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使“北约”瘫痪的间谍教授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约”的秘密文件源源不断地流往苏联，西方世界部署在华沙集团的间谍网络被破坏。对苏联而言，“北约”几乎已经不存在秘密。
造成这一切的克格勃间谍汉布尔顿，是英国经济学博士，加拿大拉法尔大学经济学教授，一位拉丁美洲问题的权威专家。因其卓越的贡献，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与他会面。在西方间谍中，汉布尔顿是唯一得到过此殊荣的人。
在加拿大渥太华有一条名叫拉斯金的幽静街道，汉布尔顿的家坐落在街中间。这是一栋小巧玲珑、质朴大方的砖瓦房，1922年5月4日汉布尔顿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乔治·汉布尔顿是英国人，在法国一家加拿大报社工作，汉布尔顿在法国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汉布尔顿的母亲是爱尔兰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非常关注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家里总是高朋满座。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和加拿大社会名流在此自由畅谈，大发宏论。汉布尔顿在孩童的时候，母亲就给他规划好了理想的人生。在母亲心目中儿子应当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心胸开阔、意志坚强，并具有挑战旧世界的勇气。在母亲的影响下，年轻的汉布尔顿立志成为一个大人物，一定要出人头地。读中学的时候他曾对自己的姐姐说：“要使自己变得重要，要让更多的人注意你，只有重要人物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1949年4月，一个春天温馨的夜晚，贝西·汉布尔顿夫人又在家忙于招待四方来客。今天在众多的客人中有一位苏联人受到她的特别关照，他叫鲍罗廷，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这位年轻人彬彬有礼、举止优雅、谈吐大方，颇有绅士风度。贝西·汉布尔顿夫人非常欣赏鲍罗廷的才华，觉得如此年轻优秀的人物有必要介绍给儿子认识。
鲍罗廷的真实身份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负责国外情报的第一总局的官员。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网刚刚遭到彻底破坏，他到加拿大的任务就是发展苏联情报机构在加拿大的间谍网。其实鲍罗廷已注意到汉布尔顿，那天汉布尔顿和鲍罗廷谈得十分投机。后来，鲍罗廷又打电话给汉布尔顿，约他出来喝咖啡，他们沿着尼多运河边的小径散步，无所不谈，鲍罗廷觉得汉布尔顿做一个间谍有很大的潜力，心里已把他列为重点发展对象。汉布尔顿也觉得两人特别投缘，愿意向他倾诉自己的心事，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汉布尔顿表示愿意为苏联做些事情，希望今后与鲍罗廷有合作的机会，共同做一些大事。
1951年，鲍罗廷突然从汉布尔顿的视野中消失了。
1953年，汉布尔顿去了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准备将来做一名经济学家。此时，汉布尔顿已经结婚成家，与夫人居住在巴黎远郊的一座别墅里。
1956年，汉布尔顿即将结束学业。一天，两位来客叩开了汉布尔顿的家门，其中一位就是鲍罗廷。当时，汉布尔顿又惊又喜，热情地与鲍罗廷拥抱在一起。寒暄之后，鲍罗廷向汉布尔顿介绍了自己同行的客人——保罗，也是一位苏联人，汉布尔顿一边热情地与保罗握手，一边把客人引进了客厅。
当年，鲍罗廷调离加拿大去了英国任职。但克格勃对汉布尔顿的关注一直没有放松，并有专人负责记录汉布尔顿的行踪。现在汉布尔顿硕士快读完了，到了与克格勃合作的时候了。
鲍罗廷问起汉布尔顿今后的打算，汉布尔顿说打算继续攻读经济学，伦敦经济学院已经录取了他，准备去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16世纪西班牙的经济问题。不料，鲍罗廷哈哈大笑起来：“朋友，西班牙经济问题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研究，我看你应该更关心现实的经济社会，去做个有影响的大人物，这是你母亲的心愿，也是你的早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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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布尔顿并不是一名专业间谍，也并非收取金钱的“鼹鼠”。克格勃利用他在学术上的成功获得了大量机密情报。
汉布尔顿一愣，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鲍罗廷说：“伦敦经济学院可以晚几年去，目前，你可以先申请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只有去了那里，我们才能实现早几年在渥太华商谈的合作。”
汉布尔顿思路全乱了。看见鲍罗廷他们的口气不容置疑，他答应向设在巴黎的“北约”组织国际秘书处经济金融科申请，表示愿意到那里工作。巧合的是，汉布尔顿的父亲有一位朋友在“北约”经济部供职，以前常去他家，认识汉布尔顿。他见到汉布尔顿的求职报告便热心推荐，“北约”有关部门约他见了一次面，不久就通知他去上班。
作为“北约”组织的经济学专家，汉布尔顿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华约”各国和“北约”各国的经济情况，指出它们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潜力和局限。他们提供给“北约”组织的研究成果报告是“北约”政治家们做出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因而他可以接触到“北约”的机密文件，包括“北约”组织各成员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评价，“北约”组织各成员国军队的装备和物资、西欧国家的经济应急计划等，这些都是苏联极感兴趣的机密。但克格勃对汉布尔顿非常有耐心，保罗与他接触只是聊聊天，一起喝杯咖啡，有时也扯到汉布尔顿的工作，汉布尔顿也只口头讲些一般性的文件内容。克格勃的眼光和目标更长远。
克格勃心理学家对汉布尔顿进行了评估和分析，认为他喜欢适量的刺激，需要压力的胁迫。一次，保罗与汉布尔顿在西西里餐厅用晚餐，保罗还未开口询问，汉布尔顿习惯性谈起工作中接触的一些文件内容，当然，是一些并无多大价值的东西。保罗依然保持着微笑，说他非常欣赏汉布尔顿超人的记忆，随手拿出一张巴黎地图，位于东北部的7个地铁站被画了圈。保罗说：“我们需要更安全、更刺激、更智慧的约会方式。我们每个月见面一次，时间定在每月第一个礼拜的星期五，见面地点在地铁站，不管见到或没见到，下一次见面按顺序移到另一个地铁站。”听起来有些麻烦，汉布尔顿却很有兴趣，对约会非常重视。从此，地铁站的秘密会面，为约会搜集情报的准备，赶赴约会的紧张状态，这一切成了汉布尔顿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并乐此不疲。
一年多时间里，汉布尔顿以口述的方式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虽然机密情报甚少，但他对干这种工作很有热情。1957年秋，保罗在地铁站与汉布尔顿碰头后，他们走进车站附近的一座小教堂，保罗拿出两个纸袋，一个纸袋里装着2000美元，全是20~50元的旧钞；另一个纸袋装着一架莱卡牌的微型照相机和30个胶卷，足够拍1000张照片。保罗第一次对情报的质量提出了要求，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有价值的机密文件上。他让汉布尔顿以工作需要为名设法把文件借出来，下班偷偷地带回家，再用莱卡相机拍下来。
汉布尔顿迟疑了一下，接过了装相机和胶卷的纸袋，但不愿意接受美元，他说自己做这些不是为了钱。保罗笑笑，说你不必为苏联政府财政节省经费。汉布尔顿最后还是拒绝了。到下次见面的时候，汉布尔顿没有让克格勃失望，他交给保罗的两卷胶卷里有两份机密文件和一份绝密文件，都是来自“北约”组织地地道道的真货。
此后，“北约”组织的秘密文件通过汉布尔顿源源不断地流向苏联。保罗告诉汉布尔顿，他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总部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克格勃精心策划培植汉布尔顿用了七八年，现在到了丰收的时候，克格勃总部特地在巴黎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处理有关汉布尔顿的事务。
1958年，汉布尔顿与妻子离异，单身汉的生活更加无拘无束。保罗不停地向他索要情报，而且对文件的机密等级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北约”1970年军事实力目标规划的报告等。汉布尔顿还曾向克格勃提供了一份有关西方世界部署在华沙集团间谍网络的文件，这些间谍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由此造成一些西方间谍莫名其妙地在莫斯科被发现，使西方情报部门一直找不到原因。这一年，汉布尔顿向克格勃提供了大约800页机密文件，平均每天两页多，工作效率非常之高。对苏联来说，“北约”组织已基本无秘密可言。奇怪的是，汉布尔顿一直拒绝接受克格勃的报酬。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档案表明，克格勃一共支付给汉布尔顿1.8万美元。
1959年11月的一个阴雨天，汉布尔顿驱车到巴黎郊外，在一家汽车旅馆与保罗见面。保罗带来一只旅行箱，里面有一台专门为汉布尔顿特制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带录音功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频率，到了规定的时间，只要打开收音机调准频率就可将莫斯科的指令录制下来。此外，保罗给了他一个密码本，一次性的密写信笺和几本黄皮小笔记本。收音机记录下来的是4个数字一组的代码，在保罗的指导下，汉布尔顿很有兴趣地学习了密码和莫尔斯电码。
这事让汉布尔顿兴奋了好一阵子，如今可以直接听到莫斯科的声音，无需保罗这个中介，这让他觉得自己神奇诡秘、与众不同。许多年后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一想到能把收音机调到一个指定的频率上，同千里迢迢之外的莫斯科进行联络，接受到专门给我发来的电报，真叫人激动不已。”莫斯科确实也很看重他，送给他的收音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旦汉布尔顿遇到麻烦，比如身份暴露了，莫斯科可以通过收音机及时通知汉布尔顿前往他住处附近的街心花园，克格勃在那里有一个秘密投递点，汉布尔顿可以拿到一本护照，以及到维也纳后如何进行联络的信息。然后，有专人护送他经奥地利前往苏联。
汉布尔顿醉心于间谍游戏，间谍生涯满足了他的好奇心，虽然因怕被发现而产生的恐惧感挥之不去，但他还是喜欢窃取情报时的那种状态。他整天神秘兮兮的，不知在忙什么，很少关心老婆家庭。他与第二任妻子菲奥雷感情也日渐淡薄，吃完晚饭，就把自己反锁在书房，忙碌到深夜。菲奥雷与独守空房差不多。有一次，菲奥雷一觉醒来仍不见丈夫的身影，跑到书房门前，顺着钥匙孔往里瞧，看见汉布尔顿正用照相机拍照文件，当时惊出一身冷汗，她明白丈夫在干什么，从此不再过问丈夫的事，感情也更加淡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