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束语

明人史料笔记作者的史学意识十分强烈，如焦竑“自束发，好览观国朝名公巨卿事绩，追滥竽词林，尤欲综覆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此为史职”。［17］2叶盛“留心掌故，于朝廷旧典，考察最详”。［15］5部分作者还特别留意史料的真实性，并做了艰苦的考证工作，其谨慎求实的史学精神跃然于纸上。如黄瑜著《双槐岁钞》，“得之朝野舆论，必证以陈编确论，采自郡乘文集，必质于广坐端人，可疑者缺之，可厌者削之”［18］1，朱长祚著《玉镜新谭》，更是“录用章奏，字字俱从邸报，邮传，不敢窜易一字以欺人”。［19］3其所记内容也紧追时代步伐，反映时代特点，其史学价值理应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然自清以来，对明人笔记缺乏客观评价，遂使其价值一再受到贬低。此处罗列前人贬低之理由做简要评述，不足之处，尚请方家教正。

首先，关于明人笔记的“学无根柢”问题。此说最早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总序。此后，凡涉及明人笔记的学者均持此说，而对这种说法产生的前提却无人论及。其实，清初文网深刻，大肆毁灭明人著作正是这一政策的结果。其所论之学亦并非单纯学术问题，而是上升为政治上的是非。笔记既无严格体例，又不以宣扬封建礼法为核心，难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故其评价难为确论，后世更不能据此为依据。

其次，关于明人笔记的“因袭成风”问题。笔记大多因事，因时而记。而学者交往，或书籍流传，多对著者产生影响，故收录别人著作中的片言只语甚或某篇文章，原不为奇。如广受好评的宋人笔记，其中辗转抄袭者亦十分浩繁。刘叶秋先生对此有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明人史料笔记载籍既繁，难于条析，其中既有作者的所见所闻，亦有道听途说，更不乏志怪迷信之妄言虚语。其中珍贵而准确的资料足以释史，其风闻而谬误的记载却足致乖论。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谨慎取舍，万不可盲目征引，以免为其所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