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震　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所研究员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2018—2019年度访问学者、法学博士，兼任上海反恐研究中心理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等。曾先后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并多次参与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外交部、上海市社科规划办等委托的重要课题研究，目前正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民委有关课题。已在《社会科学》《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等学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并参与编写专著章节十余部，出版有专著 《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外交：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2013）、《全球反恐战争问题新论》（2018），翻译有《统治史》第一、第二卷（2009/2014）、《解读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第三版）》（2018）。部分研究成果曾获“第九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第十二届和十三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及“张仲礼学术奖”。此外，还曾入选国家民委“首批优秀中青年专家”和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计划，并先后获得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和“五一劳动奖章”。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同样，每个人都是自己时代发展的缩影。2002年，我只身一人来到社科院攻读研究生，迄今已将近20年。在这十几年中，我从一名来自农村的研究生成长为一名研究员，从一名单身的“科研狗”变成了2个孩子的父亲。

2005年，我毕业后第一次出国到以色列从事访问交流。尽管当时拿到了中国—以色列政府间交流项目资助，可是面对各种高昂的开销，每个月都不得不节衣缩食，挖空心思考虑如何才能最合理地支配手中的几百美元。2015年之后，我在出访时蓦然发现，人民币一下子变得值钱了许多。在日本东京、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以及美国纽约等地的免税店和名品店里，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中国人，许多商家甚至开始专门提供中文说明和导购服务。

我在攻读研究生时，主要跟随导师们从事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领域的研究。用一句通俗话说，我们是吃“国际饭的”。可是，等我毕业后却突然发现，单纯的国际问题知识已经远远不够了。每次进行对外交流时，国外朋友感兴趣的已不仅仅是中国的外交政策，而是中国的国内发展和相关政策。曾几何时，一直不受关注的中国研究和中文也开始成了国际社会的显学之一。中国的一举一动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成了全球各大智库最为关切的研究议题，中国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动向。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2017年，我在陪同一位社科界前辈赴河南农村调研时，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也许可以用某个概念、理论和学科去撰写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一部几十万言的专著。但是，要想理解当今中国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绝不是某个概念、理论或学科所能解决的。”我一度为之茫然不解：到底是这个世界变了，还是我们自己变了？没有了教科书的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

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这一代社科人，我们有幸目睹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亲身经历了中国从短缺经济到生产过剩的巨大转变。在这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29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9 787美元，高考录取率从1978年的6%上升到2018年的80%，汽车产量从1978年的不足15万辆增加到2018年的近2 800万辆……这个信息还可以继续拉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今中国已经从当年中美苏大三角中最为弱小的角色成长为一个令某些西方大国焦躁不安的全球性力量。可是，在这些辉煌成绩的背后，我们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巨大挑战：日趋严重的环境恶化，大面积的社会诚信危机，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以及急剧变化乃至动荡频仍的外部国际环境。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一个国内社会与国际环境都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正像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然而，无论是蕴含在其中的挑战还是机遇，无论是光明还是黑暗，都需要我们这一代社科人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阐释，寻求一个合理的应对之道。

年轻的社科人，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如何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