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开办新式学堂造就了一支接受西学的反清力量，那么派遣留学生则是造就了一批领导反清力量的骨干。庚子年（1900）后，全国派遣留日的学生很多，而陕西较为保守，只有两名。后来，陕西省决定在陕西商业学堂、三原宏道学堂和师范学堂选拔30名学生，官派赴日留学，学习农学、森林、畜牧、矿务、法律、税务和路工等科目。

当时的这三个学校维新思想盛行，陕西学子大部分是康梁理论的信徒。他们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暴虐，抱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赴日留学。30名学生有三位是陕北人：榆林的张季鸾（又名炽章）和张崇基叔侄俩，还有宜君的杨铭源，其中张炽章最有才干。

张炽章，字季鸾，祖籍米脂，后迁居榆林，幼年求学于榆阳书院，秉性聪颖，勤奋好学，表现了突出的文学天赋。父亲去世后，被延榆绥道台陈兆璜看中，资助其到关中求学，张遂就读于宏道学堂，后来被举荐赴日留学，时年仅18岁。在日本求学期间，他刻苦钻研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开始倾向民主革命。

早已到达日本的井勿幕，受到孙中山的影响，首先参加了同盟会。他受孙中山委托在陕西籍的留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在他的影响下，陕西学生有十余人加入了同盟会。经过半年的工作努力，大家一致认为建立陕西同盟会时机已经成熟。1906年6月的一天，陕西同盟会分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陕北三位留学生成为第一批会员和分会的骨干。同盟分会一成立，马上开展工作，发展吸收新会员。米脂人高祖宪公派出国考察期间，也加入同盟分会，并成为理论骨干。米脂留学生高耆卿、绥德留学生马师表也先后加入同盟会。这样，陕北的六七位留学生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积极参与革命的宣传工作，将陕西特别是陕北作为宣传革命的主要阵地。陕甘留学生创办了自己的宣传工具《秦陇》杂志。由于办报经验不足，开始没有明确的办刊宗旨，将思想较为保守的张孝慈（安康人）、杨思（甘肃人）选为主编，撰稿人是清一色的进士。张杨二人自己无力撰稿，对其他人的稿件又吹毛求疵，眼看发行日期将近，杂志稿件尚无着落。危难之中，两位编辑竟不辞而别。总经理党积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恳请与自己交谊甚笃的米脂人高祖宪出任主编，全权负责一切编务工作。高祖宪是陕北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中也颇有影响。他家住在米脂城内东街，出身书香门第，16岁时求学于泾阳味经书院接受了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1906年，高回陕北创办了绥德学堂，任监督职，以“勤掌爱国”为教育宗旨。他时常以”崇文崇理，尚实尚武，为爱国之志士，任救国之前驱”教导勉励学生。1907年他带领马师表等十余名学生东渡日本留学，为陕北教育史上的一大壮举。这十余人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并大多数都加入了同盟会。高祖宪回国后，在同官（铜川）、宜君、延安、米脂等地勘察，筹划在宜君建铁厂，制造兵器，为革命暴动做准备，还计划在延安、米脂建立牧场，保障军马的供应。他被聘为《秦陇》的主编后，立即投入组织领导工作，或主动约稿，或亲自撰稿。《秦陇》在他夜以继日的努力下，终于问世。由于留学生中派系太多，《秦陇》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08年2月26日，留学生组织并创办了陕西同盟会的会刊——《夏声》杂志，张季鸾被推选为编辑。因为张的两鬓多白发，常以少白的笔名发表文章，《夏声》每期几乎都有他的大作。《夏声》杂志密切注视着国内的形势，与陕西人民的反清反帝斗争遥相呼应，为西潼铁路保路风潮和延长油矿保矿运动呐喊。《夏声》杂志还刊登了井勿幕的《20世纪之新思潮》一文的节录，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基础知识，对陕西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夏声》是陕北启蒙运动的喉舌，陕发表文章呼吁人民觉醒，“虽然，凡人敢以奴隶待我者，皆己甘居于奴隶之地位。世界之好市场好山河，非第中国独具，胡我不要挟于人，而人偏咸集于我也！有放弃其权利者，斯即有延揽其权利者。弱肉者，强食者，天演之公例”［5］。他主张大力发展西北实业，用事业来拯救国家。特别是铁路“叱咤风云，奔驰雷电，脱出天地自然之束缚，横行阔步于高天厚土之间者，此岂非我十九世纪文明进步之光景也哉”［5］？进入铁路时代就可赶上西方列强，为此《关陇》发表了民气《论铁路与西北之关系》的文章。［7］杂志还不断介绍外国的经济学家，其中提到最多的是亚当斯密，使得国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学说有所了解。在他的文章中呼吁国民要发愤图强，“自黄帝以来，代以征服外族，保卫民生为非常之荣誉，以见侮于异族，为其所征服者，号为大羞，以讨国人”［8］。“大吾华夏之名，树吾独立之帜，以与列强相见于戎马玉帛之间，则庶乎其对于古先祖考而无愧也。”［8］《夏声》等杂志在东京印刷好，再伪装成教科书寄回到西安的公益书局。公益书局是同盟会创办的一个通讯站，在这里，重新将《夏声》装订成杂志分发出去，一般情况下通过陕北在关中的学生携带回陕北，散发到各学堂。［6］41

在《夏声》创办的同时，张季鸾、张崇基叔侄俩还自筹经费，创办了一本名为《陕北》的杂志。［6］41该刊为陕北的百姓呐喊，呼唤他们同乡的觉醒。杂志通过重重关卡，由日本东京伪装寄回陕北学生手中。

此时的陕北学生们，已从这些革命鼓吹者的文章中了解到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专制应该打倒、共和国应该建立等革命的理论。陕北再不是过去的陕北，学生们再也不是过去的书呆子。在陕北偏僻的学堂里，人们开始辩论理论问题，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机。他们开始考虑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统治，以此来拯救陕北人民及全国人民脱离苦海。他们理解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真正意义。

陕西留日的学生，不仅带回了新思想、新观念，而且带回了新的生活方式与物质文明。米脂城外几十里的杨家沟，有一座罗马风格的陕北窑洞，它的主人就是近代留学日本的马祝多，他就是将外国生活方式带进陕北的典型，米脂也有人娶日本人为妾者。［2］15留学生们也像马祝多一样，将学习到的先进技术、领会到的先进思想、吸收来的外部文化尽力付诸陕北的改造与建设中，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奇妙新颖，其特色犹如马祝多的新宅。旧瓶里装进了新酒，新酒沸溢翻腾，可能冲破这古老的瓶体。

张炽章、杨铭源、高祖宪等从陕北这块土地上成长的知识分子，进而求学东瀛，探求真理，宣传革命，成为陕北当之无愧的启蒙思想的领导人，有的甚至成为国民革命思想家和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