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塑造“劳动光荣”意识的方法
在传统社会里，地位的高低往往表现在政治上。提倡“劳动光荣”，必然要提高劳动者的政治地位。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区比较贫瘠，历来经济落后，生产不发达，生产技术水平低，农业生产劳动一向被人们视为畏途。延安地区方言中一直称进行农业生产劳动为“受苦”或“下苦”。现在，劳动突出者则被称之为“劳动英雄”，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26日，在延安接连举行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会上，有十几位劳动英雄的肖像同政治领袖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肖像一起挂在主席台上。开幕典礼上，边区参议会议长表示“革命以前的劳动者是被人看不起的”，而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受到了无上的尊重”，盛赞工农“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7］225大会期间，这些劳动英雄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全体劳动英雄。毛泽东高度评价各位劳动英雄对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还亲笔为劳动英雄题词。1944年劳动英雄运动被推广到所有部门，边区的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人人都可以争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1944年12月25日至1945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向全体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做了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肯定他们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鼓励他们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进步。劳模们也被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后备力量来看待。［2］1014很多劳动英雄被政府聘为各级议员，参与政治活动并获得来自政治部门的尊重和厚遇，成为劳动者政治地位提高的样本。
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两次劳动英雄大会，突出劳动英雄的地位，给劳动英雄们以优厚的奖励，并且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劳动英雄政治地位的提高。这种行动在劳动英雄中激起了很大反响。第一届劳动英雄们发表宣言，称“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都那么热烈地招待我们，指导我们，和我们握手，请我们吃饭，把我们看的像自家兄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实在高兴，实在欢喜。在旧社会里，咱们受苦人是被人看作牛马的，可是现在劳动却变成光荣了”，“当了劳动英雄，处处受人尊敬”。［22］
边区还普遍开展劳动竞赛，对优胜者给予荣誉和奖励。奖励和领导人的题字成了彰显“劳动光荣”的重要标志“最受劳动英雄们珍视的是边府奖给的奖状及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林主席、李副主席分赠的亲笔题字”［23］。政治领导人也以身作则直接参与劳动，为“劳动光荣”意识提供了模范。毛泽东在驻地附近种了一块菜地，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林伯渠在边区政府机关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表示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二石细粮的任务。“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也要同战士一样开荒种地”，曾经是边区军队屯垦的鼓动口号。政府各级领导人的亲身参与，也是激动民间劳动热情的范例，他们以自身的行动，诠释了自己对劳动的态度，对边区的劳动意识教育提供了合适的素材。政治领导人与劳动英雄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构成了提高劳动者政治地位的表现。如张永泰与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交往，使他觉得“自己做了劳动者，也才懂得劳动人民的光荣”。［24］
其次，积极宣传劳动者的正面典型，批判不劳动的思想意识。典型示范是陕甘宁边区宣传“劳动光荣”的重要方法，通过歌颂劳动英雄典型来突出对劳动的肯定。边区的文艺界大力宣传吴满有的劳动形象，摄影家郑景康拍摄了他在秋收中的各种活动的照片，作家柯蓝写了报告文学《吴满有的故事》《吴满有和他庄里人》，歌颂他勤劳致富，还写他对长工的体贴关心。木刻家古元创作了木刻《向吴满有看齐》，赞美劳动带来的丰衣足食。诗人艾青写了长诗《吴满有》，其中歌颂他“勤耕种”，“叫大家多生产”。［25］
工人中突出宣传了赵占魁。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赞扬他的“劳动态度是值得宝贵的，值得大大发扬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的”［26］。随后，边区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要求通过这一运动激发劳动热忱。通知还要求各厂应详细订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赵占魁运动后来成了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发展的群众运动。［6］543—544
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树立的典型是延安县柳林区二乡。《解放日报》做了报道，称赞该乡的妇女们“对于劳动生产，已经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和努力，了解到‘既可家庭丰裕，又可帮助抗战，帮助边区’”。［27］
改造“二流子”运动，是赞美劳动批判寄生意识的结合。一方面，边区树立了劳动英雄刘生海作为二流子成功改造的典型。刘生海在教育二流子的会上常常现身说法：“我原来也是个二流子，和大家一样不劳动，不生产，好吃懒做，但政府把我转变了，大家看到刘生海劳动的好，都欢喜，我自己也高兴，现在被众人抬举成劳动英雄！”《解放日报》评论“刘生海的光辉照亮了全场，也照亮了二流子改变后的前途”，［28］二流子们羞愧难当，发出共同的心声“刘生海的路就是咱们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发动社会力量劝说，批判其不劳动的意识。区乡干部都来劝导二流子好好劳动，农村有威望的人士和劳动英雄，小学生也加入了劝导队伍。政府开劳动英雄大会也让二流子参加，以对比激发二流子“用劳动挽回我们的名誉”。［15］697文艺宣传也有以此为主题的，各地编排了秧歌、秦腔等多剧种的戏剧，最为著名的是《兄妹开荒》和《二流子转变》。《解放日报》就曾举例说，二流子李二拴看了《二流子转变》的秧歌剧后，感叹地说：哎呀，二流子真是当不得！后发奋开荒，六天开了一垧地。［29］
延安时期“劳动光荣”意识的塑造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道德建设也具有启示价值。从延安时期倡导“劳动光荣”意识的宣传和实践来看，“劳动光荣”理念的价值，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是挽救中国挽救民族，建设富强国家的基础；在新社会层面，是消灭剥削造成的阶级对立、追求人的解放、获取人的自由平等的前提，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通道；在个人行为层面，是新型的互助友善的人际关系建立的基础。这种价值理念，有助于中共获取当时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而这一地位的获得，则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保证条件之一。
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意识教育，突出了劳动的神圣地位，是生产运动意义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精神的组成部分，不但有效地解决了根据地面临的经济困难，还进一步地，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大力开展的劳模运动，以及对劳动人民品质的赞美，均可窥见延安时期塑造“劳动光荣”意识的历史映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