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我与他人

我的改变是在1942年到1943年或者稍后一点，我从“一个人总是自由的”斯多葛派思想——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我总是感到自由，从不了解我不可能再感到自由的那些非常严重的环境——前进到后来的思想：存在着给自由加上枷锁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由他人的自由产生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自由被他人的自由加上枷锁，这是一个我总在思索的问题。

一个人是自由的而他人是不自由的，这是无法接受和难以想象的。如果自由拒绝了他人，它就不再是一种自由。如果人们不看重他人的自由，那么一段时间表现在他们之中的自由就会立即被摧毁。

就我的自由来说，我没有改变。我认为我是自由的。跟许多人一样，我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了。在战争期间我受到压迫。我是一个战俘，我当战俘时，是不自由的；但我在经受这种战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种自由。

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自己几乎对一切发生在周围的事情都负有责任。当然，这是在被给予的境况中的责任。总的来说，我在一切做过的事情中遇到我自己，我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是由一种外部原因决定的。

自由体现了某种不存在但逐渐自我创造着的东西，某种总是现存在我之中、直到我死才离开的东西。我认为其他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只是意识到这种自由的程度以及自由对之显现的清晰度。根据环境、出身、自身发展和知识而有不同。

我关于自由的思想被我同历史的关系所修改。我在历史中，无论我喜不喜欢它，我都不得不沿着某种社会改变的方向运行。不管我对这些改变采取什么态度，它们都是要发生的。这是我在那个特别时期学到的东西：一种有益的而有时是糟糕的节制。

后来，还是这种情况，我懂得一个人一生的根本东西，也就是我的根本东西是在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例如存在和虚无，存在和变化。自由的思想和外部世界反对我的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