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之于自我——不偏不倚地引导舆论
在辩论型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不能有观点上的倾向性，因为一旦主持人在话语组织或发言安排上微微偏向一方，那另一方就会毋庸置疑地会处于劣势；或者是，一档辩论型谈话节目活生生地变成了主持人高谈阔论的个人秀。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在节目观看和社会影响上产生恶劣影响。《一虎一席谈》的成功正在于胡一虎深知节目需要的是平衡，所以从来不妄作价值评判，甚至有网友说他“中立超脱得令人发指”。但他惯于倾听和协调的参与方式，并不妨碍节目在引导舆论上的观点表达。例如在《兽首何时回家》这期节目的最后，胡一虎进行了这样一番总结：
请所有在座的代表回答我这个问题：你认为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们应该再继续下去想尽办法把兽首带回家的请亮赞成，如果反对请亮反对（举牌有正有反）。第二个问题是，您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可以全心全力做好把我们在内地当中所有身边的文物好好保存好，不要让它再流失国外的请亮赞成牌（举牌都为正），好，请放下。第一个议题我知道经过刚刚的讨论到现在为止永远不会有一个答案，而第二个议题是每个人的共识，如果说争论的东西没办法取得一致的情况让我们继续地讨论下去，但是既然你我都有共识了——原来今天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如何把流失海外的东西带回家，别忘了更多的精力是不要让我们身旁的文物莫名其妙地又离家出走了。
这一段话充分体现了节目客观和理性的立场，胡一虎欲用所有人的共识规劝那些沉陷在兽首的争论里不可自拔的人，从身边做起、开始切实地保护行动，才是上上之策。他的分析有助于引导人们正视文物保护问题，体现了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存在的意义——引导舆论，促进转型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一）主持人之于嘉宾——分庭抗礼似的加以平衡
一场普通的辩论赛，只有势均力敌才方显精彩。同样，一场以辩论为主要形式的《一虎一席谈》节目，其嘉宾的选择、现场发言时间的分配、话题的引导都得指向分庭抗礼的气势才够味，这也充分考验了主持人胡一虎在积极促成“场效应”过程中的精心考虑和灵活应变。
1.嘉宾的选择与出场安排
在嘉宾的选择与出场安排上，主持人除了时时保持相同的嘉宾人数外，也充分考虑到了他们之于辩题的相关性和双方身份地位的均衡态势。孙玉胜在反思《实话实说》中《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这期节目时曾谈道“在谈话节目中，每个人都是有话语权的，谈话的过程尤其是抗辩性谈话的过程，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话语权较量的过程，而我们以为只要给予了论辩双方说话的机会，结构就算是平衡的了，立场就是客观的了，但我们忽略了一点：话语权是有级别的……这种级别不仅仅简单表现为行政级别，还在于其权威性，如谈话人的经历、谈话人身份与谈话内容的贴近性等，比如他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是一个道听途说者还是一个亲历者？这些因素都影响着他的话语权级别。”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主持人将“当事人”作为第一候选嘉宾的原因，他们是最靠近事实的人，其话语的可信度相对于旁观者要高出许多。而各界学者、专家、名人等“各界精英代表”因为知识储备更厚实、信息掌握更丰富、专业研究更深入，其话语的权威性自然也超出普通人。将拥有同级话语权的嘉宾置于对抗的状态，凸显了主持人确保势均力敌的良苦用心。
2.嘉宾双方的论辩机会
嘉宾双方的论辩机会是均等的，这包括话语激发、对垒和表达的等机率。胡一虎曾说自己是“挑拨离间”的主持人，其中的“挑”就是指“挑起每一个人说心里话的欲望”，他善于调动嘉宾“说真话”“表真情”是演播室火药味十足的原因。除了调动嘉宾情绪，作为节目组织人的胡一虎还承担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就像他的口头禅“我很好奇……”“……是这样的吗？”常常冷不丁地插入嘉宾的表述中，借最直接、最坦白的问题促进气场的升温以至话题的深入，而不像一些主持人为了缓和冲突，“揣着明白装糊涂”，对矛盾视而不见，甚至一笑而过。为了保持嘉宾双方表达的等机率，跑题的错误在胡一虎看来是不容轻犯的。因此，当节目参与者在侃侃而谈的逐层深入中，渐渐脱离了节目的话题时，主持人胡一虎就会将其及时拉回。在《“五一”长假该不该恢复》节目中，规划师王兴斌在质疑黄金周对旅游业的巨大影响后，将根源归结于国家财政分配不均，并从“第一条”列举开来，胡一虎随即以一句笑言“跑太远就没有办法让你说了”和“王老师也是有心的，这代表什么，他关心西部、关心四川，但我们今天还要聚焦在这里，这样子才能解决问题”的解释使论辩重点再次得以聚焦。
（二）主持人之于现场观众——激民间智慧促深度参与
在以双方嘉宾辩论互斥为主导的谈话节目中，现场观众很可能被视作与布景、配乐等元素的作用等同的节目背景，忽视了他们作为大众代表享有的话语权力。实际上，现场观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嘉宾辩论中的论证漏洞，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倘若他们集体失语，那么那些不适应电视传播媒介、无法立即接话应对抗辩的弱势嘉宾则会很突出，整个演播室会显得十分尴尬。因此，如何调动现场观众深度参与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一些观众在陌生的环境、人群中面对陌生的摄像机会产生不可控制的紧张感，以致面红耳赤、结结巴巴，从而影响自己观点的表达。例如在《“五一”长假该不该恢复》这期节目中，有一女士想表达同意暂缓带薪休假的条例，但她一接过话筒便将“带薪休假”说成了“劳动力”，随即气息急促、满脸涨红、吞吐结巴起来，最终胡一虎接过话头帮其完成了观点的表达。此种现象就是所谓的“霍桑效应”或“被试效应”，指由于实验对象对其被试身份的认知及态度而产生的有意识的变化。在新闻学中，会产生类似的情形，即“被访效应”。人们在被采访时，由于受到关注，容易出现不同于常态的表现，从而对新闻的真实性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现场观众在摄像机的镜头前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自己受到关注，也就不可能表现得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无拘无束地交谈。
为了减少观众的紧张情绪，胡一虎坚持“不穿西装”，而以毛衫或衬衣或二者搭配的便装出现；另外，在短片播放后他会调动大家一齐高喊“一虎一席谈，有话大家谈”的鼓励语，而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他也会出其不意地“幽默”一把，让观众对他和节目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从而得以自由地表达。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十分欣赏节目新创的“举牌”形式——在辩论进行过程中，现场观众可随时对嘉宾的表述亮出手中“赞成”或“反对”的标牌，并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一形式不仅让乐于表达的观众有了展示的机会，也推动了其他观众积极思考、大胆表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电视节目中就已经产生了以激烈的争论为主要内容的电视谈话节目，它们大多依靠冲突带来的戏剧性吸引观众的眼球，其猎奇性、刺激性的价值取向揭示了美国媒体高度的商业性质。香港的凤凰卫视近年来也开始辩论式谈话的尝试，“克隆电视形式的好处在于这样能使节目通过技术迁移同时融入当地文化的内容”，《一虎一席谈》构建了气氛喧嚣的舆论场，却将中国“争而不怒、谑而不俗”的审美趣味扎根其中，在思想性的引领下坚持媒体引导舆论的职责。
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目前受困于高制作率低满意度的尴尬处境，究其原因，在于节目制作深陷两大误区：一是为追求高收视率，在娱乐性、对抗性上大做手脚，从而丢失了谈话节目对于思想的深度追求。例如湖南卫视2008年9月初推出的一档娱乐资讯节目《我不同意》，就和《一虎一席谈》一样采用辩论的形式（男女主持从对立的角度进行辩论阐述）、选择热点话题（以当前娱乐圈、生活中的热点事件和人物为话题）；但它一开播便遭到无数观众的口诛笔伐。一是除了因设计成分过重出现“为了争吵而争吵”的场面外，争论语言庸俗、主持人表现粗野、内容毫无意义的思想性缺失造成了节目的致命伤。二是舆论场建构不良，这也是大多数谈话节目难以为继的原因，要么辩论声势太强、主持人控场能力不足，要么参与者囿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而无法自然、真实地表达，场效应得不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导致节目失去吸引力和生命力。
那么，如何达到“融娱乐性、思想性于一体，雅俗共赏，既吸引观众、娱乐观众又净化提引观众思想品位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的终极理想”呢？《一虎一席谈》给我们提供了范本，在声势浩大的舆论场中推行话语控制，让辩论的气场“热而不闹、活而不乱”，在诙谐幽默的轻松交流中坚守思想性的节目理念，通过对一系列契合社会发展中心议题的追问，体现其独有的见识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