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惹上“三家村”
“文革”后走上新领导岗位的王世昌，让人写了一个条幅挂在房中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这幅既明志又具鞭策力的条幅上写着：
“天之道，利而无害；圣之道，为而不争。”
他博大的处世胸怀，努力奋斗的精神，不去争名夺利的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仰，这样的人生哲理多么耐人寻味。人世间一生为自己追求功名利禄者有之，为求功名而丧尽良心、舍弃正义者有之，但到头来多是给自己留下可耻的骂名。
对于历史的误会、同事的误解，他淡然处之，从来没有牢骚。即便有人提起，他也是淡然一笑了之。对于过去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待遇，他用这样的话自宽：“一言难尽，一言尽；不堪回首，不回首。”对于自己遭受的挫折，他用4个字排解：“仁、忍、认、韧。”就是说要以仁为本，以忍为上，该认得认，坚忍不拔。他说过：
“任何时候心态都要端正，不经过磨难怎么能成功？不经风雨如何见得到彩虹？不管别人怎么样跟你过不去，你不能和自己过不去。人的一生不可能尽是风和日丽，免不了遇到周折，要保持你的精神常在、青春常驻，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王世昌（右）接待来访者
王世昌爱读书，在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年代，因为读过《燕山夜话》，在给当地部队讲话时曾经引用过其中的一些典故，便被诬蔑成“‘三家村’在部队的代言人”。每谈起此事他就觉得好笑：“我哪有那样的能耐，夸大我的作用了！”
他回顾说，“三家村”已经成为1966年那场文字狱的代名词了。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分头来写，他们约定，文章以1000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江青之流攻击为“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反动政治行为，随后遭到厄运。1966年5月在江青策划下，《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做舆论准备的”。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反党集团”。邓拓被诬蔑为“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一起历史冤案就如此告终。“文革”时期的历史错案让一批好干部蒙冤受害。
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斗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生拉硬拽愣上纲，形成恐怖气氛，知识分子几乎人人自危，因此而罹祸者很多。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王世昌担任潜艇艇长职务，属于团级干部，而且海军总部下令任命他为潜艇支队常委（还未来得及任命具体职务，“文革”运动便来了），虽然他受到株连，但同事们仍然称呼他“王常委”或“王帮助”，因为他常常无私地做好事，博得了大家的尊敬、拥护。
王世昌的“罪状”有二，首先是当年王世昌从《三家村札记》上引用了几句很有哲理的话，提高了讲话的力量与生动性，受到大家欢迎，自己也觉得挺满意（哪里知道这会给自己以后的前程蒙上阴影）。其次是他同被“靠边”的海军副司令员傅继泽关系密切，是他的得意门生，同属于刘邓系统，与刘邓思想一致、感情一致。说他是刘邓“线上”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他“过多地”宣传了刘少奇、邓小平当年视察他所在的潜艇时的题词，属于“别有用心”。于是，在到处都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他就被“抓”了，大字报登出了王世昌名字。“三家村代言人”这顶“帽子”是很重的，能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王世昌品尝到了江青之流祸国殃民的灾难。受到政治株连的王世昌，成了闲不住的“王帮助”“王常委”：哪里有活儿就叫你到哪里去，只允许你干事却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与自由，公正的待遇受到限制。王世昌倒也满足，因为他知道地方上下台干部的“待遇”可没有这样轻松，要去扫厕所、站马路、轮流挨批判，甚至有生命危险。部队的“文革”虽然不同于地方，但是同事彼此之间的联系减少了，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这个时候见面也只好少讲话，避免沾上边落嫌疑。有几位上下级干部，遇见王世昌时用眼睛问候他，那眼神似乎在说：王艇长还是那样，精神未垮，体格依旧强壮，像没事似的。那时他欣慰的是，回到家里还能享受天伦之乐，和家人谈谈事情，享受一下家庭的理解、体贴、温暖，或者是有事情做，使内心得到充实。那个时候，王世昌不大欢迎同事来家里串门，担心他们受到株连，但是也不能告诉同事别来家里呀。
有一次，一位艇长因为工作急，不得不在晚间到他家里来谈。王世昌看出他的紧张和郁闷情绪，事情谈完了，临走时这位同事为了给王世昌“减少麻烦”，就小声说：
“王艇长，你看这样好不，如果别人问起我们今天晚间见面的事，就说我没到过你家，省得人家说三道四的。”
王世昌理解同事的好心和担心，但他的手摆了摆，微微一笑说：
“别这样啊，实事求是，到我家就是到我家了嘛，没有必要避讳，躲躲藏藏的，怕什么？彼此在一起谈的是工作嘛，你来了却说没来，反倒有问题了，公开来公开走嘛，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秘密，你说对吧？”
这位同志琢磨王世昌说得对，便点点头离去，心里佩服他的坦荡、光明、磊落之心。那个时候，部队虽然受“文革”的影响，但还不像地方那样乱，王世昌庆幸部队这座长城还很坚固，自己还可以做点儿工作。每天一到班上，王世昌就等待着指令，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王帮助”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而且让人叫出了名。他有时也诙谐地跟同事说：“我‘王帮助’来了，有什么需要我的？”他越是如此称呼自己，同事们越是打心底尊敬他，虚心接受他的帮助，学习他的技术、本领，尤其是他的思想境界、精神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