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陕北的启蒙运动，发轫于开办新学。

近代陕北的历史上有过两次办学高潮，一次是清朝新政时期的改书院为学堂；一次是辛亥革命后的，改学堂为学校。两次办学都是陕北革命的启蒙准备和前奏。前一次，是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武器和奠定了革命基础。后一次，为马克思主义在陕北传播创造了条件，为陕北新的革命准备了思想武器和群众基础。经过两次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陕北就当之无愧地成为革命的中心地之一。［4］408

庚子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外国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良知的、有知识的中国人都在积极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他们寻找的最好出路就是办学，教育救国。陕北的仁人志士也是从办学开始来拯救民族拯救国家。

1901年年初，清政府下令开办京师学堂，着各省设立高等学堂，各府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于是一些新式学堂在中国出现了。新式学堂的设立，并没有挽救清政府的没落，但在平静的校园里却开始涌动着革新的潜流。

1902年，陕西省开始开办新式学堂。省城西安设立了陕西高等学堂，又将关中书院改为陕西优级师范学堂，将原武备特科与随营学堂改为武备学堂，后来改为陆军小学堂。渭北三原县的宏道书院、泾阳县的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合并为宏道高等学堂。至此，陕北人不仅有了去关中求学深造的地方和机会了，同时也有了办学的样板和参照。与此同时，陕北也吹来了兴建新式学堂之风。榆林府将过去的榆阳书院改为榆林中学堂。延安府于1904年由知府赵普昔将和鸣书院改建为延安中学堂，后来又设立中等农业学堂。这些学堂多属于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等学堂则相当于高级中学。

各州县也在此时纷纷设立学堂，但各县只能设立小学堂。肤施县设立最早，光绪十七年(1891)就由知县田树楞将金鸣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后来又在知县的主持下开设了两历初等小学堂，一所就设在高等小学堂内，另一所设在延安城的马神庙内。最北端的府谷县设立学堂较晚，光绪三十二年(1906)才在原县学的基础上设立高等小学堂。米脂县属于文化发达的县城之一，明清时的绸川书院名震陕北。米脂中举人数较多，在外做官的也多，与外界联络较广。当西安始设学堂之时，米脂也将绸川书院改为绸川小学堂，几乎与省城同步。怀远县（横山县）知县章春芳将岩绿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安定县（子长县）1903年将设在城内的文庙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安塞县也于同年设立了小学堂。［4］409到1906年，陕北各县都在原基础上建立了学堂。这些新式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一场教育革命的开始。

新式学堂的经费仍用原来书院和学府，县学的经费有些还得到乡绅官吏的赞助。从经费的来源和管理体制上几乎看不出学堂与旧书院的区别，但是，这毕竟是新世纪革新的产物，它不再是科举制度的附庸，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对经史的颂习，不再要求单纯的章句文字功夫，不再做那些禁锢智慧的八股文，教学的方法也不再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学堂的教育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学堂设为三大类：经济、军事和师范。学堂内部开设的课程与日本明治时期学堂所开的课程相类似，有经史、国文、地理、格致、算学等主课，另外还有图画、体育和唱歌等辅助课程，有些学堂还开设了修身化理课。虽说以经史、国文为主，但其他课程丝毫不能偏废，有专门的老师授课，成绩不合格不能毕业。这些课程的开设为学生开阔了视野，让学生认识自然，了解社会，懂得自身的责任。教学的方法上也有变化，打破了传统的学习方法，还聘一些思维敏捷、讲授风格活泼的教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理解所学知识，掌握其中精髓，不再强调死记硬背。陕北的学生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他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祖辈不知道世界几大洲，他们知道；他们的祖辈不知道法兰西革命，不知道明治维新，他们知道；他们是全新的一代。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传播土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勤奋学习，努力探索，有的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和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