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国民党军队引进党代表制度，原具有对军队进行政治训练和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双重意义。黄埔建新军，就是要建立一支明了主义、绝对服从革命党领导、能与国民相结合的武力，并能进而属于国民的武力。但在其实施过程中，未能很好地实现其目的。这支军队反而成为蒋介石夺取党权的工具，未能摆脱变成军阀部队的命运。
党代表制的引入，本来就兼有改造旧军队的目的。戴季陶认为，此乃孙先生鉴于以往在革命政府辖下各军，或从旧官僚转化而来，或起身草莽，受过正式教育者，在思想上也是莫衷一是，要把这种纷杂的军队，统一在党的组织号令之下，只有借用苏俄的党代表制度，统一各军的意志，使军令确实统一于党，而不复归私人的军队。
事实上，革命军的大发展，革命事业的成功，也离不开对旧军队的收编和改造。但国民党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一点已被国民党军队屠杀人民群众的行为和自身内部的军阀混战所证明。
这一时期，党代表制的作用远不像很多回忆录中记述的那样有效。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发展成危机，进而被废弃。原因在于它没有在军队组织上起到体现党权高于一切，更没能在军中树立起这样的观念。虽然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一系列的条例，企图在法理上保证党权对军权的控制，但当党权受到军权挑战时，国民党中央不但无力反击，反被军权控制。结果，党代表制被严重削弱。当军队与党权渐行渐远时，它无力阻止形势的恶化。收编旧军队，国民党有时连军队党权一并奉送。即使由国民党中央派出者，因为国民党自身的弱点，也难达到改造的目的。
党代表作用的充分发挥，从根本上说，有赖于背后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严密的政党。但国民党即使在改组后，也算不上这样的党。党组织根本无力控制有力的党员，也无力控制党员领导的军队，蒋就是一个典型。党要改造旧军队，任命与原军事长官有关系的党员做党代表，原也无可厚非。但因为组织不严密，国民党很多党员只是在组织形式上入了党，本身却是军阀代表，甚至就是军阀。他们不能忠实执行党的命令，仅能起一个符号的作用。有些党代表虽忠实于党，但软弱的党组织却不能给他们以必要的支持，工作也难有成效。一旦军事主官反动，他们不能执行党代表条例赋予的职权，控制不了部队，只能逃离。国民党吸收党员，“不注重入党后之改造与训练，所以一个党员在未入党之前与既入党之后，他的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分别”。
北伐时，国民党把一些旧军官收编进党内，又不能通过组织措施给予改造，只能坐视党代表制的失败。
国民党军队党代表制度的失败，人的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一个新制度初建的时候，尤其它还与传统观念相对立，强有力人物的大力支持，是保障制度生存和渐渐渗透到观念领域去不可缺少的要素。国民党自廖仲恺被刺后，党代表制失去了强有力人物的支持。而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蒋介石，则随着地位的变化，视党代表制为夺取最高权力和控制军队的障碍。
注 释：
①见徐勇: 《孙中山的军事理论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徐万民:《孙中山联俄与黄埔建军》，徐万民主编:《孙中山研究论集——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③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④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3页。
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⑥李奇中:《回忆黄埔军校时期的邓演达先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1— 52页。
⑦《国军政工史稿》第一编，第219页，转引自林玲玲:《廖仲恺和广东革命政府》，（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5年版，第302页。
⑧《黄埔军校史料》，第180页。
⑨方鼎英:《我在军校的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73页。
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4年7月第2次印刷，第268页。
⑪《蒋介石年谱》，第272页。
⑫《蒋介石年谱》，第272—273页。
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⑭陈福霖、余炎光著:《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⑮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⑯《蒋介石年谱》，第346页。
⑰[苏]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⑱《蒋介石年谱》，第274页。
⑲《蒋介石年谱》，第275页。
⑳《加伦在中国》，第108页。
㉑《加伦在中国》，第108页。
㉒《加伦在中国》，第107页。
㉓《加伦在中国》，第208页。
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5页。
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大事记（1926年）》。
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126页。
㉗《黄埔军校史料》，第139—142页。
㉘《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 45页。
㉙转引自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㉚《蒋介石年谱》，第556页。
㉛《蒋介石年谱》，第644—645页。
㉜包惠僧:《大革命时代在黄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72页。
㉝《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99页。
㉞何崇校:《难忘的岁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349页。
㉟《蒋介石年谱》，第795—796页。
㊱《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㊲《蒋介石年谱》，第462—463页。
㊳包惠僧:《大革命时代在黄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53页。
㊴《蒋介石年谱》，第560—562页。
㊵《蒋介石年谱》，第560、第553页。
㊶《萧劲光回忆录》，第45页。
㊷《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84页。
㊸郭沫若:《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㊹《蒋介石年谱》，第605页。
㊺《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90页。
㊻《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90—291页。
㊼《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94页。
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及党代表条例令》，转引自吕芳上:《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辑，2002年版，第153页。
㊾《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663页。
㊿《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28—829页。原文记录为“不相当之人才遂不能用”，明显与上下文意思冲突。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99页。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28—829页。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313—314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18页。
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3—314页。
季方:《黄埔散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12页。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黄嘉谟:《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第73—74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大事记（1928年）》。
转引自林玲玲:《廖仲恺和广东革命政府》，第302页。
《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原刊《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