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我不知道自由在其中是否有它的地位。

战后我发现的东西就是我的矛盾和这个世界的矛盾，在自由概念、个人充分发展的观念和个人属于集体的同样充分发展的观念之间的比照，两者一开始就显得矛盾。社会的充分发展并不必然是一个公民充分发展的先导，我的自由的观念意味着他人自由的观念。只有在他人自由时我才能感到自己自由，我的自由意味着他人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可限制。但我又知道有着制度、政府、法律，总之是强加于个体之上、不让他以任何方式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一整个对立物。

就在这里我看到了矛盾之处：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世界必须有某种体制，而我的自由又应该是完全的。这个矛盾在占领时期也很明显。抵抗意味着有许多非常重要非常严格的准则，例如，进行秘密工作或完成特别危险的战斗任务，但它更深远的意义是建立另一个应该是自由的社会，因此个体自由的理想就是建立他为之战斗的自由社会。

不论什么时候，我以这种或那种政治活动方式介入时，从没有抛弃过自由的思想。相反，每一次行动时我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我从未属于哪一个政党。一些政党团体请我做事情，做不做在我是自由的，无论同意还是拒绝总是感到自由，例如我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态度。

在巴西，我本可以拒绝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讲演，或者用一个文字主题去代替它，但我希望去讲述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的确切事实，我作这个讲演时，我是自由的，同时它的主题又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在这个水平上，我发现我的自由（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由）和反对任何可能妨碍自由的东西（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他人的活动）之间的联系又一次清楚地表现出来。因此，问题在于要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作为最高的绝对目的，而把战争看做阻止人们解放自身的企图。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我想指出的是，在一定时刻，自由使我发现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真正关系——压迫。我必然要以自由的名义来反对这种压迫，自由对我来说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础。作为一个人，我在每一时刻都被要求去采取行动来维护自由。我所采取的手段有赖于必然性，似与维护自由无关，但当我使用它们时，它们完完全全被自由所击中——它们成了维护这世界中的自由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