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有关铁良南下所代表的中央集权的成效问题，至今有两种主要意见，一种认为铁良南下的成效不大，财政方面以何汉威为代表，军事方面以鲍威尔为代表；另一种则认为铁良南下严重削弱了东南督抚的势力，在财政和军事方面的影响都非常大，以宫玉振为代表，刘增合的八省土膏统捐研究亦予以有力支持。这两种看法各有所见，但尚有待区别整体通观和局部分疏的不同。

总体而言，铁良南下是朝廷在中央政治权威已然削弱的格局之下，借着江南制造局迁移的事由，实际伸出来的针对东南各省督抚权力的中央集权触须，它只是试探性的，重要督抚（比如张之洞）的缴款应付和连声抱怨，就足以迫使朝廷迅速退缩了。这与清季随后也是最后几年兴起的大规模的政治举动，比如针对行政局所大肆扩张的裁并与改设、㊽针对地方赋税钱款的财政清查，㊾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能够解释，1904年至1906年被视作中央集权代理人的铁良何以在日后反而流露出批判中央集权的倾向。当然，尽管铁良持重稳健，但其精明强干，通过重新制定八省土膏统捐的财税分配方案，仍为中央攫取大量地方税厘提供了渠道；通过比较严格的军事视察和校阅以及配合以相对严厉的奖惩机制，仍然有效整顿了新军事制度。这无疑激化了统治阶层的诸多内部矛盾，对此后清末政局的历史影响是极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