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死角：走向个别化逻辑困境的医疗模式

深入探究前述社区矫正的实践危机和价值失衡难题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与作为社区矫正发生基础的特殊预防一元论有关。现代刑罚理论研究认为，正是特殊预防一元论导致了早期社会行刑实践中医疗模式（Clinic Mode）独霸天下，而这种医疗模式充分承继了特殊预防的个别矫治和纯粹教育刑思路，走向了与实践中法律背景和社会需要的逻辑背离。也即医疗模式所代表的特殊预防一元论逻辑困境最终导致了社区矫正实践中的上述危机，因此，要实现社区矫正面向实践需求的理论转型，就需要从理论上剖析医疗模式的逻辑困境，作为新理论的应对起点。(https://www.daowen.com)

医疗模式是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在特殊预防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对犯罪人的矫正模式^[55]，其核心论点有三：第一，对犯罪人矫正与医生治疗病人一样，应从被矫正对象的特征出发，犯罪行为仅作为矫正对象人格的表征来看待。第二，行刑需要个别化，对被矫正对象的矫正方案正如医生对每个病人开的药方一样，需针对其自身特点“量体裁衣”。第三，对犯罪人的矫正由于因人而异，因此没必要设置固定标准，正如看病依靠的是医生专业知识一样，矫正应依靠矫正官和矫正委员会的专业裁量而非具体刑事法律。社区矫正以特殊预防为目标，因此，从运行机制上就长期接受了医疗模式作为其标准实施方案。但实践中和价值上的种种难题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特殊预防论下医疗模式的逻辑和理论合理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