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垣曲走上革命路

任秉法

1945年4月，八路军解放了包括紫陵乡在内的沁阳县沁河以北的地区，沁阳军民喜气洋洋，斗志倍增，我党我军乘胜巩固扩大战果，建立各级政权，发展革命武装，为解放沁阳全境积蓄力量。

这年我18岁，在沁阳县中学上初中，受到学校中共党员教师的启发和教育，经历了国仇家恨的我，朴素的阶级觉悟得到很大提高，我积极投身于抗战活动，很快成为村里的抗日骨干分子，还被党组织作为工作组成员派往乡里各个村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由于我性格开朗，善于联系群众，爱唱爱跳，于是我们组织群众扭秧歌，唱革命歌曲。我还常常上台演讲发动群众。有一次我在西紫陵村群众大会上演讲时被回乡探亲的郭林（西紫陵村郭庄人，时任中共山西垣曲县委副书记）发现，他认为我很有潜力，就向别人打听我是谁，并让人给我捎话：“问问他（指我）愿不愿意跟我去山西工作，如果愿意明天一早在村北方向的仙神庙和我会面，一起上路。”

我当时革命热情很高，表示同意。我妻子刘玉珍在我们家乡农村妇女中属于革命觉悟较高的。她虽没有文化，但是有朴素的阶级觉悟，坚决支持我的决定。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来到村北的仙神庙见到了郭林，他骑着一匹马，带了一名通信员。同去的还有一位范村人，加上我，一行四人没有多余的话，一路向北进发。此后，我就跟随郭林到山西省垣曲县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了。到了垣曲县郭林把我介绍给县委，他就离开了，自此好几年我再没见到他。县委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派我到一个敌占区去开展工作。我很感激郭林同志对我的知遇之恩，是他让我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在垣曲县工作了将近3年，1947年在垣曲县圪旦村入党，介绍人王敬康是一区农委常委。我的工作地点离敌占区仅仅十多里地，主要是对敌开展游击战。当时各方面的物资都极其缺乏，冬天过去了，天渐渐地热起来，还没有合适的服装可以换，我就坐在河边，把身上棉衣脱下来掏出棉花就成了夹袄穿上了。正因为这些困难，我们当时经常深入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鼓动他们为我根据地军民筹集、运送粮食、布匹等物资。(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当时的游击战术是“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我们常常袭击敌人，缴获布匹等物资，也出现过我们的布匹被敌人抢走的遭遇。敌人常常半夜侵扰我驻地，我们就避开敌人的锋芒，及时撤离，所以常常一夜换两三个地方睡觉。有一次，妻子刘玉珍到垣曲县来看我，睡到半夜时遇到这种情况，她就跟着我们连夜跑出。

由于我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有效地发动了敌占区的群众向我们送缴了许多粮食，在我到垣曲县工作后第三个月，中共垣曲县委就将我的立功喜报寄回我家了，给家人和乡亲们送去了惊喜。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垣曲县从日伪统治下被解放出来，但并不安定，反动势力仍盘踞或潜藏在黄河沿岸西南山区，妄图等待蒋、阎、顽向解放区进攻时卷土重来。在此情况下，我们抓紧战争间隙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以反奸、反霸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诉苦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控诉敌、伪、顽狼狈为奸、欺压人民的滔天罪行。群众在血泪的控诉中自己启发自己，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经过几个月的反奸反霸诉苦运动，把从敌伪统治下新解放出来的群众也发动组织起来了，选出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建立健全了农会和乡、村政权，武装民兵，造成了农村人民革命声势。

1946年8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向我晋南解放区进攻时，跟着国民党来的垣曲伪县政府、还乡团、复仇队、倒算队等反动势力四处抓人拉牲口，扬言要杀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已经觉悟了的垣曲人民对地主恶霸、逃亡分子早已恨之入骨，全县军民都处于严阵以待的戒备状态。国民党军队虽然人数众多，整军整师地进攻我解放区，但他们在政治上是极其孤立的，不受广大劳动人民的群众拥护。而我们则组织了以独立团、游击队为骨干，加上民兵野战连密切配合的军事力量，开展了积极主动的政治、军事活动，进行了广泛的、针锋相对的、群众性的武装反倒算斗争。敌人的气焰很快被打下去了，直到1946年底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组织垣曲战役时，在我军民的密切配合下，全歼国民党主力和还乡团、倒算队等2700多人，垣曲县最后得到解放。

（作者系长江支队南下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