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村集市和城镇集市都有各自规定的开市时间，并且覆盖着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我们把前者称为集期，后者称为集市受益范围。以绥德为例，“螅镇逢集有八千人之多，逢四、九；石岔不到三十户小口岸，每月进出口货物很多，集是逢二、五、七、十；米脂逢五、十；桃镇逢四、九；龙镇逢三、八；义和逢一、四、六、九；枣林坪逢五、十；辛家沟逢四、九；定仙堰逢二、七；吉镇逢二、七”。[5]401-402要指出的是，集市开市频繁并不一定证明此地商品贸易繁荣，相反考虑到边区地形结构复杂、人口密度较小、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因此需要有集期较为频繁且覆盖范围广的集市满足人们的交易需求。上文从宏观角度横向说明集市的设立、市场位移和开市频率，下面笔者从微观角度，纵向剖析构成集市的两大因素：交易人和交易物品。

在边区集币交易中我们通常会碰到以下几种商人：1.流动商贩。这类商人大多是挑担穿梭于各村集之间，且交易方式大多处于物物交易。2.有固定店铺的行商，也称坐商。旧有的延安十大家商人因为边区的货币政策、外汇限制及对外贸易的管理，失去了原有的消费群体，集体迁至西安。剩余的中小商人受益于政策倾斜照顾，逐步成长，重新划分原有市场份额。3.牙行。牙行是传统贸易中大宗货物交易的中间人，在边区通常为骡马大会中的牙人或是市镇交易中的过载栈。其经营方式是“边区之外的客户与脚户，运货来延安时，通常住在过载栈，向外批发。栈内有一定的行市，每日挂招牌，货物卖出时栈家取‘佣钱’（一般情况是二分仰）”。[8]4.边客。边客是陕北地区从事边境贸易陕蒙贸易群体的统称，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他们通常是将牧区的牛、马、羊及其附带手工加工品带入边区销售，同时将边区的食盐、布匹等土产流进牧区。在有的情况下，他们也充当牧区商人在边区的中间代理商。以下节选延安市场商店种类及其资本利润数据和延安市商业历年发展概况表[9]210-215说明当时整体市场运行状况。

表1　延安市各类商店家数人数资本利润数比较统计表（节选）

表2　延安市商业历年发展概况统计表

据以上数据可得，边区市镇贸易中的商业群体大多数是中小手工业生产者，主要围绕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所需，对农产品进行初级加工，是初级的原料品市场。应说明的是，商铺种类还包括：成衣铺、药铺、鞋铺、理发馆、皮坊、麻绳铺、瓷器铺、文具、蒸笼、油漆铺、洋车铺、银楼、铜匠、染坊、镶牙、修表行等。该市场所提供的制成品部分是参与农业再生产，部分是满足生活中物质需求；而一般工业制成品较少，主要是毛纺品和皮革加工，如皮坊，更没有现代化商业的分类经营的状态。再从利润率和资本额的角度上看，投入数量较多，盈利率较大的多为杂货铺和过载栈，这类群体在战时大部分已施行完全公有制化或是参加合作社合作经营，除此之外没有公有和集体资金参入的小经营者，资本额低且利润率所占比率较轻。

当时，随着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各地集市都已成增长趋势，专业化市场也因之形成。如定边九月的骡马大会，“于旧历九月十五日起会，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蒙古族同胞骑着快马跑着牲群，混杂在各地边客之间，纷纷前来。南路镇原等地脚户，亦赶来骡子，运来布匹，准备换来大批牛马及骆驼。会场中心形成西北两条街道，毡、毯、帽、鞋、皮毛、布匹、铜器等，各样小摊应有尽有。靠西南角税局临时搭一布篷，专门办理牲畜过境等级、货币兑换”[10]。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通常来说，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经济结构的迥异决定着该区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但在抗战时期，边区政府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政策，对边区社会经济面貌产生了较深刻的改变，作为调控手段的制度及政策，是战时本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截至抗战结束之际，边区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农林土地类11项、金融类8项、税务税收类27项、商业贸易类12项、经济管理机构及社团类8项、财政公债类4项、工业交通类7项、债务类1项。”[11]不论是新建或恢复集市，相关地区政府都会在此之前选定成立集市筹备委员会，“负责管理街市建设，集会筹备等工作”。通过对于集市的管理，加强了城镇与农村的联系，使农民能够有计划地生产与消费。正如有关史料记载的，“界河上在建集以前附近群众到典县或岢岚城内赶集往返费三四天功工夫，误工很多。在驻军与政府长时期的布置，新建集市后，每集去的人很多，粮也很多，这种做法，应该推广”[11]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