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　起

我在《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文中，论及拓跋部居阴山——盛乐时期，约当中原魏晋之世，其君位传承中母后⁽¹⁾具有特殊作用，形成母强则遍立诸子的局面。本来，部落君长传承制度中有立长君的实际需要。一般说来，故君的兄弟年长于故君的子嗣，故君未必有胜任统治的成年子嗣，所以部落大人往往认为立故君兄弟有利于部落的稳定和凝聚。拓跋部择立嗣君时有时也能见到这种现象。神元帝力微死后，其子沙漠汗兄弟相继在位，当即为此。在拓跋部中还有另一种现象，就是母后多有强大的部族背景，母后部族支持母后控制拓跋事务，操纵拓跋君位传承，企图巩固兄终弟及，极力堵塞其他可能的继承途径。桓帝猗、穆帝猗卢之时，这种现象相当显著。依照这种兄弟传承“秩序”，兄弟已尽，势必由下代传袭，但诸兄弟各有下代，各个下代又都有母族、妻族部落。无穷的争位纠纷因此而起，酿成频繁内乱，构成道武帝建立帝国以前拓跋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成为道武帝建立子贵母死之制的直接动因。

《魏书·皇后传》⁽²⁾所见道武帝以前各代母后所出部落，其着落大体可得而言，惟有桓帝祁后族属难详，而祁后在拓跋早期历史中又是极其重要的人物，她当国之时曾正式听政，拓跋部以此被邻邦称作“女国”。我想祁后在拓跋部内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能量，经得起持久反复的折腾，祁后之族大概起了重要作用。

祁后姓氏所出虽于《官氏志》及其他有关典籍中无从稽考，但以其时拓跋婚姻关系而言，它出于北姓这个事实是历来史家不曾怀疑过的。我推测，祁后可能出于广宁乌桓，与平文王后同。东汉广宁为上谷郡广宁县，后来称作大宁，护乌桓校尉府所在，幽州乌桓西来所聚之地，在代北地区之东。本文之作，初意就在寻觅祁氏族属居代北之东的证据，进而探究阴山——盛乐时期居西的拓跋与居东的乌桓的互动关系，以充实早期拓跋历史的某些内容。

对祁后族属的探索，迄今还没有找到足以下断语的过硬资料，还只能说是一种设想：祁氏依恃的实力主体在代谷以东，与以盛乐为中心的拓跋部族主体，表现为东西双方既抗衡又吸引的局面。祁后之族似乌桓，但还不敢断定就是乌桓。本文前面几节内容，就是利用细微的资料进行审视，尽量向这个设想靠近。不过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自己思路所及，越来越超越祁后个人族属这一个案，而进入一些较大的问题，如拓跋早期从神元帝力微到道武帝珪的历史中，乌桓族究竟占有什么地位，起了什么作用；一个落后的孤立于代北一隅的拓跋部，为什么得以逐步演化，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百余年混乱局面的角色，等等。这就不是纤细考证而是拓跋历史中的宏观考察了。

我还产生了另一种联想。乌桓部族由辽东等五郡逐次入塞，是西汉武帝时事，早于鲜卑。东汉时乌桓作为一种悍战力量，不但驰名幽冀，而且还进入了皇家宿卫军营，又随汉将出征，转战至于荆、交等州。汉、魏、晋各朝，乌桓突骑始终是天下名骑。西晋时出现的所谓“五胡”，除羌人有长期转战中原的历史经验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一族进入中原比乌桓早，人数比乌桓多，弥漫比乌桓广，作用比乌桓大。但是乌桓却未被列入所谓“五胡”，十六国中也没有一个乌桓人自己独立建立的国家⁽³⁾。甚至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来不曾见到一支独树一帜而稳定持久的乌桓势力。乌桓作为一个重要部族，其史料在正史中只存在于《三国志》裴注以及范晔《后汉书》里面，《晋书》以下正史都未给乌桓作像样的传记，《魏书·官氏志》中把它笼统地称为“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⁴⁾。看来乌桓部族的历史，是有意无意地被掩盖了。这当作何解释？究竟这一支深具活力的善战的乌桓人魏晋以后去向如何？这是一组想作探索又苦于难得结果的问题。本文只能说是试一试，所涉对象，实际上也只限于流动至于代北的乌桓而已，而不是中国北方的乌桓全族。(https://www.daowen.com)

我把原来只求考证落实的纤细问题放在一边，而把本文主旨改在代北拓跋与代北乌桓关系方面，原因就在这里。我的目的与马长寿先生当年撰写《乌桓与鲜卑》并不一样。我也不求写出代北乌桓的全貌，而是就有限的几个方面探寻新的线索。因此我又为本文配上一个副标题：“《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说明我能使用的资料和所关注的问题都很有限。我能做的工作，基本上只能说是在前人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结果基础上作一点再审视、再加工而已。

乌桓史料的稀缺，使我深感困惑。唐长孺先生最先把乌桓列入杂胡一类进行研究，所写的《魏晋杂胡考》一文中把所见乌桓资料中可得而言的问题，从极精微处做了独具匠心的剖析，对乌桓研究有开山之功。马长寿先生撰写《乌桓与鲜卑》，对乌桓资料的搜集，可以说是囊括一空，论述全面。日本史家内田吟风对乌桓史用功甚深，钻研颇久；前田正名关于平城地区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对理解乌桓历史帮助很大。当然，新资料的发掘不能说至此已到尽头，再也无处下手。只是当我着手做这类研究时，体脑能力都感匮乏；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劲头已经丧失了。对这种研究，我只是觉得还有兴趣，还有意义，想尽一点力气而已，自我期许并不甚高。我感到前人使用过的资料，有些是对资料取其大旨，而对其深层意义不一定都处处榨干用尽，因此牙慧可拾之处往往而有。尤其是对《魏书·序纪》这一篇在我看来是历代少数族古史中难得见到的珍贵史料，利用还不算充分。我粗粗梳篦一过，觉得还可用来写点文章。这就是我以《序纪》资料解析作为副题的原因。当然，文章也不能只限于解析《序纪》有关拓跋与代北乌桓的资料而已，也还有旁征之处，不过力求与《序纪》有所印证。至于我为什么看重《序纪》的史料价值，我将以之作为北魏史学史的一个问题，另写文章讨论⁽⁵⁾。

在写了这一个解题性的开场白以后，将要进入正文之前，我觉得还有几句话要说。本文从总体说来，是探索由于乌桓介入而孕育出一个崭新的、活力旺盛的拓跋部，影响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本文自切入点至于终结点，其间曲折回旋，不敢说全无歧路之迷。历史贵实证，本文所涉问题，有的环节无法得到实证，像是雾里看山，隐约中得窥其轮廓，山的本态，山的细部，却无法审视清楚。这篇文章作为历史论文，感到多所欠缺，心里不踏实。我想，研究民族古史，就其无文字记载年代而言，有时恐怕不免要使用这种方法，确切结论不一定能得到，但也许能起开阔视野、启发思考的作用，如果读者愿意踵迹搜寻，说不定能够扩大战果，发现新的线索，使模糊的轮廓清晰起来。如果有幸获得更多确切资料（包括文献、考古和调查资料），使某些假设之词能够证实，使乌桓作为古代一个重要部族的历史得以更多地揭明，那时就可以说乌桓研究真有收获，乌桓、拓跋在代北的共生关系及其历史作用真能说清楚、说透彻了。人类学知识一定有助于认识某些问题，可惜我自己对此所知所见太少，也希望能得到学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