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8年武汉会战之前，国民政府对边区经济封锁较松弛，除军工品、医药以外，日常必需品（棉花、布匹）是允许商人自由贩运至边区销售的。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对边区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在边区邻近区域，“国民党以贸易机关实行百货运销、贩卖的统制，施行运销登记管理”［7]523-52。因此，除财政来源上断绝之外，边区与外界的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同时国民党地方政府以倾销奢侈品、操控边区物价等手段，试图控制边区市场交易活动，造成金融混乱。边区集市以往的主要销售品，如甘草、皮毛、毛纺品、食盐等土产被禁止运出。加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战时物资缺乏、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已是不可否认的一般规律。因此，边区集市不仅要基本满足小生产者日常交易需要，更大程度上也要面对物价恶性上涨、金融不稳、财政收入流失等局面，并相应地提出解决方法。下面我们以抗战时期延安市物价指数表[7]434为蓝本，经过一定数据处理反映当时状况。

表3　延安市物价总指数表(1937—1945) 基期：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100

1941年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边区物价呈跳跃式增长趋势。但边区市场混乱现象也随之萌生。经济学认为，在一个经济体内，物价指数年均增长率在10%至100%之间，则经济中存在恶性通货膨胀；若超过100%，则为超级通货膨胀。上图可明显地看出1941—1945年间延安经济一直笼罩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在1942—1944年间甚至一度出现了超级通货膨胀，这曾给延安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重创。但在战时经济环境大背景下，以及物资极度匮乏、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初建立不久、外部经济封锁等条件下，并没有出现像一般情况下财政体系垮塌、经济金融崩溃的局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以下几点：首先，受法币跌价及友区物价上涨的影响，边币与法币比价应声而涨，经济基础和交通条件本已较差的边区自然物价也会跟随上涨；其次，经济封锁阻碍边区与其他地区的商业交流，从区域性市场过渡到内部市场，交易量随之减少；再次，出入口贸易与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外界大量倾泻迷信品、奢侈品至边区市场，而边区对外产品多以少量初级工业品和大量的工业原料为主；最后，在边币发行额激增的同时，商品流通量缩小，边币用途缩窄。针对种种困境，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出以下几点应对措施：“第一，加强土产运输工作，使土产能大量输出，来抵销入超，同时减低商品的成本，使得运出不会亏本；第二，主要在于加紧生产，使边区迅速由大半自给自足走到完全自给自足；第三，财政上开源节流，保证财政的收支平衡；第四，加强边区的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7]468但在1941年这一年中，各单位的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只能依靠独立分散经营方针，解决组织内部工作日用需要及职工穿衣吃饭问题，无法使贸易局统一管理。另一方面，市场上微观群体的需要伴随外部政治环境的变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已变得微乎其微。1942年10月西北局召开高干会议谋求解决徘徊期难题，1943年边区物资局成立，隶属边区政府财政厅，下辖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光华商店和原有贸易局，统筹规划，提出方针：“大量推销土产，换取必需的物资和外汇，限制消耗品、迷信品进口，以相对稳定的金融物价，保证供给，支持财政，发展国民经济，求得出入口平衡，对内贸易自由。”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了边区财政收支正常，生产生活持之有效地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集市总体呈发展趋势，这是在特殊环境下由政府政策刺激，依托一定的制度取得的繁荣。它基本保障了商品流通、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的体系化市场，在维护其正常运作的同时也带动了区域内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关方面的发展，促使战时经济平稳恢复过渡，同时提供了农业生活所需的成品、半成品，为工业提供大量原料品和初级制成品，拉动了公路建设。作为覆盖内部市场及周边区域市场的网络体系化集市，已不单单是个别孤立化的单一市场，它连接了陕北、陇东、晋西、宁夏等地区的商业来往，带动了围绕边区附近的国统区经济，为支持抗战、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边区政府针对边区集市制定的调剂政策和制度，为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调控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