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郝贵堂——写在父亲诞辰一百一十年的日子
郝小琳
我的父亲走得早，在我14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关于他的故事，是后来从母亲和长辈口中得知的。特别是北京和太原叔父说了许多关于父亲的过去，他们再三告诉我：“你父亲走得早，你们太小了，不了解你的父亲，其实，你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你有必要知道。”凭着这句话，带着我的许多疑惑，我在回山西沁源县西林老家时，特地查阅了有关父亲的史料，随着对父亲的不断了解，从内心深处深刻体会到个子不高、体形消瘦的父亲却是个了不起的人。
日本侵华“七·七” 事变的时候，父亲已经成家，而且还是村里的私塾先生，过着安逸的生活。因为他是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精忠报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根植于他的思想，大敌当前，他毅然放弃了安逸生活，弃笔从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他成为一名抗日游击队员。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父亲一直是沁县赫赫有名的抗战英雄，被当地老百姓誉名为“飞毛腿”。1945年1月29日山西沁县举行参议员选举，父亲与薄一波、李纯一道当选，同年3月3日出席了边区二届参议会。
抗日战争一结束，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上级组织重新部署边区的农会组织。1945年8月，父亲离开家乡、离开结发妻子，调任垣曲县农会主席，在解放战争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1946年3月29日，垣曲县农会在父亲亲自部署和指挥下，组织了近万名群众浩浩荡荡开进县城，同地主恶霸展开斗争，依法惩处了劣迹斑斑的地主汉奸和恶霸，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确立了以党领导为核心的农会组织在垣曲的地位。1946年8月7日，《新华日报》在第四版为此刊登了署名“金沙”“米襄”的《政治攻城》文章，细述了这次斗争，同时《新华日报》还以《向垣曲群众学习》为题，配发了短论，高度评价了这次行动。
1949年初，父亲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六大队第四中队队长、新区县政府县长的身份，南下福建。到达寿宁县后，原本担任县长职务的他，为了调动当地干部的积极性，更好地开展工作，主动向上级请示，让出县长职务，转任县委副书记一职，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高风亮节、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寿宁地处闽东北，山高地僻，交通不便，百姓生活贫困，是福建工作和生活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且当时寿宁县土匪出没频繁，社会秩序混乱，国民党散兵游勇、特务、土匪、还乡团袭击事件常有发生，父亲经常是腰插一支驳壳枪，保持高度警惕，即使睡觉也是枪不离身，他常只身带着警卫员走村入户，访贫问苦，了解敌情，从不把个人安危放在眼前，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干革命哪有不死的？”他克服了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生活不适、环境复杂等困难，在寿宁县建立起第一个人民新政权，完成了土地改革。
1951年，父亲调任柘荣县委书记。解放初期的柘荣，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十分恶劣，和寿宁一样的艰苦。父亲同样是夜以继日工作，平叛匪乱，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党和当地群众的亲密关系，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福鼎县发生的土匪抢劫银行案件侦破过程中，在父亲的有力领导下，柘荣县与福鼎县密切配合，深入匪穴，一举抓获了涉案匪徒，保卫了国家财产，震慑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在整个侦破过程中，当时的福鼎县政府领导对父亲的忠诚勇敢相当敬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抢劫案侦破后，由当时福鼎籍的县领导郑衍宗和陈勉良出面，希望我的母亲能嫁给父亲。奉行独身主义的母亲不愿意，认为与父亲的年龄和生活习惯差异太大，不可能生活在一起。福鼎县领导说：“郝贵堂这么好的人，不能没人照顾，你不是要把一切都献给党吗？这就是具体行动。”反复地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干部将对党忠诚、听党的话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就这样，父亲和母亲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山西汉子和福鼎大姑娘，因为银行抢劫案的侦破，走到了一起。
其实父亲在抗战初期就已成家。1949年南下时，儿子都10多岁了。父亲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一同南下，待稳定后再把妻子（因为是小脚女人，无法随军行动）接到福建。由于原配妻子执意不同意，不得不在南下前夕在垣曲县政府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判随母亲。在这件事上，充分表现出父亲严谨的生活态度、敢于担当和尊重女性的品质。同时，折射出父亲舍小家取大义，为了党和民族的利益，为了长江支队的神圣使命，抛家舍子在所不惜的人格光芒。(https://www.daowen.com)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个人和组织两者间，他的天平永远是向组织倾斜的，个人再大的冤屈都可以承受。1957年，已调任福安地委任检察委员会副书记、地委委员的父亲，完全有机会向地委领导反映真实情况，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子不被冤枉，然而，他却选择了做母亲思想工作，让她宁愿自己遭受不公平也要服从组织，顾全大局，舍小我为大家。为了这事，我母亲没少和父亲争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父亲离开我们12年后，母亲20多年的冤屈才得以洗清，并以离休干部的身份恢复待遇。对于父亲在母亲这件事的态度上，我一直不理解，认为父亲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以至于我的母亲遭受那么大的心灵创伤。在父亲离开我们、我们还未成年的那些年，因为母亲没有工作，我们一家仅靠国家发给的、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生活。直到今天，才真正领悟到长江支队人的精神实质与博大情怀。
凡是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父亲是个好人，老实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家人、对下属、对警卫员、对炊事员都很好，从来没有领导的架子。记得小时候，我总爱爬上他那不算魁梧的肩头，给他扎上各种颜色毛线的小辫子，给他梳理各样发型，他也经常抱着我或者我骑在他的肩头，去家对面的专礼堂看电影。虽然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很短暂，但那是我童年和幼年最快乐、最耐人寻味的好时光。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遭受自然灾害，食品都是限量供应，父亲当时享受高干待遇，在食堂吃小灶、吃大灶的我们，量少质差，父亲就把他的伙食省下来，让给我们。为此他还受到组织批评，他认为孩子要长身体，不吃饱不吃好点怎么行？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他还常常把他的特供食品接济给那些孩子多的一般干部家庭，现在的人看起来这算不上什么高尚的行为，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善举了。
父亲身体一直都不好，也许是长期在艰苦环境下生活与长期超负荷工作落下的病根，从1963年开始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强行被组织送往厦门、福州进行治疗，在与病魔进行搏斗的六年里，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学校放假，是我最开心的时光，我可以到厦门或福州的病房，依偎在父亲的怀中，尽情享受着父亲给予的爱，听他用浓重山西沁县口音说的故事（虽然经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牵着他的手在医院的院落中散步……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乐呵呵的，不像一个病人，我也总以为他很快就可以回家，根本不知道他的病情是那么严重。他的心脏根本无法恢复正常功能，他每天都在承受病魔带给他的折磨，每天都在和病魔做殊死的斗争，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心如刀绞，痛心疾首，感到自己当年特傻，特不懂事。
我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60年了，但他的形象没有因为他的远去变得模糊，他的身影也没有因为他的离别被淡忘，而是随着我年事的增高，愈发清晰、高大起来。综观父亲的一生，他一生都在做党的好儿子，一生都在尽力去做个好父亲、好丈夫。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产，但他留下的做人道理、做事原则的精神财富，却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一生。
我爱我的父亲！
（作者系长江支队南下干部郝贵堂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