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诚高节 德厚流光——纪念我的父亲赵恒玉
赵 晋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但他是一个不平凡人，更是一位极不平凡的父亲。父亲的一生，经历了穷与苦的磨砺，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不论顺境与逆境，始终初衷不改，躬身前行，为党的革命建设事业和我们这个家庭呕心沥血，直至燃尽最后的生命之火。父亲人如其名，品如璞玉、恒以持之，是为恒玉。父亲有生我养我之厚恩，道德品行更是我辈之楷模，不能忘亦不敢忘。
我的父亲赵恒玉，曾用名赵双晨，1920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出生在山西省垣曲县陈村乡陈村东沟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庭贫困，父亲7岁丧母，10岁开始放牛，12岁就给别人家当雇工。贫穷的出生和艰难的处境并没有磨灭父亲的少年壮志与理想抱负，他没有念书却渴望学习文化、追求进步，贫困潦倒依旧心怀红色理想、报国情怀。只是听说老家隔壁村有共产党办的学校，父亲就义无反顾地前去投奔。1938年12月，经赵绍师介绍，年仅18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革命生涯。
1938年，父亲接受党组织交办的任务，在垣曲县三区牺盟会以炊事员身份为掩护担任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垣曲县北斗村八路军兵站的许多党员都秘密转移到根据地。由于父亲忠诚可靠加上办事机灵，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决定留下他继续担任交通员。
1941年至1944年，父亲先后在垣曲县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我党的地下组织）、运城地委担任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完成党组织交办的任务。1941年农历三月，日寇侵占垣曲县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有人员各自回家隐蔽。在担任地委交通员期间，由于文化水平低，又没有经过专业系统的培训，父亲对党的组织纪律不够了解。在一次往垣曲县送信完成任务后，顺道回家探望，见到他的二伯父病重卧床无人照顾十分可怜，便留在家中照顾多日。时任垣曲县委书记高一清同志找到父亲问道：“你回来怎么也没向组织汇报一声？”父亲向高一清同志说明了缘由并虚心接受批评。从那时起，父亲才知道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讲组织性和纪律性，党性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45年10月到1949年南下前，父亲先后任垣曲县委管理员和县四区委宣传委员。在此期间，组织上派他到太岳四区委党校学习培训，父亲抓住了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恶补党的理论方针和科学文化知识，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文化水平低的困难。勤奋的学习和丰富的革命经验把他磨炼成了一个始终跟党走、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
1946年5月开始，父亲担任县四区委宣传委员。那一年，垣曲县五福涧村发生了54位民兵被土匪推入黄河活活淹死的五福涧惨案。从原土坪村到五福涧村长达60公里左右的黄河边成了游击战争的剿匪区。我的父亲和侯林信被组织上派到原土坪村配合剿匪，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了配合区里在原土坪村召开干部大会，县农会主任李廷峰一行5人提前与侯林信和我的父亲共7人在村里的窑洞召开预备会，会议开到午夜才休息。由于凌晨流动哨撤走了，土匪刘汗山趁天黑摸到村里把开会的7人包围在窑洞里。最先冲出去的5位同志有3人当场牺牲，1人宁死不屈被枪杀，还有1人在被土匪押解途中顺利逃脱。父亲和李廷峰终因没能冲出窑洞而被俘。土匪把他们看守起来并进行了搜身，李廷峰同志身上一只日本造的钢笔吸引了土匪，父亲看准时机夺路冲出，土匪边追边乱枪射击，在我父亲的衣服上留下了两个枪眼。土匪追赶父亲的时候，李廷峰也跳岩自救，受伤后被村民营救。由于在这次对敌斗争中表现突出，县委奖励父亲一条日本毛毯。但是，父亲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由于他这一段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调查、批斗和被强加“莫须有”罪名的借口。
1949年3月，父亲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六大队四中队武装班班长，随大部队南下福建。1949年10月至1953年10月的4年间，父亲先后担任中共寿宁县南阳区委宣传委员、中共寿宁县委组织部干事、中共寿宁县平溪区区委书记和中共寿宁县斜滩区区委书记。1953年10月至1959年7月，任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安分院检察员、科长等职。1959年7月，父亲因南下以来的一贯优异表现被任命为寿宁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父亲到寿宁县芹洋修竹检查生产时，发现开两条砂渠洗不出铁砂，于是建议先要把铁砂勘探好以免浪费劳力。此外，由于向组织正常反映群众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看法并指出工作中的一些极左错误，父亲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帽子，受到行政撤职和降级处分，于1960年5月到南阳地方国营寿宁明矾厂任厂长。1962年6月，寿宁县委对于父亲的情况给予了甄别复查，决定给予恢复名誉，恢复职务。父亲被任命为寿宁县纪律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年的干校下放，并没有消磨父亲的信仰和意志。不管受到什么委屈和不公正待遇，他始终兢兢业业把组织交办的工作完成好。此后，父亲被调到寿宁县商业局担任了5年的副局长。1976年10月，在打倒“四人帮”运动中，身为县委组织部长的父亲又莫名其妙地被贴大字报，而后被调到寿宁县知识青年办公室当主任。(https://www.daowen.com)
父亲在“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的历次运动中可谓“三起三落”。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一如既往地坚守本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忠诚党和国家，为事业殚精竭虑；始终做一个慈爱的家长，呵护我们这个家庭，为子女遮风挡雨。父亲的信仰坚若磐石，历次运动中，父亲在沉重的精神包袱下仍无怨无悔地为党工作，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正如他在寿宁县委的甄别定案意见上表态的那样：我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日会明真理，党内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反面的经验也会对我们起着有意义的教育作用，特别是对我自己，一个共产党员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斗争锻炼和考验。终于在1981年10月中共宁德地委为我父亲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父亲的意志坚如钢铁，每次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对待，回到家中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时常连我的母亲也被瞒过，以致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受过什么样的屈辱和折磨。他自己一个人扛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却不让家人和子女来共同分担。我知道，他只是希望我们这些子女在平静的家庭里成长。
父亲奔波半世，辛劳一生。相比他给我们带来的安稳的生活，他的宝贵精神品质更是值得我们一生珍惜的财富。父亲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在整风运动中，有一位同志对我父亲百般刁难，后来父亲担任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这位同志工作变动需要父亲给出鉴定。出乎他的意料，我的父亲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使他既感动又愧疚。父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牟私利，在担任商业局副局长时期，国家物资匮乏，父亲没有借职务便利使我们家有任何特殊待遇，没有多一斤白糖、多一两猪肉。我们家和所有的普通家庭一样凭票据到商场排队购物。有时候，我们小孩儿在排队购买食品时因为挤不过大人只能空手而归，为此还经常被别人笑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父亲担任组织部长期间，有一天我们家正在吃午饭，一个年轻人手提土特产要求调整工作。父亲让他把礼物带回去，这位年轻人执意不肯，扭头就走，父亲气愤地把礼物扔出门外，他才羞愧地捡起礼物走了。我的两位姐姐都是知青，也没有因为父亲是知青办主任而提前返城。父亲兢兢业业、艰苦朴素。他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甚至连我们姐弟的成长也无暇顾及。我的印象中，父亲没陪我们写过作业，也没有哪个周末能陪我们一起外出游玩。父亲生活非常简朴，他有一套衣服穿了30多年直至去世。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十分严格，无论他在什么岗位上，我们都没有因父亲的职务而沾光。我们家自己种蔬菜、玉米，养鸡、养鸭，每逢周末我们子女都要上山砍柴。
小时候，总认为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太严，心里多少有些怨言。多年后才明白父亲的苦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食其力、勿忘心安，这才是父亲教会我们的立身处世之道，是父爱，更是大爱。现在，我多么想回到那些砍柴的日子里，回到有父亲教导的日子里，回到有父亲陪伴的日子里……
父爱如天，已崩。父爱如地，已裂。
父爱深沉，少时难懂。父爱绵长，永世不忘。
愿父亲安好。
以此纪念我的父亲赵恒玉！
（作者系长江支队南下干部赵恒玉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