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要如实笔录一个世界的死亡

我非常希望引起公众广泛的兴趣，而如果我正面触及暴力问题，照目前法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一来我的剧本将遭“失败”，或演出将受到禁止，而是上演以前自我审查就会起作用，我会连排戏的导演都找不到：这样倒不至于有人起哄，因为剧本被扼杀了。

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尽管我们不是德国人，尽管我们的问题不同于他们在纳粹主义时期的问题，但德国人和我们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当年我们同他们对峙的局面正好是今天阿尔及利亚人同我们对峙的局面。

如果我的剧本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我希望观众的第一个反应是谴责舞台上出现的人物，这些人跟当年在代索塞街活动的人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我希望观众慢慢感到不舒服，最后认识到这些德国人原来就是我们，就是观众自己。讲得雅一点，戏剧海市蜃楼慢慢消失，显露出背后的真情。

这符合我心目中的戏剧美学要求：必须跟展现的目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这个目的在时间或空间移动。一方面，舞台上表现出的激情应该相当有节制，不应妨碍观众的觉醒；另一方面，应该让戏剧海市蜃楼消散，这是我采用的譬喻，按高乃依的术语来讲，就是喜剧幻觉的消散。应当让观众处在人种志学者的地位：人种志学者深入到一个落后社会的农民中间，起先他几乎把农民看作物，然后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的看法渐渐改变了，最后领悟到，在研究农民的同时，他研究和发现了他自己。

在我看来，世界造人，人造世界。我不仅想在舞台上塑造性格，而且想指出客观环境在一定的时刻决定着某某人的成长和行为。我曾想用另外的剧名，例如：《输者赢》，但这个剧名缺少事物的另一面，在我看来也是同样重要的一面，即：《赢者输》。我着意描写一个真实存在的情境，如实笔录一个世界的死亡。我调遣人物，借用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通过这些人物暴露无遗。当我谈到我们时代的暧昧，我的意思是想说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时刻准备获得自由，又同时陷入最严重的战斗。我写过一些剧本，其主人公和结局都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消了矛盾。《魔鬼与上帝》就是一例。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作家，除了写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之外，很难写别的东西。如果一个主人公最后不再生自己的气，那么从头到尾看他演戏的观众也很可能调和他们的疑问，消除未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