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与境遇

简要地说，生活使我懂得了境遇的力量。在我不愿当兵的时候我却成了一名士兵，在某种程度上讲，《存在与虚无》本身就是发现这种境况力量的开始。这样，我就遇到了我的自由和外部驾驭我的什么东西的冲突。以后我被俘，而这正是我想要逃避的命运。从此，我开始认识到我曾称为诸物中人的实在的东西：生存在世。

慢慢地，我发现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而我在抵抗运动期间仅仅认为有自由决定的可能性。就那些年我的思想状况而言，我写的第一批剧本是很有代表性的，被称之为“自由戏剧”。不久前我重读了我为这些戏剧——《苍蝇》、《禁闭》等的一个集子写的序言性注释，实在感到震惊。其中写道：“无论是什么境况，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在对自己是否成为叛徒做出选择时，他总是自由的……”读到这里，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不可思议，我竟然相信过这种话！

要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就必须记住抵抗运动期间有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勇气问题。一个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冒被囚禁或流放的危险。而除此之外呢？一个法国人要么拥护德国人，要么反对他们，而无其他的选择。像“拥护，但是……”或“反对，但是……”这样的实际政治问题却没有被这种经验提出。结果是我们断定在任何境况中总会有一种令人满意的选择。这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后来我在《魔鬼与上帝》中塑造了一个不能做出选择的人物海因里希，来明确反驳我自己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海因里希当然想选择，但他既不能选择抛弃了穷人的教会，又不能选择抛弃了教会的穷人。他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而绝不会有什么选择，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所决定。

只是在很晚之后我才搞清楚这一切。战争这场戏剧给我一种对英雄行为的体验，这是每一个参加战争的人都会有的。不是我的英雄行为，我所做的事情显然是不足道的。那些在抵抗运动中被俘虏和遭拷打的战士对我们来说都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他们有许多还活着，然而这些生者也仿佛是一种肉身的神人。我们也能在那种拷打中挺下来吗？这个问题在当时仅是一个身体的忍耐力问题——既不是历史诡计问题，也不是异化之路问题。一个人被拷问，他将怎么办？他或是招供或是拒绝回答。这就是我根据对英雄行为的体验而说的东西，但这种体验是不真实的。

战后，有了真实的体验即社会经验。但我想，我们最初经历的这种英雄行为的神话仍是必要的。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战前或多或少具有司汤达式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却身不由己地投入种种境况之中，而他可以在其中做出不同选择。这样，在同战后那些无法摆脱的复杂局面打交道时，一方面，他被社会存在所制约，另一方面，他又有充分能力作出决断并对此负责。

我有一个想法，从未放弃过并一直在深化：一个人最后总是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他除了承担这种责任外别无其他选择。因为我相信，一个人总是可以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创造一点什么。现在我把自由定义为：自由是人们的一个小小的活动，有了它，那些完全被社会所制约的存在就成了不完全限制在社会给定的种种条件之中的人。由于它，日奈成了一个诗人，而他是被社会严格地限定为一个贼的。

《圣徒日奈》也许是我对自由解说得最清楚的一本书。日奈被塑造为一个贼，他说：“我是一个贼。”而这个微小的变化使他开始成为一个诗人，最后他甚至成为一个不再徘徊于社会边缘的存在，人们不再问他来自何处，对他的过去保持沉默。诸如此类，自由不可能是一种幸运。自由也不是一种成功。对日奈来说，自由仅仅是给他规划一条道路，而这条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