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三个世纪的发展：从混沌到反思

第一节
跨越三个世纪的发展：从混沌到 反思

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国外俄苏研究既年轻又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在对沙俄帝国、苏联和俄罗斯的观察和研究方面已经形成涉猎广泛的丰富内容。¹就法国而言，法国社会精英对于俄罗斯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兴趣由来已久，这其中既有着对于斯拉夫文明的兴趣，同时也有着对于东方文明的好奇²，当然，这种好奇也反映了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回顾两国从建交至今的300多年历史，法国的俄苏研究经历了从混沌到萌芽、再从快速发展到反思和革新这样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留下了特定时代的印记。

一、混沌时期：1717—1917年

法国俄苏研究的混沌时期也是法国俄苏研究的史前时期，这一时期法国国内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俄苏研究，相关成果较为零散，内容也多浮于表面。

法国最初的俄国印象主要散见于外交官的游记、商人对于俄国的感性观察，以及学者对俄国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状况的初步认识等。著名的比如屈斯蒂纳侯爵（Marquis de Custine）的《书信集》（Lettres）以及《1839年的俄罗斯》（La Russie en 1839）。在《1839年的俄罗斯》一书中，屈斯蒂纳以他在俄国为期三个月的旅行见闻为基础，观察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状况，尝试着以比较的视角来探讨法国民主与代议制政府的合宜性，该书对俄国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认为俄国的专制统治与东正教、蒙古入侵以及彼得大帝的政策密切相关。与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类似，《1839年的俄罗斯》在法国国内甚至西方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³时至今日，西方学者每每论及俄罗斯的专制时还要追溯到这本书。⁴外交官德·沃盖居埃（Melchior de Vogüé）的作品《俄国小说》（Le roman russe）（1886年），则尝试对俄罗斯的文学史做一个梳理，提出法俄间的交往要务在于增进彼此精神上的理解⁵；历史学家博利厄（A.Leroy-Beaulieu）则前往俄国收集政治组织及经济状况的材料，著有《沙皇的帝国及俄罗斯人》（1897—1898年第4版，l'Empire des Tsars et les Russes）等。

作为法国颇具特色的思想活动的中心场所，沙龙在推进法国精英和大众对俄认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为显著的例证是1894年法俄结盟。⁶在1870—1894年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泛斯拉夫的社会活动家以沙龙为平台，以报刊、讲座、舞会、演说的形式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法国精英和公众增进对于俄国的认知。俄国专制的拥护者与法国知名共和党人正是在沙龙中建立了对话。比如，当时法国极负盛名的巴黎莉莎·特吕贝茨卡亚（Liza Trubetskaia）沙龙，就云集了一批法国高官，总统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与特吕贝茨卡亚往来密切，他签署了相关文件支持法俄战略接近⁷；法国19世纪70年代驻俄的几位大使，以及法国驻彼得堡大使馆的陆军武官⁸布瓦代弗尔（Raoul de Boisdeffre）也对这一沙龙的亲俄立场很是支持。(https://www.daowen.com)

在沙龙中，这些泛斯拉夫活动家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游说法国的外交高官；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和政治交流，并且运用大众媒体进行公共外交。这一沙龙网络营造了一种政治氛围，促使法国政治家和民众改变了对俄国的认知：视俄国为盟友而非对手。这一网络构成非常多样，既有精英贵族也有普罗大众，既有批判社会不公的左翼人士也有对革命失序感到无比恐慌的保守分子。沙龙中法俄文化之间的相互嵌合为两国结盟提供了土壤：俄国人逐渐欣赏甚至庆祝共和党人关于人民主权的观念；而法国人则倾心于俄国的专制。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沙龙网络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混合物：以明显反自由的、专制的方式重构共和党人的群众政治的平台；创造了妥协性的、既源自法国又来自俄国的治理模式；左翼和右翼的观点得到兼收并蓄。沙龙中的交流促进了法俄两国政治文化之间的一种新型、相互交织的状态，形成法俄两国爱国者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模式。这种相互混合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又给法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并继而影响法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包括法俄两国都介入了19世纪80年代的布朗热事件，将民族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专制视角与民粹话语结合在一起。⁹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法国俄国研究是法国斯拉夫观察中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主体多元的巴黎沙龙在推进法国精英和公众对于俄国的认知方面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受益于法俄结盟，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两国精英的交流得以通过一系列合作项目、双方互访、著作交流等得以维持，这就使得法国的俄国观察有着更多源自互动的体悟。

二、萌芽时期：1917—1945年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短时间内很多崭新现象出现，然而，法国学界对于语法和语言学领域的过度关注¹⁰使得其知识储备严重不足，无法对俄国的诸多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这一落差迫使法国知识界思考加强俄国研究的必要性。

1917年7月，巴黎大学历史学家、波希米亚专家埃内斯特·德尼（Ernest Denis）创立期刊《斯拉夫世界》（le Monde Slave），旨在介绍斯拉夫世界的文学作品和政治制度。但较为遗憾的是，随着《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Brest-Litovsk Treaty）的签署，苏俄内战爆发¹¹，仅仅几个月后这个期刊就被迫停办¹²。然而，德尼推动法国斯拉夫研究的努力却并未终止，他进一步萌生了创建永久性研究机构的念头。1919年，德尼在巴黎创建斯拉夫研究所（l'Institut d'études slaves），旨在“跟踪和介绍东欧的政治、经济、思想和道德演进状况”。¹³1921年，该所主办的期刊《斯拉夫研究》（Revue des études slaves）面世。然而，该刊创刊号的前言却明确表示其主旨在于语言学。¹⁴鉴于当时苏联政体的逐渐稳固，可以说法国错失了一次研究斯拉夫和苏联的绝佳机会。

与此同时，部分法国学者也认识到创立斯拉夫学的时机已然成熟，其中，巴黎大学的路易·艾森曼（Louis Eisenmann）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艾森曼十分欣赏英国的国别研究，尤为推崇伦敦斯拉夫学院（London 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¹⁵1924年，他与法兰西人文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的奥古斯特·戈万（Auguste Gauvain）等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恢复《斯拉夫研究》这一期刊，并提出《斯拉夫研究》¹⁶尤应关注俄国这一强国¹⁷和苏联这一独一无二的政治现象¹⁸。这是法国俄苏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这样深刻的认识。梳理这一时期《斯拉夫研究》的文章，可以发现其所涵盖的研究领域已相当广泛：政治层面包括疆界、宪法、行政系统、政府形式、政党生命、军事组织等；社会层面包括社会结构、农业问题、劳动立法、金融和银行组织等。¹⁹这些议题可谓正式拉开了现代法国俄苏研究的序幕。

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斯拉夫研究的先驱，诸如布瓦耶（A.Boyer）、拉布里（R.Labry）、莱热（L.Léger）、勒格拉（J.Legras）、马宗（A.Mazon）以及雷奥（L.Réau）。赛尔日（Victor Serge）、苏瓦林（Boris Souvarine）以及萨杜尔（Jacques Sadoul）等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探讨。其中，苏瓦林系法共的创始人，著有《斯大林传》和《斯大林：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回顾》等。

20世纪20年代，由于革命的影响，一批原沙俄知识精英涌入法国，比如，别尔嘉耶夫（Berdiaev）、布尔加科夫（Bulgakov）、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佳吉列夫（Diaghilev）、沙利亚平（Chaliapin）、沙加尔（Chagall）等创作了多部关于俄罗斯的严肃作品。²⁰但由于俄侨或者不愿意从事当代俄苏的研究，或者在法国大学中谋不到研究职位，而且他们的研究客观性也受到法国学界的质疑；而那些曾游历俄国的学者，比如最初亲布尔什维克的皮埃尔·帕斯卡尔（Pierre Pascal）²¹也尽量避免论及苏维埃政权²²，因此，他们并未成为当时俄苏研究领域的主力军。此外，这些尚较零散的研究也未能带动法国高校对于俄苏研究的兴趣。比如，直到1939年，法国大学中仍没有关于苏联的专门课程²³，当然这也与当时法国高校中普遍忽视区域研究的“学术黑暗”或者说“学术无明”密切相关²⁴。

总体而言，1917—1945年是法国俄苏研究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现实发展的需要迫使法国学界日益认识到俄苏研究的重要性，他们通过创办期刊、创立机构的方式尝试着建立法国俄苏研究的学科，但囿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法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的相互敌视、法国区域研究的落后以及学术个人主义的盛行，法国的俄苏研究主要由大学之外的一小批有识之士进行²⁵，仍停留在分散无序的状态，研究水准也有待提升。

三、发展时期：1945—1991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的俄苏研究开始步入更有活力的轨道，研究体系渐趋形成。²⁶

首先，内嵌于大学之中的研究机构开始扮演关键的角色，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上文提及的斯拉夫研究所²⁷，该所担当着协调整个斯拉夫研究学界的重任。共有19家法国大学与该研究所签署协议，并且通过理事会进行统一协调，成员包括巴黎第一、第三、第四、第七、第八以及第十大学等，其他参与机构包括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²⁸（l'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巴黎政治学院²⁹（l'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以及东西方关系研究中心（le Centre d'Etudes des Relations Est-Ouest）等。然而，囿于人事、政治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加之法国的俄苏专家之间有着太多的分化，协调工作并非易事。³⁰

其次，不同机构各司其职，有着不同的研究侧重，比如法国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所、巴黎政治学院均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俄苏进行研究，前者的代表人物为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³¹和爱德华·博纳富（Edouard Bonnefous），他们主要从法苏双边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后者的代表人物为当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和伊夫·帕尼耶（Yves Pagniez），他们分别从苏联民族状况、政治史和苏联外交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则侧重于电影和历史的角度，代表人物为马克·费罗（Marc Ferro）和亚历山大·本尼格森（Alexandre Bennigsen）。

这一时期，法国的俄苏研究重镇为巴黎，尤其集中于拉丁区，但随着1968年学生运动的爆发，为了便于管理，巴黎大学被拆分为13所大学，相应地，俄苏研究力量也散布于这些大学之中。此外，在外省诸如埃克斯、波尔多、里尔、里昂、克莱蒙费朗、第戎、雷恩和图鲁斯等地，俄苏研究也方兴未艾。其中，最为重要的苏联研究中心是位于斯特拉斯堡的苏联及东方国家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U.R.S.S．et les Pays de l'Est），由亚历山大·克斯（Alexandre Kiss）担任主任。这一时期，法国俄苏研究领域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比如：弗拉基米尔·魏德勒（Vladimir Weidlé）的《缺席及在席的俄罗斯》（la Russie absente et présente，1949年）;普罗科波维奇（N.S.Prokorovicz）的《苏联经济史》（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URSS，1952年）。1964年1月凯尔布莱（Basile Kerblay）所撰写的“法国篇”被收录于Survey 50中关于“西欧的苏联学研究”的系列文章之中³²，他还著有《现代苏联社会》（Modern Soviet Society，1983年）；当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则著有《分崩离析的帝国》（L'empire éclaté: la révolte des nations en U.R.S.S.）等。然而，在现任国际斯拉夫欧亚研究学会（ICCEES）会长同时也是巴黎五大荣休教授乔治·明克（Georges Mink）看来，战后十年，法国对东欧研究的兴趣依旧不大³³，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法国的俄苏研究呈现了量的增加，但质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³⁴。

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奉行对美独立政策³⁵之时才发生较大的改变，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其对东欧国家影响的逐渐扩散，法国俄苏研究的束缚才得以放松，有关苏联的文献资料获得更为便利、科学交流更为自由、财政支持也日益增多，同时，60年代初期以来的异议者文学也为法国的俄苏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至此，法国的俄苏研究渐趋细化和成熟，对于历史的研究（代表人物为乔治·奥普特［Georges Haupt］、马克·费罗［Marc Ferro］和米歇尔·埃莱尔［Michel Heller］）、对于民族问题的研究（代表人物为亚历山大·本尼森［Alexandre Bennigsen］、尚塔尔·奎尔克杰［Chantal Quelquejay］和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对于社会、政治、司法体系以及地缘战略的研究（代表人物为巴西勒·凯尔布莱［Basile Kerblay］、勒内·吉罗［René Girault］、米歇尔·勒萨热［Michel Lesage］、亨利·尚布尔［Henri Chambre］、让·拉卢瓦［Jean Laloy］、皮埃尔·哈斯纳［Pierre Hassner］和墨舍·勒文［Moshe Lewin］）、对于经济体系的研究（代表人物为欧仁·扎列斯基［Eugène Zaleski］、乔治斯·索科洛夫［Georges Sokolof］、玛丽·拉维尼［Marie Lavigne］和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对于文化活动的研究（代表人物为乔治·尼瓦［Georges Nivat］、让·博纳穆尔［Jean Bonamour］）、对于卫星国家的研究（代表人物为皮埃尔·康德［Pierre Kende］、弗朗索瓦·费托［François Fejtö］、乔治·蒙［Georges Mond］、帕维尔·提格雷［Pavel Tigrid］、兹德内克·斯特米什卡［Zdenek Strmiska］和托马·罗维［Thomas Lowit］），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研究（代表人物为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和依里欧·雅纳那基［Ylios Yananakis］），都取得长足的进步。³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苏两国国内政治氛围的改变以及欧洲局势的变化都为法国的俄苏研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机遇，例如民主反对派的出现导致了大规模的团结热潮，这对法国公众舆论和精英认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一些法国的政府机构和美国公司开始向研究团体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例如康德斯（P.Kendes）和斯特米斯卡施（Z.Strmiskas）领衔的“不平等研究”项目、由斯特米斯卡施（Z.Strmiskas）和明克（G.Mink）带队的苏联和东欧社会学观察站都得到资助。此外，7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也给法国俄苏研究学者带来了极大冲击，他们日益不满于左翼做派，也不再视苏联为社会主义的故乡和打败纳粹的伟大国家。以德雅尔丹（Desjardins）和里古洛（Pierre Rigoulot）³⁷的两本书为代表，法国的俄苏研究学者开始更多地凝视和反思自己的学科³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法国的智库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它们努力在知识与权力、研究与政策之间架起桥梁，比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等机构³⁹都成立于这一时期，他们在咨政启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伴随着国际关系格局从两极对峙逐渐走向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法国的俄苏研究先是受限于东西方阵营对峙，随后由于法美矛盾凸显而增加了对苏的研究投入和资助。由领军人才带领的研究团队在法国各地四处开花，关注的议题涉及苏联的方方面面。斯拉夫研究所在法国俄苏研究的体系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法国天生的专注于自身事务，而对外部世界关注不足的特点⁴⁰，因此，法国的俄苏研究总体呈现量上增加、质上不足的状态。

四、反思和革新时期：1991年至今

1991年，伴随着苏联解体、欧盟一体化和教育的全球化发展，后冷战时期的法国俄苏研究在直面问题、反思调整的基础上，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法国的俄苏研究迎来了春天，并呈现迎头赶上国际同行的势头。当然，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也曾让法国的俄苏研究一度陷入滞缓的状态。

首先，就研究主题而言，后冷战时期的法国俄苏研究呈现更为多元化的特征，尤其关注于社会理论的研究，尝试着从社会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共产主义试验失败的原因。比如，菲雷（François Furet）撰写的《逝去的幻觉》和库尔图瓦（Stèphane Courtois）主编的《共产主义黑皮书》⁴¹这两本书尤其值得关注。苏联解体迫使法国俄苏研究学者反思，苏联学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⁴²；俄罗斯研究是否应放在中欧与东南欧研究的框架之中；法国的俄苏研究是否应更团结和去意识形态化；如何应对英美比较转型学的挑战；如何运用更为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等等。同时，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对后苏联时期精英的转型进行了研究⁴³，主要是运用大量的定量调查以及一些半开放式的访谈，并且运用社会资本等社会学概念来理解这些精英在社会中的重新定位。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进行了反思。⁴⁴在这一新时期，法国学者努力寻找合适的概念来理解一些新的特点，包括如何在缺乏资本主义和资本的背景之下理解市场经济的建构方式等。此外，还涌现了一批顶尖专家，比如高加索及欧洲研究中心前主任布卢姆（Alain Blum），主要聚焦于俄罗斯人口的强制安置、政治暴力、人口学和社会转型的相互关系等，作品比如《19世纪俄罗斯农民的婚姻》等；该中心主任多斯（Françoise Daucé）则聚焦于俄罗斯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军政关系等；中心研究员西格曼（Carole Sigman）则关注俄罗斯政体、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俄罗斯政治空间的转型等。曾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第四十所委员的法瓦雷尔-加里格（Gilles Favarel-Garrigues）以对俄罗斯田野调查为基础，关注于当代俄罗斯社会、经济犯罪的规制等。⁴⁵与此同时，智库的发展也推动了法国俄苏研究中的政策转向，涌现了一批尤其专注于俄罗斯政策研究的专家，比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前主任戈马尔（Thomas Gomart）、法俄观察研究所所长迪比安（Arnaud Dubien）、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等。

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学界充分认识到法国俄苏研究中的顽疾，努力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鼓励跨学科研究和集体合作。当代法国俄苏研究的重镇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下设的高加索及欧洲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des mondes russe，caucasien et centre européen，CERCEC）可谓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该中心有着浓厚的史学传统，但在当代则转向了多学科发展。研究成员既有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又有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为法国俄苏研究源源不断地输送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该中心当前主要聚焦于五个主题的研究，包括16世纪至今帝国的边疆；17世纪至今俄罗斯社会和经济的实践；俄罗斯政治治理过程中的科学和技术；20—21世纪变革社会中的暴力和正义；帝俄、苏联和后苏联时期文化产品的创造、传播和接受。这些主题从17世纪绵延至今，在充分考量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兼顾对象国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变迁。⁴⁶围绕这些主题，来自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通力协作，积极创新。

第三，就国际化水平而言，法国学术界积极向国际同行尤其是英美同行学习，提倡比较研究和跨国合作。比如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加索及欧洲研究中心提倡比较研究，改变了过去在俄苏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偏见，并且因为比较视野的引入，观察的视角更为宽大，研究也更为客观；巴黎政治学院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则强调对跨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⁴⁷主要的俄苏研究机构也十分倡导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和合作，比如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下设的工业模式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des modes d'industrialisation，CEMI）与本国、俄罗斯及西方其他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建立了庞大的合作网络，互通有无，互相借鉴。合作形式包括召开圆桌会议、举行学术研讨会、互设工作室、共同出版书籍等；巴黎政治学院则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了合作团队。⁴⁸高加索及欧洲研究中心、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于2018年3月—6月间联合举办讲习班，当代法国俄苏研究的领军人物诸如布卢姆、卡迪奥（Juliette Cadiot）和瓦永（Isabelle Ohayon）延请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顶尖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着“1918—2018年俄罗斯、高加索、中亚及中欧世界：来源和方法，帝国的前沿和边疆”主题进行系列讲座，内容涉及俄罗斯帝国的去殖民化、列宁研究、1917年革命之后泛俄罗斯思想的衰败、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基本知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战争等。⁴⁹

最后，就研究对于政策的影响而言，法国的俄苏研究也扩大了其对于法俄关系的影响力。1991年、2004年及2012年分别成立的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法俄观察研究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聚焦于地缘政治和战略，是法国国防部6个最重要的研究合作伙伴之一，资深研究员格利尼亚斯蒂（Jean de Gliniasty）聚焦于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以及法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员卡尔卡纳格（Samuel Carcanague）关注于俄罗斯、中亚的能源与安全问题。⁵⁰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主要聚焦于与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相关的公共辩论和政策制定。该中心围绕多个主题定期发表论文，包括重点议题比如外交政策与能源政策之间的互动，更具创新性的话题比如俄罗斯政府对于互联网治理的态度，俄罗斯大学的竞争性等。该中心与独联体国家的公众权威机构和跨国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还与欧洲、美国、中国、日本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智库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在欧洲乃至全球都有较大的影响力。法俄观察研究所（l'Observatoire franco-russe）系应法俄工商会（la Chambre de Commerce et l'Industrie France-Russie）的倡议建立的，宗旨是生产关于俄罗斯的较为深刻的专业知识，并且推动俄罗斯决策者认识到当今法国的现状及挑战，专家委员会由法俄两国的知名专家组成。⁵¹所长迪比安（Arnaud Dubien）系法国国防部、外交部、欧洲议会、法国航空航天工业联合会（GIFAS）的专家顾问，2010年以来，他还是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成员，成为沟通法俄两国高层的关键人物。

总而言之，尽管法俄外交往来已跨越三个世纪，但真正的俄苏研究在法国形成体系则仅有百年的历史。在这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法国的俄苏研究仿佛一支变奏曲，走过了从贫瘠到发展、从混沌到清晰、从零散到系统的艰难历程，体系建构之路充满艰辛和反复，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⁵²因为得到法国的民族性和人文性的滋养，而日益成为国际斯拉夫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