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集市设立的首要因素是商品经济基础深厚且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这缘于区域内商品交易量大、较多的交易需求为集市贸易提供了可靠的社会经济背景，次要因素是一定人口规模、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边区主要市场为定边市、延安市和绥德市，以定边和延安市的商业资本占优势，各有大小商户四百左右。定边为食盐、皮毛、药材产地，延安市为边区土产向外输出，以及外边工业品输入边区内或边区外所经过的市场，又是边区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绥德市在战前曾有过一度的繁荣。”可见，战时边区已形成了统一的内部市场。

相较传统集市，抗战时期边区市场的区位选择，或因政治环境变迁、商业结构改变，或因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人口迁移，使得传统市场区位发生迁移改变，新市场渐次萌生。我们以绥德市场1937—1941年商户数变化图[5]21为例证实以上观点。

上图选取样本数据均在1937—1941年段之间，商户总教维持在50～200户这一区间之内，其中商户数最多的是1937年155户，最少的是1940年上半年73户。就总体趋势而言，绥德商户总数随时间变化总体趋向于减少，但其1938—1939年和1940年全年呈上升趋势，下降比率最大的发生于1939年至1940上半年。这是由于1938年后日军进攻山西，绥德商业主要货源地山西逐步陷落敌手，1940年绥德专区发生驱逐何绍南事件，加之阎锡山与边区政治摩擦频繁，政治局面一时不稳。总之，长短期因素交织导致绥德商业日渐衰落，直至失去边区贸易中心的角色。

边区另一经济中心——陇东地区，自1942年年初西北财经办事处颁布食盐统销政策以来，庆阳、西华池等陇东地区随着食盐的出口，贸易逐步繁荣。陇东分区新建集市有“元成则、柔远、白马庙、曲子四处，主要口岸有虎家湾、合道川、环县、太白四处”。［4］插图部分即便是在经济总量较小的关中地区，也因人口增长而出现集镇的范例，关中分区马栏区在1940年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人口由五百户激增至一千二百余户，“今春新由河南、大关中等地以来的难民五百二十余户，移居此间两年之住户，则更自给有余……今则公私商店共十八家，街上小摊贩也很多，购货群众众多，集市日渐形成。现专属马栏区政府同该市商民，决定从本月二十八日起为首届集日”［6］。这里，我们以1943年各分区税收比较表［7］整体观测各分区市场的状况：

由上图可知，1943年边区政府财政税收收入来源于延属分区、绥德分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延属分区，其次是陇东分区，再次是绥德分区、三边分区，最后是关中分区，可见延安和陇东市场是边区经济的支柱区域。1943年边区政府已着手解决边区金融不稳、财政入不敷出等问题，因此选取本年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以上表明边区集市贸易中心已发生位移，由传统中心地绥德过渡到以延安和陇东地区为代表的战时经济中心。依靠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与山西频繁来往的传统贸易开始衰落，集市结构、贸易路线也跟随变化。

与贸易路线同时变化的还有交易方式。边区商业交易中贯有的标期交易因战况的激烈（山西省沦陷），货源不充分，商业常态被打破无法维持，被迫改成现金交易。这大大减低了交易量和市场规模，同时信用体系崩溃加重了交易风险。1942年后边区集市已普遍使用现金交易方式进行货物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