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跟党走

永远跟党走

申 勇

父亲申德贵去世那一年，曾三次郑重对我说，他20岁参加革命，21岁入党，几十年的所悟，就是要永远跟党走。

永远跟党走，是父亲对我和全家的唯一遗言，现在想来，这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生精神遗产。

父亲1923年出生，是一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几十年的风雨生涯，永远只知道工作、奉献。他对我们影响最深的是对党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对党的无限信仰。1943年7月，父亲经中共早期邵原党组织的王乐道介绍，参加王屋县民运组织，担任通信员。1944年3月，父亲经民运组杨希明在邵原黄背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父亲21岁。1945年，父亲调任王屋二区任农委常委，成为一名党的地方骨干。1946年9月，父亲到垣曲县农委工作队工作，1947年8月到晋城四区农会担任常委，1948年3月调往垣曲二区担任农会主席，那时才25岁的父亲就开始独当一面为党工作。1949年，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声中，父亲毅然报名，南下福建，直到离休才回到济源老家。

父亲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联系。我的祖籍是垣曲县，祖辈住在垣曲城外的邵原。邵原与垣曲历史上属于一个区域，邵原又是中原通往晋陕大地的古道重镇，全家搬迁到邵原镇上，靠一个小铺面是为生计。邵原在商周时期就是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更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晋豫边区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核心区域。看到那些共产党人保护百姓，替百姓着想，父亲心中总有参加共产党的想法。在一次机缘中，认识了邵原的一位共产党干部，父亲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无论在炮火连天的岁月。

父亲说，跟党走就不能怕死。在父亲日常的唠叨中，我们听懂了他内心对共产党的忠诚与深深的情怀。在战争岁月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或被战斗的炮火击中，或被敌人抓获受尽酷刑折磨而牺牲。不仅如此，在王屋山上战斗，有时会受到野兽的袭击。父亲在王屋山上做交通员时，常与野狼不期而遇，有时不是三两只野狼而是十几只野狼。父亲说要和这些野兽斗智斗勇，他每次出发执行任务前，总要带一根木棍，木棍的一端安装一个锋利的钢尖，随时防备恶狼的侵袭。山里人都懂得鬼怕火、狗怕摸、狼怕戳，遇到狼只要勇敢地端着一杆木棍壮着胆子，就可以闯过狼的追袭。父亲说，他幸运地在那个年月走了过来，但是决不能因为怕死就不革命，就不跟共产党走。父亲说，跟党走，不能怕苦。父亲是1949年年初离开家，步行去了晋城，一路上全是山路，走了两天两夜。革命党人不怕跑山路，因为革命离不开大山，在山里发展革命队伍，在山里点燃革命火种，在山里掩护转移伤员，在山里做据点保存革命实力。革命党人不怕走夜路，因为革命党人一开始就是靠夜里行动，在黑夜里工作，在黑夜里行军打仗，在黑夜里送信、送情报，在黑夜里清除汉奸卖国贼，所以走夜路是共产党革命的常态。

父亲说，共产党员要学会挨饿，革命初期，队伍里三两天饿肚皮的事很平常。那时候，老百姓家里穷，一天能吃上一顿半饱饭，糠菜半年粮是不错的家境。可是干革命不行，干革命比老百姓口子更不好过，队伍里三天两头没啥吃，敌人来了还得跑，你打不过人家，不跑就得死，跑掉了能活一条命，有命就有革命的奔头。长江支队出发后，一路向南，哪有粮食，没有一天能吃饱饭，几个月里天天肚子饿，所以说共产党人的胃口好，不吃饭，光喝凉水，还不生病。可能是这种经历，父亲教导我们，跟共产党走，不能吃苦，就不是共产党人，要吃苦在前，把享受留给别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信任你，才支持你，才能团结住百姓。

父亲说，跟党走，不能怕担责。中国人要有责任感，中国共产党人更要有责任感。父亲那辈人干革命，就是有一种为百姓、为天下担责的责任感。父亲说，他们那时候最大的责任是解放全中国，让全国人民有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在我看来，父亲这代人尽责了，做到了，他们用生命实现了这一远大理想。父亲常对我们说，担责任就要做好具体事，不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事，做好分内工作，就无法实现远大理想。当年吃苦、受罪、不怕死，就是从具体事情做起。父亲当通信员就是跑单干，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送情报，就是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去送信息、送首长的指示，送不好信，就不能算担好了责，送不好信，就等于没有做好具体事情。所以，担当责任，是共产党员的第一要务。担责，最重的是不推诿责任，是自己责任内的事要干好，不是自己责任内的事也要帮助去干好，出现问题，要有担当责任的勇气，有这种责任，就没有做不成的事。父亲到福建后，那里的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开始，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完不成任务，从来不会给领导提要求、提条件、提待遇。父亲说，那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待遇，有口饭吃就很满足。这就是他们，他们那一代人，永远那么勇于担当，那么勇于承担责任。(https://www.daowen.com)

1977年，父亲离休回到济源县后，总是想法设法为曾在福建战斗过的地方做事，为邵原老家做点贡献。身体尚好之时，坚持到支部交党费，后来因病在床，每月月初都要把党费让我交上去，而且还要审查党费收据。弥留之际，他把我们几个子女叫到跟前，要求我们努力工作，坚定党的信念，让我们保证不叛党，不非议党，永远跟党走。这就是我的父亲，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影响着我们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好干部。

关于长江支队精神的思考，郭天印有关长江支队的记录，在我来说，到此应该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但是，有一个题目，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有必要把它提出来，即便不能说个明白，起码也应该能够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这个题目就是“关于长江支队精神的思考”，我们要对长江支队精神有一个自己的思考，最重要的当然是搞明白什么是长江支队精神。所谓精神，就是人的主观意识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的总和。精神的存在，是为物质运动的最高产物，也是人类有别于一般动物的最大特征。而长江支队精神则是整个长江支队在它从诞生到战斗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已经超越自然状态的行为意识和行动总和。

纵观长江支队70年的辉煌历程，我对长江支队精神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听党话，跟党走，舍小家，为大家的大局意识。就长江支队而言，听党的话，跟党走，绝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要知道，在1949年的时候，太行、太岳已经是完全巩固的老解放区，长江支队的这批干部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生死考验，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可以和父母妻儿团团圆圆过自己的小日子了。现在却要他们放下已经到手的天伦之乐，再一次到生死未卜的战争环境中去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去浴火搏杀，去迎风斗浪。这个问题摆在面前，面对任何人，都不能不是一个严肃而艰巨的考验。事实上，在长江支队遴选与集结的过程中，也的确有那么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临阵脱逃。甚至在中途开了小差。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一去将面临抛头洒血的生死考验；此一去，也许就是永别；此一去，放弃的将是已经到手的安逸与幸福。长江支队的4600名战士，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也有人生的爱情，他们已经都是在各自的区域或领域可以挑起大梁的各级领导干部。留下来，照样干革命，照样是工作需要，谁也无可厚非。然而，要革命，就应该懂得为大家，舍小家，要革命，就必须具有追求和信念。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们立刻做出了不顾一切的选择，那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宁愿牺牲自己，包括家庭与爱情。正是这种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正是这种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自觉意识，支撑着、激励着长江支队的英雄们68年来一如既往地在党的旗帜下勇往直前。

二、不怕苦，不怕死，迎难而上，不贪图享乐的奉献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不贪图享乐，在一些人看来这也许只是口号，但是对于长江支队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因为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70年的历程写下辉煌，7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长江支队无论是面对土匪的枪炮与大刀会的围攻，还是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袭扰，更无论面对自然灾害，都充分证明了这支队伍的坚韧与顽强，他们是一支在任何条件下都选择战斗，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放弃的英雄队伍。而联系到他们在武安集中时的目标所向与苏州整训后的挺进福建之间那种所谓进“天堂”享福与到福建奋斗的现实差距，你就更加不能不说这支队伍的牺牲精神感天动地。也正是在这种牺牲精神的激励下，长江支队初入福建便在的激烈剿匪战斗中涌现出了数十位英勇牺牲的烈士。在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这支队伍更是英才辈出。谷文昌、延国和、靳国富、赵顶良、栗金旺等等，无一不在各自的岗位和领域做出了常人不可思议的业绩。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坚忍不拔的坚强意志与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

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精神。一支基本由北方人组成的队伍，要在完全陌生的南方，而且是语言几乎完全不通、生活习惯也完全不同的地方开展工作，其艰难可想而知；何况这个地方的人们广受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造谣与污蔑：更何况这支队伍一来到这里就要立即投入工作，要为前线几十万大军筹粮聚草、保障后勤，难度之大堪比登天。然而长江支队做到了！这群北方人不仅自己立住了足，以不可阻挡之势接管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层层政权，而且为前线部队筹到了足够的粮草，有力地支援了第十兵团在最短的时间内解放福州、厦门等一系列作战行动。要做到这一点，长江支队不是神仙，但是他们确有自己的三头六臂。这三头六臂，就是八闽大地上的人民群众。让我们再次重温领袖的教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长江支队可以说是很好地践行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他们初到福建，便以一种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融于人民群众的本领，与这里的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还要和他们一起打击土匪，建设新中国。正是因为长江支队有了这种能够迅速融于人民的本领，相形之下，才使得原本自以为可以压得强龙的土匪特务失明失聪，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陷入灭顶之灾。

四、艰苦朴素、勤俭办事、公而忘私、拒腐不贪的廉洁精神。长江支队入闽之后，虽然并没有大面积地得到提拔，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在太行太岳时的岗位进行安排，或者说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却在做原来的工作。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担任了所在各地、市、县、区党、政、群、团以及司法等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应该说其后几十年基本如此。然而，身居要职的长江支队绝大多数干部从未忘记他们在武安整训期间就已经牢牢记在心中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那以后的几十年，他们从未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一如既往地艰苦奋斗，一如既往地廉洁自律。在这方面，类似于谷文昌教子之类的故事可谓举不胜举。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在日甚一日的经济浪潮侵袭之下，长江支队的干部仍然整体上保持了这种拒腐蚀，永不沾，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战争年代所养成的作风。4600人的长江支队干部从武安出发到全部离休，基本没有人因为腐败问题而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提起，就尤其显得珍贵，也越发使人禁不住肃然起敬。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在今天，在我们物质基础已经大大改善的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今天，我们重提长江之队精神，就不止是什么“长二代”“长三代”的小群体之事，而应该作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一门必修课来看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像长江支队的老一代一样，永不变色，永葆革命青春，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作者系长江支队南下干部申德贵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