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乐道

王闽生

父亲王乐道是194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地地道道在济西垣东的那些岁月里打拼出来的干部，他有着邵原、王屋、蒲掌地区人民那种刚烈强悍、不屈不挠的民风个性。

当年垣曲县南下干部队伍是1949年9月20日到达福建省福安县的。父亲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据说还兼职县供销社主任。寿宁县地处福建东北部山区，自然条件艰苦。解放初期，特别是武装的政治土匪极端仇视新生政权，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操纵下，活动频繁猖獗。在与敌匪严酷的斗争中，寿宁县委始终态度坚定、坚持不懈地以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的“四项”工作方针来领导全县的剿匪镇反、土地改革等工作。父亲他们“白天宣传动员开展工作，晚上站岗放哨落实到位”，这就是当时垣曲县干部在寿宁县城乡极为普遍的工作写照。寿宁县土地改革的完成，让7万多户少地无地的贫雇农分到了土地与房屋，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加强了党的领导与政权建设。

父亲熟悉农业生产，对地方经济建设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1952年9月调柘荣县工作，同年12月当选为县长。他带领全县人民响应省委“大挖稻根，消灭虫害”号召，柘荣县被评为全省第一名；有人建议拆除下城东向的城墙，砍伐城墙内一片树林搞建设，父亲走访当地群众干部后，认为这片树林与城墙有防风防洪作用，遂加以保护。1956年8月柘荣撤县，父亲调任福安地委海防部副部长、部长、地委委员，期间还任过三沙渔业公司党委书记兼厂长。1961年10月柘荣复县，父亲受命重返柘荣任县委书记。任期内，父亲认真落实调整国民经济方针政策，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一方面从财政拨款退赔农民“平调”损失，一方面给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分配饲料地；父亲带头挖地，挑猪粪发动广大干群利用冬闲田种粮种菜，解决当时的生活问题。父亲当时用的那把锄头在我记忆中，就是在柘荣县农村也算是大号规格。

1962年7月，父亲调任松溪县委书记。在松溪，父亲看到本地土质肥沃，但由于旱涝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不高，他针对实际情况，把兴修农田水利作为发展松溪县农业的战略措施来抓。为了解决登山地区的旱情决定因地制宜建一座小型水库；由各区抽调民工400人，国家投资19.7万元，仅一年多时间便建成全县第一座蓄水一百万方、灌溉1600多亩的水库。松溪河谷平原有耕地5万多亩，常年受旱便达3万多亩，占全县旱田面积的47.8%。为了解决沿河旱田灌溉问题，父亲他多次组织水利技术干部沿河实地勘察；确定在松溪上游与浙江省交界处筑坝引水。当《六水灌溉工程方案》获省批准准备动工时，浙江省庆元县在此处修建水电站的计划也获得华东局批准。华东局批准的是国防建设工程，“六水”灌溉属民用工程，孰重孰轻是明摆着的事。可父亲坚持认为关系国防建设与关心人民生活并不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为此，松溪县委三番五次向华东局写报告。几经周折，终获华东局批示：“由闽浙两省两县协商解决。”1966年3月，闽浙两省水利电力厅领导干部和总工程师在实地谈判，达成协议：“六水”灌溉在“马电”发电隧道上游建坝，每年3月1日至10月20日，以每秒4立方米的流量保证松溪河谷平原农田灌溉。协议达成后，由于工程浩大、经费困难，父亲亲自带领大批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出义务工解决。同年10月，“六水”工程动工后“文化大革命”也开始，虽然身陷困境，仍念念不忘“六水”工程建设。父亲十分诚恳地对当时的军代表史金升说：“水利是农业命脉，《六水工程》是松溪人民的命根，希望无论如何能保证工程顺利进行。”由于军代表和指挥部工作人员团结一致，排除种种干扰；“六水”灌渠工程终于在1970年7月1日建成通水。

父亲1972年起还先后历任过建阳、浦城、闽侯等县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人武部政委。父亲南下工作33年间，担任过多县的领导职务，跨地区、县间的工作调动达12次；每次调动，说走便走，从不计较工作难易与个人得失。父亲胸怀坦荡、以诚待人深得下属干部和群众的信赖。浦城县是个农业大县，素有闽北“粮仓”之誉，因“文革遗风”以及派斗干扰，已连续十年没有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父亲知难但不畏难，他白天通过在地头田间劳动时了解熟悉情况，晚上召开村社干部座谈会研究措施不走过场；由于措施的针对性、可行性强，当年浦城县便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计划。闽侯县史称“八闽首邑”，因紧邻福州曾三易城关（所在地）。瞎折腾势必引发了干部思想的波动，用群众的话讲：有本事的都（想）“跑”了。多年形成的人才外流、干部缺编问题已成为制约闽侯经济发展的瓶颈。但短期内能补充到位也是“杯水车薪”。父亲将眼光盯在了闽侯县当年“社教青年”积极分子群体。他认为“社教青年”是当时从农村挑选出来政治合格、有文化又熟悉农村情况的有志青年，经短期培训后即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积极向上的。干部启用的管理审批历来就有很多固定程序要走，很快大胆使用了70多名“社教青年”，为闽侯干部队伍注入了生机活力。(https://www.daowen.com)

我记得一次在家里无意中看到父亲关于《XX调查组要求闽侯县说明的几个问题》的材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闽侯县已有电影院，还擅自动用生产性资金突击抢建影剧院”问题的说明至今仍历历在目。父亲在材料中签注，“闽侯县城关三次搬迁等原因，造成城关百姓看电影多年来一直是租用甘蔗华侨礼堂（祠堂），群众反映强烈是事实；县委决定筹资修建城关影剧院，从规划到建成不过半年，期间动员群众义务工支持、施工队日夜加班赶（春节）工期是事实；当时少部分筹资款暂未到位，由县财政先行垫付待款到后即入库平账也是事实。”后面的辩解部分父亲只是用了一句话，“新中国成立都30个年头了，还有一个县居然没有自己的影剧院，我怎么想都觉得应该先愧对的是闽侯老百姓。”

父亲克己奉公、勤政清廉是有目共睹的。在困难时期，他得知有个单位给县委领导送了粮票、豆腐票以及少量猪肉过年，立刻叫通讯员送回，并在干部大会上提出批评，纠正这种“干部搞特殊化”的不正之风。他宽以待人，体谅基层干部。他常说：“一线同志工作辛苦，一些口头指示往往又因人而异，做实际工作难免会有错误，改了就好；即使是犯了严重错误，也不要一棍子打死。”正确全面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对父亲来讲那应该是职责所在且责无旁贷，做好才是本分。

父亲治家严谨几近苛求。父亲闲时会在房前屋后种些青菜瓜豆，我兄弟等参与打个下手，潜移默化中我们兄弟也有了自己动手的劳动习惯。每年暑假期间，兄弟们都会到县里的农场参加夏收夏种。我们兄妹6人在各自工作岗位中的突出点都是能吃苦耐劳，并且在党组织的考验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到花甲年依然向党组织递交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老人在申请书中庄严地表示要永远跟党走！

父亲忠诚党的事业是党培育的结果，但他对信仰的不懈追求精神将会伴随着我兄妹等代代相传。

（作者系长江支队南下干部王乐道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