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北为什么会爆发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呢？
陕北地区气候干旱，土地贫瘠，丰年刚刚可以维持温饱。榆林地区土地沙化严重，风调雨顺年景每亩地产量不过一斗半即六十斤，以一家五口计算，一家需耕种25—30亩地。在榆林稍可耕种的地方，人烟稠密，如镇川渔河、米脂西川（子洲1人均土地都不及3亩土地，丰收之年仍难以解决温饱。地理条件越恶劣，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就越重。佳县的地租非常高“地租高达十分之六”，［2］25绥德地主地租已经收到了“倒三七”，即农民收入的70%交给了地主。陕北的许多地主征收货币地租，陕北粮价一直很低，遇有荒年灾难一斗米也不过五毛钱，农民只好借高利贷“利息至低三分，即一毛二，行利上起利，盘剥更甚”［2］25。在吴堡农民被迫提前征收了租税，有些提前数年，有些则提前一代人，［2］1造成这里农民世代贫穷。
赋税更加沉重，清末有各种名堂的税收，鸦片烟款、烟囱税、土地税，农产税、交易税等，仅神木县的鸦片款就要缴纳三四十万至七八十万两，［2］3陕北农民把这一项税收叫“刮地皮”。
当时榆林城的民众生活非常艰难。“丰年，不缺小米，即上升户。平年，不缺沙米，稗子，也是上升户。歉年，不缺沙蓬、棉篷子，即可免求饿死。中农以下，每日以山药蛋，沙米稀饭（草籽小米稀饭加上些南瓜就是好饭。”［2］33自然条件差，负担重，成为陕北人民反抗的主要原因，反对清王朝的统治，成为启蒙思想传播的社会土壤。
陕北地处蒙汉交界地区，历史上民族矛盾本来较复杂，亲蒙抑汉，是满清政府的一贯政策。加之帝国主义势力在陕北地区的渗透，使得这里的民族问题更加突出。
在蒙人之地，郡王旗、航锦旗、鄂托克等地方，汉人逐渐移入，改变了这里的居民成分，一些地区，汉人多达四分之三，汉人与蒙人的杂居，使得这里的蒙汉划界无法进行。清末民初，蒙汉地界纠纷，以府（府谷）、神（神木）、榆（榆林）、横（横山）、靖（靖边）、定（定边）六县为中心，曾发生过许多纠纷。“靖边、定边两县因庚子教案杀洋人赔款，把蒙汉两方境域被划入赔款地区。初为互相推诿责任，图少赔款负担，互相纠纷。继因法、荷、比、西外国传教士久住，利用不平等条约，把租借地尽量扩张，而造成中国境内的小外国，横行不法，挑拨离间。因而，三边的蒙汉境界纠纷，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干涉蒙汉政权，挑拨蒙汉团结……”的结果。［21］20清朝政府处理这些民族问题，多偏袒蒙古人，而汉人的生产方式又较蒙古人先进，他们善于经商，在许多贸易往来中，汉人边客从蒙人那里获利颇丰。陕北流行语“边客请鞑予，还是捉的吃鞑予”［1］3。突出的民族矛盾，成为反对清王朝主流思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成为陕北人民的心声。
陕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成为陕北近代启蒙运动的又一重要条件。陕北地处蒙宁甘晋冀五路通衢，边地贸易跨省贸易非常活跃，这也成为陕北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蒙地的羊毛、羊绒、羊皮，内地的茶叶、丝绸、瓷器，本地的甘草红枣、池盐、土产都是贸易的主要商品。府谷、神木、榆林、定边、靖边等县的商人掌控着这里的商业贸易，他们在太原、北京、包头、银川都有自己的分号。府谷县之商业命脉操纵在县城的几位大商人之手。神木“县城的大地主商人把持县政及一切，其资产在陕北各县比较，可与榆林、米脂、绥德、府谷数县相抗衡，动产不动产值十万至百万者也有其人。其他各县之‘财阀’亦难望其项背”［2］3。榆林人尤其擅长与蒙古人做生意，榆林的大边客，把奢侈品卖给蒙古王公，蒙古王公的牛羊、财产有时就被边客控制，榆林大的边客甚至可以干预蒙古人的政治决策和王位继承。榆林小的边客，也可垄断蒙古人的日用百货贸易。边客贸易，后来与天津的外国资本结合，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方向。
定边县的商业特点是，商业几乎都是由外省人经营，本地老户不屑经商营利，尤其是山西人操纵了定边的商业贸易。“布商为山西人，皮毛商为河北邢台一带商人和陕北榆林、镇川商人，日用品由山西、关中人经营，药材由关中人经营。资本大者有数十万至百万元，集中于定边及安边。东通太原、邢台、天津，西连宁夏、兰州、新疆。全县金融完全操纵于商业资本家之手。本地大地主，多开手工业油房。”［2］4辛亥革命前，陕北的商业贸易已经与全国同步，形成了榆林、定边、绥德等商业交易中心，陕北人美其名曰旱码头。
陕北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手工业门类齐全。安塞县在陕北属于小县，工匠的种类有：毡匠、皮匠、铁匠、木匠、石匠、泥水匠等。当时号称“小北京”的榆林城，“城市中手工业者，金、银、铜、铁、锡、匠、油漆、画工、马鞍、掌匠、毡匠、裁缝、蒙汉医生、牙侩、通事、珠玉、箱柜桌、木匠、石匠、泥水匠、染匠、皮匠、毛毛匠等行业类别有制糖、制粉、榨油、烟酒、织毯、制鞋、制蒙古靴业等，社会服务业有兽医、星、占、卜、巫、媒、产婆……还有很大的两类：饮食业、食品业。裁缝、鞋匠、饮食业三行从业人员最多。［2］34从榆林行业门类来看，非常齐全，不亚于当时中国的其他地区。
陕北黄河环绕，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河运。黄河运输业成为陕北较大的产业，沿黄河各县都有很多人从事运输业。他们建立了陕北与山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沟通。内地无法行船的地方，就有赖于陕北脚户送货到站。府谷、佳县、吴堡、延川、宜川筹县艄公人数几百上千不等，这些人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圈子，他们较一般的农民有组织、有纪律、有反抗精神。他们成为陕北地区内外信息的传播者，也成为新思想的宣传者。
陕北的中部县（今黄陵）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陵寝所在地，一个朝代建立之初，统治者都希望告慰始祖，希冀先祖保佑自己统治顺利进行，保佑国泰民安。每当民族危难、异族入侵时期，这一地方就成为凝聚民族情感、激发民族斗志的地方。清末人们频繁祭奠黄帝，以此来达到团结中华民族、驱逐异族统治和入侵的目的。在陕北的历史上，这种谒陵祭奠的活动非常多，从汉唐到明清，这种祭奠一直没有中断，这种祭祀活动就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誓师和基层动员了。这一活动也成为陕北启蒙运动的重要形式和文化特色。
陕北人富有斗争精神，在清朝末年，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种斗争精神越显突出。榆林、绥德、米脂县从历史上就是贫瘠的地方，但是这里的文化并不落后，清朝这三个县“科举中出的翰林、进士、举人、拔贡不少。秀才在绥德因为人多，而不值钱，也不稀罕。所以出的官吏也多，统治阶级的附庸人物多。做官的，最小的是县官，州府道台也比他县多”［2］15。由于他们许多人曾经是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能够识破，所以他们经常起来承头闹事，而且都是进行合法的反抗，民国时米脂的官员感叹“米脂的县长难做，绅士厉害，不好惹，不好放手刮地皮”［2］15。这里的人民最具反抗传统，明末李自成起义爆发于此清朝末年，米脂西川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收缴烟囱捐的运动，这些斗争局部取得了胜利。［3］320就是陕北人这种反抗的意识，成为启蒙运动思想传播的基础，他们很容易与资产阶级先驱们产生共鸣，达成一致，理解并拥护他们的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核心思想。
陕北的地理位置，陕北的独特文化，加之陕北社会的变迁，为陕北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创造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