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返回莫斯科
1985年5月17日，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克格勃总部的电报，命令他火速前往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职务。并被告知，克格勃主席、政治局委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和主持第一总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要接见他。
这封电报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奇怪的是电报对当时驻伦敦的苏联大使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波波夫触动很大。此人一向目中无人，以前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之间曾有摩擦，此时他立即抛弃前嫌，满脸笑容，慈父般地叮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同上司见面时该如何行事。
情报人员的第六感觉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事情可能不妙。盯着这封电报，他感到手心出汗，气闷心慌。听完波波夫大使一番忠告不久，莫斯科又来了第二封电报，通知他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谈话的题目。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一定是个巧妙伪装的陷阱。但他马上平静下来，进行自我安慰，是长期扮演双重间谍身份的压力过大让自己多疑了，也许在莫斯科等着他的只有桂冠。
5月18日，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伦敦的前一天，也是他三年来最忙乱的一天。他忙着为去莫斯科作准备，并且要准备好给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的汇报材料。下午他去了一趟布鲁姆斯贝里区的科来姆斯·菲尔兹公园，要将5000英镑转交给一个英国秘密情报人员。情报站的技术人员正在赶制特殊的工具，他们用成型纸做一块中空的砖。戈尔季耶夫斯基把包在塑料纸里的250张20英镑的纸钞放进去，将“砖”放进一个塑胶小袋中，然后带领自己的女儿玛丽和安娜出去散步，在公园里他和女儿玩耍的时候，偷偷将“砖”藏入公园北墙与小路之间的草丛中，内线会按指定时间捡走“砖头”。
5月19日，大使馆的那辆老福特车清早就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门前。他告诉家人，去莫斯科的时间不会很长，让他们安心留在伦敦。与家人辞别后，小车直奔肯星特·海依艾的希楚机场。
在莫斯科谢列梅捷夫机场走出飞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直觉告诉自己气氛确实有些不对。在机场出口处边防检查员仔细翻阅他的绿色外交护照，好像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然后当着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面打了两个电话，大概是报告他到了。最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的是没有人来接他，不过他后来得知，上级派来接他的车弄错了地方去了另一个机场。
戈尔季耶夫斯基拦了辆的士，回到了列宁大街109号自己的住宅。开门时，他马上就发现住所被人搜查过。他和妻子赖拉总是故意将门上的三个锁栓锁两个，而这次却是三个都锁着。初看房里的东西好像一切原封未动，但仔细一看，他还是发现浴室里用玻璃纸包着的纸巾有被摸过的痕迹。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清楚，房里除了床底的一摞书外，克格勃找不出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书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其中许多书包括全套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是被苏联官方列为禁书的。然而许多苏联外交官都带这些书入境，这是公开的秘密。
临睡前戈尔季耶夫斯基给第一总局第三处处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格里宾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回来了。格里宾没说几句话，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到他的语调冷冰冰的，再一次证实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直觉是对的。
5月20日早晨，第一总局第三处的一名军官也就是两年前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接他去第一总局办公楼。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安置在总局第三处一个空房间里，等了老半天没有人答理。戈尔季耶夫斯基主动问起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会面的事，得到的答复是：首长什么时候决定接见，我们会尽快通知你。
接下来的整整一周什么动静都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整天无事可做，等待召见，每天守在电话机旁坐到晚上8点。(https://www.daowen.com)
他几次催问，办公室总是找出各种托词，要么说克留奇科夫这周日程好像安排得很紧，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要开许多会，切布里科夫则只有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谈话之后才能见他。于是，他拿出自己关于英国情报工作的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核对有关英国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数字资料。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修改的，他只不过是借此消磨时间。
5月27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第一总局副局长格鲁什科将军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研究对英国最高机构渗透的新战略。他们乘坐格鲁什科的黑色伏尔加小车前往第一总局建在郊外的克格勃内部酒店，那里已备好酒宴恭候他们，克格勃几位高级官员正等着他们。格鲁什科问道：“喝点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戈尔巴乔夫正发起反酗酒运动，显得很犹豫，没有吭声。格鲁什科好像早有准备，朝服务员招招手，一个服务员送上一瓶亚美尼亚白兰地为他们斟满酒杯，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没有推辞。
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讶的是，格鲁什科开始详细询问他家里的情况。酒喝得差不多，他们开始吃着甜点，同桌的克格勃将军戈卢别夫和反间谍处负责调查内部失密工作的布达诺夫上校也插话闲聊，当然，大家都说些无关紧要的事，酒席上气氛显得很轻松。服务员又拿来了一瓶白兰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酒杯被再次斟满。喝完这杯酒，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不对劲，头开始晕眩，说话时舌头不听使唤，无法支配自己的意识，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立刻明白酒里下了麻醉药。
戈尔季耶夫斯基隐隐约约看到格鲁什科走出了房间。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坐在桌旁没走，接着他们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他们询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些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特工的情况，特别详细问到一个外号叫“法维尔”(意为告别)的逃到法国的间谍。此人在克格勃科技间谍局干过，两年前被人干掉了。然后就是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突然问道：“你怎么可以让女儿读《我们的在天之父》，宣传有神论思想？”戈尔季耶夫斯基极力想保持清醒，他不停地提醒自己，暗暗地说：“我让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头绪。我知道他们的卑鄙行为，他们监视我，偷听了我和母亲、妹妹的谈话，他们在住宅里安装了窃听器。”接着，他们又问了他放在床底下的书，为何私藏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把这些反苏的书籍带入国内。
再往下就不是婉转地询问了，而是直奔主题，严厉地审讯。他们直接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戈卢别夫提到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名字，说道：“是他收买了你，我们全都知道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硬撑着，心里不停地重复：别开口，别开口。然后他们离开房间，只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人，过了一会儿戈卢别夫回来了，对他说：“老实就好，再讲一遍。你怎么不记得了，你不是刚刚还承认了吗？”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头晕目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对他说：“我没说，没有说。”然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第二天早晨，戈尔季耶夫斯基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间卧室里，头异样地疼痛，浑身乏力。这时门被推开，出现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模样的人，男的站在门口，女的给他送来咖啡。戈尔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咖啡头舒服些。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他不觉一阵战栗，长叹一声，心想：“完了，死定了，逃脱不了。”
早晨9点30分左右，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来到酒店房间，看两人的样子好像没有异常的变化，昨天在酒席上的审讯就像没发生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渐渐又产生了一线希望，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糟糕。一会儿，戈卢别夫就离开了，布达诺夫留了下来。虽然他早有耳闻，布达诺夫是克格勃中最危险狡诈的人物，但布达诺夫很温和、很随便地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你都去过英国什么地方？”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对苏联外交官来说通常被限制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活动。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他谨慎地说：“只到过布拉克普耳、布里奇顿和哈罗盖特，那还是因公出差。”
布达诺夫去过伦敦，说：“那地方从没听说过。”随后他语气一转，怪怪地说：“你昨天表现得倔强好斗，你很自信啊。说我们又在搞1937年那样的大清洗，迫害异己，这就不对了，过一段时间我会向你证明我们在做什么。”他最后安慰戈尔季耶夫斯基说，“你已经表示了歉意，可以回去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后，马上给格鲁什科打了个电话，告诉对方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今天不能去上班，并说：“如果昨天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请原谅。”格鲁什科让他在家好好休息，有事会及时通知他。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憋不住，颇有点怨气地说：“不过那两个家伙的行为也太令人费解了。”格鲁什科在电话里打哈哈，用夸张的语气说：“正相反，他们是两个很可爱的人。”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意识到，他们的谈话都录了音。他在家冥思苦想待了两天，他不知道自己的抵赖还能骗他们多久，但至少还有活命的可能。经过前几天的交锋，戈尔季耶夫斯基判断他们只是怀疑，还没有拿到证据，因为格鲁什科将军对《我们的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索尔仁尼琴的著作这些无足轻重的事都抓住不放，表明他们手上没有确切的证据，案子只是建立在一些间接论证上，他还有希望逃脱。想到这些，他沮丧的情绪渐渐缓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