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下北上坎坷岁月
任秉法
1949年7月13日，寿宁解放，我被分配到南阳区任区委书记，安峰任区长，杨克仁任区武委会主任，狄麟祥任区组织委员，马廷峰任区武委会委员，霍光荣任区农会委员，赵恒玉任区宣传委员，常子祚任区农会主席，车圣贤任通信员。这就是我们南阳区的领导班子成员，整个南下过程也是按这样编制开展工作的。
一、忠诚于党，热爱人民
按老解放区的编制原计划一个中队是一个县政权架构去接管新解放区的一个县，由于新解放区面积迅速扩大，已无法满足形势的变化，只得将一个中队人员再一分为二，接管新解放区两个县的政权。
这样我们中队班子也作了相应调整了。在进入福建后我们没有进寿宁县城，而是经车岭、斜滩直取南阳区。在斜滩，赵恒玉、常子祚被分别调往县纪委和县贸易公司，离开了我们这个班子。自此，我们这7个人成为革命火种，在这贫瘠的、阶级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南阳深山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寿宁县是福建省与浙江的泰顺县、景宁县交界的贫穷的深山县份之一，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车岭地处海拔高、山势险，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之说。临近解放时期，寿宁县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用“水深火热”形容毫不过分。当地老百姓的“地瓜米当粮草，棕衣当被套，火笼当棉袄，虱子满身跑”就是真实的生活写照。
当时我们把南阳与犀溪合并为一个区进行接管管理。我们密切与地下党组织游击队配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审慎任用当地干部；建立区、乡政权，扩大人民武装，进行剿匪、维持治安；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减税减息工作；进行访贫问苦，开展诉苦活动，清算地主恶霸，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宣传土地大纲，进行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改善生活。总的来说，开辟新区工作是在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的。政策执行上较为稳妥，群众发动比较充分，干部团结，工作顺利，群众是满意的，城乡改革和生产都是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
我们到南阳后首先遇到的三大困难是：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气候不习惯。寿宁的地理和气候是“山多、雨多、蛇多、蚊子多”，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说。
语言不通，我们让乡长当翻译，所以当年我作群众动员报告时，常常是我和当地的干部两个人同时在台上讲话，所以报告时间会多两倍；生活不习惯，我们习惯吃面食，南阳不仅没有面条吃，连大米饭也不能完全吃上，只能以地瓜米充饥。气候不习惯，我们这批南下干部都是从小生活在干旱少雨的中原内陆地区，差异太大了，不少人因此生病、发疟疾等。对这些困难我们都是咬牙坚持。
二、正确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南阳当时的负面形势除了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离间我们和百姓的关系外，还因为浙江省的景宁县有一支地方反动游击队，队长姓郑，这支队伍作风极其恶劣，常祸害百姓，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得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甚至当地的老财们都喊出“拥护共产党，赶走景宁人”的呼声。结果一夜之间把他们赶到了县城。但也因此给老百姓造成了心理恐慌，担心我们区委会报复老百姓，所以都关门闭户，拒绝和我们接触。使我们的工作暂时陷入困境，因为没有了群众就像鱼儿没了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1.对外宣传群众。我们区委不断地、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地向群众宣传我党的纲领以及各项政策，让群众正确了解我们南下到福建、到寿宁、到南阳来的目的。
2.对内强化教育和管理。我们的同志无论到哪个村工作绝不允许扰民，在群众不是出于自愿时，都必须在屋外露宿，坚决杜绝任何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发生，以我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3.对地主阶级、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以及被他们利用组织的土匪，我们迅速组建人民武装：县大队、区干队、公安队，协同福安军分区派出的一个营的解放军共同剿匪，对土匪实行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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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秉法（左一）在测算土改耕地
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深入人心的群众工作，使村民渐渐地了解了我们，慢慢开始接近我们，实际上露宿也仅仅是两次，也被感化了。一次我们在犀溪的一个庙里召开群众动员大会，主席台设在菩萨前面的供桌前。为了预防土匪的破坏和袭扰，我们事前安排了区武装班在会场周围架了机枪，为顺利开会造了一些声势。由于之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发动群众的基础，所以正常情况下我做报告的时候是很受群众欢迎的，每次大会现场总是气氛活跃，但是这一次我发现会场现场很反常，群众低着头，气氛很沉闷。我们也很纳闷，但总算顺利开完会。那次大会过后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一名老百姓，他问我：“任书记，那次在犀溪的大会你在台上做报告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怎么啦？”
他说：“那天我也在会场，但是我是躲在你身后的泥菩萨的肚子里，端着枪瞄准了你的后脑勺，随时可以向你开枪打死你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没开枪呢？”
他说：“因为你讲得太好了，你把共产党的‘土匪政策’讲到我的心里去了，我原来的顾虑没有了，我有出路了，所以我没开枪。再有就是你在老百姓中很有威信，我也怕打死你我不会有好下场。”我们这才解开了那次大会为什么群众反应反常，是因为他们知道土匪要有破坏行动而害怕。
三、敌人的残忍和嚣张激怒教育了我们
当年的南阳也是个游击队时常活动的老苏区，阶级斗争形势十分激烈残酷。敌人的势力很强也很复杂，有国民党、土匪和地方民团几股反动力量在与我们较量。仅土匪就有五股力量经常袭扰我们，他们专门暗杀与我们接触多的农会干部或者革命积极分子，先后有3人被害，杀害后还在被害者尸体上放上字条，上写着“这就是接近共产党的下场”等。还有一个民团十恶不赦，嗜杀成性，先后杀害了我们80位农会成员并吃掉他们的心脏，兽行令人发指！敌人的这些挑衅行为没有吓到我们和广大的群众，我们抓紧创建了自己的武装，建立了民兵队伍，与各类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四、对敌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由于我们的武装力量和敌人有很大的悬殊，不能硬拼，必须和敌人斗智斗勇。为了确保工作安全，我们采取了游击战的方式，即区公所的办公地点不固定，经常变换，不让敌人掌握我们的规律。以少胜多，用最少的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但敌人也采取了应对手段。他们利用我们扩大革命队伍的时机，尤其是针对我们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的情况，于是他们把特务安插在我们内部，妄想随时掌握我们的情报。
有一个名叫刘斌的年轻人混进了我们的队伍，取得了我们的信任。有一次派他单独到另一个乡去办公。因为有紧急情况需让他回来开会，就让一名通信员去通知他，但通信员称在他回来的半路被土匪截了枪支弹药（事后也知道了这个通信员也不可靠，而开除了他），空手回来了。刘斌没有一同回来，而是在半夜12点时突然回来敲区公所的门，很急促地说：“任书记，敌人来了，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快去消灭他们吧！”可是当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天，区公所没有武装班，只有我们几个人，同时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完全不了解敌情，出去是凶多吉少，就没有上这个当。事后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敌人想借机把区公所一锅端掉。
我们的区公所虽然只有七八条枪，只能站岗放哨，但是我们的一个民兵却用红缨枪立了一大功。一次，在一个大雾笼罩能见度很低的清晨，国民党的一个俘虏在我方关押处逃了出来，被一名叫胡乃德的站岗民兵发现，对方向胡乃德开枪未中，胡向开枪方向刺了一枪（红缨枪），刺中逃犯致死，天亮后经落实原来逃犯是原国民党征兵局局长刘泉。敌人打胡乃德的那支驳壳枪成了胡乃德同志的战利品，他把驳壳枪交给了我，从此这支枪就伴随我度过了那个艰苦岁月。
五、艰苦岁月的考验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的都是各种生活上困难和工作上的压力，甚至是死亡的威胁，说实在话确实太苦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南下同志都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因为实在坚持不住而成了革命的逃兵。例如安某和杨某就在1950年的夏季带枪逃跑回了华北。之后组织上给了相应的处分。
2009年是我们南下六十周年，也是祖国诞辰六十年。人生六十年为一甲子，这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这一代人也从当年风华正茂的帅小伙、俊姑娘变成了白发苍苍、步履维艰的老人了。我们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献给了八闽大地，但我们回首往事，无怨无悔，为自己能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福建的建设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我会念念不忘八闽大地，毕竟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毕竟我的人生最精彩的华章留在了福建，所以在这全国人民即将为祖国母亲诞辰60周年举杯欢庆之际，我也借此向闽东地区的父老乡亲们敬一杯祝福的酒，向长眠在八闽大地或各自家乡土地下的亲爱的战友们敬一杯告慰的酒！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祖国母亲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