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我的良师益友

南下 干部——我的良师益友

1949年我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关系,有幸与当年在县直机关部门工作的南下领导干部郭人健、史光明、王乐道、李希莲、吕居永、靳三军、赵恒强、常博厚、马景春、申德贵、王甲贤、王翠珍、熊佳谋等同志熟识并多次接触,接受教诲。在福安专区医院与李治礼,在南阳与任秉法、王经志、李振华、狄超荣、狄麟祥、马廷峰、霍光荣、高志民、阴发明等同志—起共事工作过多年。当看到老照片中熟悉的脸孔,回想当年往事,无限感慨,终生难忘。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抵达寿宁县接管政权时期,匪患猖獗,环境恶劣,生活异常艰苦,形势严峻,在那火热年代与本地干部一起风雨同舟,同呼吸、共命运,经受生死斗争考验,为闽东地区、寿宁人民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设、社会的发展奉献青春年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里仅举任秉法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图示

寿宁五区土改小组长合影

任秉法1949年10月起至1953年在寿宁(五区)南阳任区委书记近四年时间,我与他共事也近四年。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良师益友。1949年11月。我参加县知识青年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县委分配我到南阳区公所任文教助理员。11月6日到区报到时,第一个和我谈话的便是任秉法同志。他身高约一米八,表情严肃。起初我感到有些害怕。后在多次接触交谈中,我发觉他待人和蔼、真诚、恳切,开始亲近他,打心眼里敬重他,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房间去。他待我也像亲兄弟一样亲近。他同我有过许多次长谈。我当时年仅15岁,他像老师辅导小学生一样,耐心地给我讲革命道理,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怕苦怕死就不要参加革命。既然自己自愿来参加革命工作,就必须政治立场坚定,不怕苦、不怕死、吃苦耐劳、积极工作。”以后我听从他的教诲,一心一意把自己的全部忠诚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解放初期的五区,环境恶劣,斗争严峻。1949年9月至1950年6月,先后被土匪杀害的区乡、村干部就有6人。在严峻的斗争环境里,任秉法用很大的魄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完成当时党在新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接管乡村政权、稳定新区秩序、清剿土匪、开展反霸、减租、征粮、支前等工作,事事都需要他操心。他性格耿直,精力充沛,以非凡的组织能力,把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他与同时到五区工作的区委领导狄麟祥、马廷峰以及本地新干部团结一致,紧密配合,废寝忘食地工作。

任秉法每次开会讲话稿都认真准备,白天如忙不过来,就放在夜间亲自动手或口授叫我抄写。开会时,他的讲话由我翻译。他思路敏捷,讲话层次清楚、段落分明。不管讲多长时间,会场都鸦雀无声。因此,他在区、乡、村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都说“任指导员讲话,谁都不会打瞌睡,越听越有精神,越听越爱听”。他布置任务时非常详细,要求严格认真,作风深入,工作抓得很紧,雷厉风行。我与他经常一起下乡检查工作。他对干部工作的政绩评估,坚持实事求是,奖惩分明,令人信服。

任秉法为人正派、廉洁奉公。他严于律己,不谋私利。他有较好的文化修养,文人风度,温文尔雅,生活简朴,平时一身灰色中山装,穿一双黑解放鞋或他妻子为他制作的“北方式”黑布鞋,没有架子,态度随和,平易近人。土改前后,我几次与他一同下乡到洋边、花岭、西浦、际坑等村工作。在半路上、田头间,他与农民一起席地而坐谈生产。到花岭村便与贫农吴明发(村农会主席)同吃同住,边吃边谈家常、谈乡情,从不嫌群众穿戴破烂,家庭贫寒。临走不忘交代我付伙食费。五区南阳包括犀溪共有14个乡189个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机关,干部找他谈工作,不管什么时间都行,就是路上边走边谈也行。任秉法的妻子刘玉珍是一个贤惠朴实女性,由于当时干部生活待遇是供给制,生活十分困难,平时她怕在区食堂用膳开支大,便自己做饭。我经常见到他一餐饭只一碗面,很少有什么菜,更不要说鱼肉了。我曾问他:“你天天吃面怎么吃得来?”他说:“南方大米饭和菜我吃不惯,北方人爱吃面。”其实这不是实际原因,真正原因是“穷”,口袋里没有钱,是他真正做到公正廉洁、两袖清风。五区土改工作,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土改分批进行,自1950年12月开始,至1952年3月底结束,历时一年半。五区确定的三期土改重点乡,他亲自蹲点,取得经验,以点带面,指导推动全区土改工作。我在第一期花岭乡土改土地分配工作中,因方法不当,出问题走弯路,就是在他的具体帮助下,很快得到纠正解决,使土地分配工作顺利进行,按时完成土改任务。任秉法同志心胸坦荡,待人真诚。我参加工作时,年仅15岁,文化水平低,资历浅,他就经常自己动笔或口授叫我抄写,帮助我增长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解放初期,他曾多次分配我独立一个人一支枪前往花岭、院洋、甲坑、大王前、儒冬地等村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工作,让我在情况复杂、斗争严峻的环境中去锻炼工作能力。他对我十分信任,一期土改就让我任副组长,二三期土改就分配我担任组长。在实际工作中,他对我进行了严格的考验。1951年我才17岁,他和狄麟祥介绍我秘密参加党组织。入党宣誓时只有任秉法、狄麟祥、马廷峰、霍光荣、车圣贤等五位南下干部参加。宣誓后他交代我对党外任何人都不要说自己是党员,要严守秘密。土改结束后,我回区委担任秘书工作,他对我更加严格要求,经常与我深谈,既肯定我的成绩,又指出我的缺点和短处,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