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华北和长三角地区不同的是，陕北的集市贸易直至道光年间后才渐为兴盛。本区域虽受制于自然环境和交通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形成了以转运为主的集镇贸易，如临近黄河位于山陕两省交界处的葭县，“所有油盐、瓷、煤、木料、百货等项，皆赖黄河转运而来。设遇凶年，宁夏、河口之粮买来，转济晋省，陆路转运，多用骡马。近年渐有榆林骆驼运蒙盐转售山西省”[1]。同治年间，陕北集市贸易达到极盛，如宜川县云岩镇集市，“镇中商号达百余户，多晋人，每月二、五、八集会，月凡九日。一至集期，居民遐迩云集，交易而归，其种类以杂货、油酒、当业为大宗”。但同光之后陕北出现“五年一小灾、十年一大灾”的局面，致使农业歉收、人口锐减，加之民国初年兵乱、匪乱、瘟疫的影响，陕北商业再度萧条。据梁爱民回忆说，“陕北的许多地方由于经济落后，在革命前是没有农村集市的，农民的交换很不方便”。这段话虽有绝对化倾向，但也可从另一侧面看出20世纪初陕北集市贸易发展程度低。

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下设贸易总局着手恢复陕北苏区集市贸易的工作，及时消弭国民政府对于苏区政府有关“禁止贸易”“不许买卖”“没收商人财产”“没收资本家财产”等错误宣传的影响。1936年西北办事处再度公告称，“在志丹市恢复从前逢五逢十的市集，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与志丹市机关消费合作社，经营出卖食盐、布匹等群众日用必须品，规定每天都有出卖，就是不限定市集一次”[1]41-42。1937年经济部发布工作报告总结，“自金融统一以来，在苏区所有的集市均已恢复起来了，尤其是子长除将过去原有集市恢复起来外，并在镇武洞亦建立起来集市，现有不少白区商人来此集市买卖货物，所以比前更加繁荣。此外，在其他各县集市洳白庙岔、安定市、李家岔、蟠龙市……警都比过去强得多了。不仅有榆、米、绥、镇川堡等处商人不断地来营业，而且于金融上亦顺利了不少。如过去米价每斗苏票28元，现已低至18～20元左右”[4]69-73。及至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之际，边区的集市贸易已达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商业方面也已开始发达起来，从前停了业的商店都已恢复营业。现在新增加的商店约在一千以上，尤以延安近年来增加更多。神府、靖边等县还发展了篥市以便利交换。”[4]183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于第二年召开党的高干会议研究部署以后的贸易工作，确立了以“自力更生”“分清敌我”为依据的商业政策，由国家资本主导市场交易行为；扶助依靠中小商人调整物价、繁荣市场；确立了食盐统销、特产和烟酒专卖政策。边区的集市贸易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如安塞真武洞市“五天一集，这一集市目前已成为安塞商业之中心，以后每集天数的缩短，集内的商店增多，将更趋繁荣”。[5]（399）综上所说，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两方面计划性调控之后，边区集市逐步恢复、新建，并开始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