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周礼》中六类嘉礼是基于先秦礼制提出的理想，随着后世政体变化，嘉礼在内容和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宋代《政和五礼新仪》中嘉礼对唐《开元礼》做了诸多变更，这与宋徽宗在修礼典时企图恢复《周礼》直接相关。通过比对宋代现存礼典中嘉礼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南宋所修《中兴礼书》及《中兴礼书续编》并未遵循《政和五礼新仪》的分类模式，而且增加了仅实行于南宋的进书仪、幸秘书省及皇太子议事堂等嘉礼，这反映了宋人修礼时的适时性。此外，元人所修《宋史·礼志》不仅参照了《政和五礼新仪》及《中兴礼书》等礼典，而且收录了诏令及政书文献如《宋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中嘉礼的相关内容。通过比对有关宋代嘉礼文献中的前后变化，我们不仅可以洞察宋代嘉礼的运行演变，亦可探究编撰者的编撰意图及其史料来源。
注 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林金树：《明代嘉礼中文武百官的“以品序立”》，《史学集刊》1994年第4期；耿元骊：《五代嘉礼考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②很多学者都认同此观点，如杨志刚、梁满仓、彭林等。参见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5页。
③《政和五礼新仪》将婚仪升于冠仪之前。
④其实在唐代《开元礼》中，正至大朝会中亦有群臣上寿仪式，但《开元礼》并未将上寿仪直接单列为嘉礼之条目。参见杜佑：《通典》卷一二三《开元礼纂类十八·礼八十三·嘉礼二》，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155—3156页。
⑤《朱子家礼》卷二为冠礼，卷三为婚礼。参见朱熹：《朱子全书·家礼》，王燕均、王光照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67—868页。另《政和五礼新仪提要》载，升婚仪于冠仪前，徽宗所定也。是书颇为朱子所不取，自《中兴礼书》既出，遂格不行，故流传绝少。参见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
⑥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第17页。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将议礼局此奏系于大观四年四月丁丑，参见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九，徽宗大观四年四月丁丑，顾吉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74页。
⑦参见欧阳修等：《太常因革礼·序》；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原序》；宋礼部太常寺撰修，徐松辑：《中兴礼书》，续修四库全书本；宋礼部太常寺撰修，徐松辑：《中兴礼书续编》，续修四库全书本。
⑧《太常因革礼》将“五月朔受文武百僚朝、降圣节皇太子率文武百僚奉觞上寿、百官诣万安宫贺皇太后；上皇太后尊号宝册、内外命妇称贺、皇太后御会庆殿受群臣朝贺、皇太后内殿受内外命妇朝贺、皇帝率百官诸军将校等上皇太后寿、长宁节宰臣百僚上皇太后寿、长宁节内外命妇上皇太后寿”均列入新礼，因《太常因革礼》之“嘉礼”中已列入“元日受群臣朝贺上寿、冬至受群臣朝贺上寿、圣节御殿受群臣朝贺”，对比视之，明显上引“新礼”之礼仪条目当属嘉礼。
⑨《太常因革礼》将“上皇太后尊号宝册”列为新礼，当属嘉礼。
⑩《太常因革礼》将“册命贵妃”列为新礼，当属嘉礼。
⑪据《宋大诏令集》目录统计，涉及嘉礼内容有即位、圣节、改元、尊号批答、尊号册、内禅，册命、庆节、朝贺、巡幸、游观、宴乐等。参见佚名编：《宋大诏令集》（目录），司义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