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马景春
马建英
我是马景春的女儿。1951年，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和弟弟跟随家属团从山西垣曲来到福建寿宁县，在寿宁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我对寿宁县有着特殊的亲切感情。寿宁县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8年，我重游阔别36年的寿宁县，感慨万千，令我难忘。随同学吴光桃闲游寿宁县的后街，遇到几位纳凉的小脚妇人。吴光桃与她们闲聊，向她们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她的父亲马景春。”没想到她们竟记得我父亲，连说：“马景春，晓得，马书记为老百姓做过很多好事，对我们老百姓好，是大好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曾有几拨人到省委要求我父亲再回寿宁县工作的事，寿宁县人记住了他——马景春。
父亲是家中的独苗，为了响应毛主席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1949年随长江支队南下到寿宁，先在四区担任区委书记，后到县委工作。
那时的寿宁县，地处偏远，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克服语言障碍，和当地工作人员一起到最苦最穷的百姓家中，帮助劳动，建立基础，开展土改工作，逐渐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老百姓相信了人民政权，对生活有了信心。
1956年，父亲去华东党校学习一年，回来后先后担任寿宁县委书记兼任县长等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寿宁县地处闽东偏远地区，与浙江交界，山岭起伏，层峦叠障，地薄水冷，交通闭塞，各方面的条件差。但父亲心里装着寿宁的百姓，热爱寿宁县人民，勤勤恳恳工作。父亲常说：“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平时在家时间很少，总是来去匆匆。为了改变寿宁县落后面貌，他备尝艰辛努力工作，寿宁县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父亲坚实的足迹。
交通不便，就修公路，记得寿宁县公路通车的那天，兴奋的人们奔走相告，倾城而出。印象特深，通车后来了许多花布，我们女同学兴奋地相约都买了线缇花布，做了同样式的大襟衣服，成了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
父亲有个心愿，让孩子都有书读，他对文化教育很重视。在我读小学六年级时，学校搬到新校址。宽敞的教室，新的课桌椅，更让人高兴的是学校有了大操场，再也不会因场地窄跳绳、踢毽子、跑步而争场地吵架了，新学校真好。(https://www.daowen.com)
寿宁一中更是换了新面貌，高高的石阶上建起了一排排新教室，校园面积得到了扩大，我们都参加了学校的建设，教育环境得到了较好改善。
父亲心里总是装着人民，一切为人民着想，在1958年刮“浮夸风”时，父亲为了百姓，敢讲真话，被错划为“右倾”分子，受到不公正对待，他先是下到泮洋瓷窑厂，后又到寿宁县造纸厂当厂长。这期间又遇到了“困难时期”。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工厂的产量就是革命任务，一定要完成。父亲拼命工作，硬是干完夜班，又干白班，在他的带动下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
生产上去了，父亲身体却垮了。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一家人住在厂里，父亲常接济困难工人。当时我和弟弟正处长身体阶段，父母又得把吃的省给我们。父母亲都患上水肿了，走路直摇晃，有一段时间母亲竟卧床了。有一件事深深刺痛了父亲的心，造纸车间老陈师傅乡下的妻子找到厂里，说婆婆刚病逝，公爹又躺床，女儿也辍学了，要陈师傅回去。我父亲赶紧取出仅有的十几元钱和米送给陈师傅，让他快回去处理家事。送走了陈师傅，父亲心里很悲痛，陈师傅的事不是个案，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情况要想办法解决。父亲找来几个骨干碰头开短会一致同意，可以在工厂周边开荒种点地瓜、蔬菜。大家都心领神会，各自干开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有的人自给有余，还拿回家里贴补。工人的生产热情更高了，背地里都夸父亲体谅百姓，是好人。父亲心里始终想着百姓，关心群众疾苦，忠心耿耿为党工作。
1963年，父亲被调离寿宁县到福州任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当主任，临走那天飘着小雪花，似乎老天爷也不要我们离开。
搬家时，简单的行李都是用纸箱和麻袋装的。到福州后，衣服总不能再用纸箱，经不起母亲的絮叨，父亲决定去买只木箱。带着我和弟弟去帮忙。在福州东街口百货买箱子时，恰巧碰上寿宁文化馆工作的王真阿姨，她看我和弟弟抬着箱子，很好奇地问父亲：“马书记，寿宁不是产樟木、楠木的吗？你怎么跑到福州买箱子？”父亲淡淡一笑说：“在这里买，心里踏实。”多年后，我才逐渐明白“踏实”的含义。父亲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自律，艰苦奋斗，不愧为长江支队的好战士。
父亲虽没有给我留下物质财富，但却给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那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精神，将永远影响着后人。
父亲，永远怀念的父亲。
（作者系马景春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