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下交通工作
1939年10月间，我由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调到中共晋豫地委做政治交通工作。中共晋豫地委的交通任务，是联系中共中央北方局，下接各地委、县委，及时地传送党的指示文件等，使上下情况畅通，以便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领导作用。
我第一次接受任务，是由老交通齐鸣山带领赴垣曲县关家村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叫八路军兵站），给中共中条地委书记李哲人同志（原中国晋豫特委宣传部长）传达地委的重要指示。
随着斗争形势的严峻，我们当地下交通的传送党的指示文件的方式也随之改变。除到北方局仍采用公开形式送取文件外，到各地委全是用秘密方式，化装成“合法”、有社会职业身份作为掩护进行。不带文件，不带介绍信，用对暗号的办法来接关系，用口头传达的方法来代替看文件。
1941年6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日寇发动中条山战役，晋豫地区沦陷。中共中央北方局令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豫区党委驻平顺南下新开辟晋豫根据地。区党委李哲人通知我和郭文古到垣曲给中条地下地委传达任务。指定了几篇党的重要文件和社论要我熟读，并责成有关部门做好我们俩出发的行装和证照等准备工作。过了三四天后，李哲人找我检查对指定文件熟读的情况，要我给他背诵。我背诵后，他很满意地说：“好，你到中条地委就这样给他们背，叫他们听、记。”
7月3日，区党委决定让我和郭文古到济源白家河（现属垣曲县）一个村庄找中条地委组织部长杨蔚屏传达区党委指示：一是区党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开辟晋豫区，区党委和军队年末可到达晋豫地区，让地下党做好迎接的准备；二是将我们背记的文件传达给他们；三是我在根据地学到的东西都可向他们谈。传达后，我们俩不再返回，就地隐蔽，等着区党委去后再归队。
7月5日，我和郭文古离开区党委，到平顺县南部找到高平地委，他们已经选派好了一名家在高平县又是在这条路上以担挑贸易为职业作掩护的交通员。我们3人定好了在路上的关系。这个交通员同志叫李福全，他挑的是食盐，我和郭文古带的行李是被子和一卷小布，像是杂货店里的徒工。7月6日晨，我们3人离开平顺，进入了壶关县境内国民党中央军的防区。首先接触到中央军一个班的路口岗哨，二话没说就把我们带进村内他们营部，严格检查和盘问，将我们的行李都解开，连交通员李福全口袋装的食盐都倒出来搜了个遍。后来，放我们从原来的大路上走了。
我们走到壶关与高平交界处已接近日军占领区，没有受阻。晚上住店，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动身离开了。不多时，就进入高平境内日军占领区。在通过从陵川到长治一段公路时，突然碰上日寇大队人马由南往北行军，我们是由北往南走，日寇是两路队形并列走，在公路中间，我们靠边走，和日寇是逆行，退不得，躲不得，只怕日寇抓我们的差，提心吊胆地走了一段路，恰好有个岔路口，才离开公路上的日寇，顺着人行小道走出险境，直奔离高平县城不到20里路的交通员李福全家。
第二天，还是由交通员李福全护送我俩过高平关口，进入沁水县境内。离端氏不远处要过沁水河了，李福全说：“我的任务已完成了，你们俩走吧，我要返回向晋豫区党委作汇报。”分别后，我们两个过沁河往沁水南部走，再往阳城西北。
就这样，一直走了六七天，才摸出阳城县境。又翻了几道山，才进入河南省济源境界邵原，落脚在白鹅与垣曲县交界离白家河杨蔚屏居住处十几里路的一个荀姓的庄子上，才算渡过了难关。我由济源西阳苟家庄上回到垣曲柳庄村我家，郭文古没有找到杨蔚屏，但找到王唐文（原是中共垣曲县委书记），把组织关系交代给我。我只略歇了一两天，就带上我二哥郭人俊的通行证（日本“良民证”）前往离我家50来里路的北垛去找王唐文。
王唐文知道我是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和李哲人派来传达任务的，很高兴，叫我放心，又说：“你找对了，你完成了任务。”就这样，我就开始了向他传达，马聚财同志也一块在听。我就将李哲人代表区党委叫我怎么说的，尽量原样传达：党中央和区党委决定要开辟晋豫区，地下党组织做好迎接准备。李哲人叫我熟读的几个文件和报刊社论，全文虽然忘了一些，但大部还可以讲述下来；我从1940年至1941年6月一年来在晋豫地委学到的有关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国内形势任务以及主要政策方针路线等问题。他们俩越听越高兴。
1941年7月间，在完成晋豫区党委安排的传达任务后。我听从组织分配，临时回到家乡柳庄，担任恒曲县第二区区分委工作。1941年末，我又返回垣曲，我陆续将县委书记高一清、区委书记高华士等同志叫出来。区党委决定王铭三同志到垣曲开展工作，任垣曲县委书记时，王铭三对我说：“你也随我一块回垣曲，进行筹建县、区领导班子的工作。”一直到1942年六七月间，县、区主要机构大体建立起来后，我重返晋豫地委机关，仍作交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