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类别的代北乌桓

七　两种类别的代北乌桓 ⁽⁵⁷⁾

乌桓在两汉时络绎南下，鲜卑各部紧随其后。他们一部分渗入塞内，大部分受阻于沿边一线。西汉护乌桓校尉驻蓟城或其周边之地，东汉建武复置此官时移驻迤西的上谷宁城，西晋时称为大宁。从地理上说，乌桓不能继续南进，只好流动于广阳、上谷、代郡以至于雁门、太原、朔方诸郡以求生存。东汉、曹魏撤销幽、并北边一部分郡县，这个区域汉人居民所余不多，有利于乌桓以及鲜卑各部弥漫扩散。就已入塞乌桓而言，于延水南段（今南洋河）河谷的所谓代谷，是一条顺当的西迁路径。广阳、上谷、代郡以南是汉人较多的农耕区域，乌桓难于大规模进入。这是前文论及的乌桓西徙形势。

东汉以后，代郡、雁门的乌桓人，至少有一部分逐渐习于农耕，不再流动⁽⁵⁸⁾。西晋的雁门郡，其陉北五县地已割让给拓跋部，五县汉民徙于陉南⁽⁵⁹⁾，其地的乌桓应当未曾随同迁徙而是留下来了。猗卢“徙十万家以充之”，所徙除拓跋人以外，自然还有拓跋部落联盟中的乌桓、匈奴以及其他各种杂类。这里及其迤北一带，就是后来成为拓跋部中心区域而被习称的代北。

拓跋进入代北的路线，与乌桓有所不同。拓跋先人由大兴安岭地带辗转至于西辽河上源一带之时，前路已被阻滞，所以大部分从那里西折，循漠南草原路线渐进，累迁至于阴山，越阴山到达五原、云中、定襄地区。拓跋先人曾以推演之名，列于檀石槐所统之东、中、西三部鲜卑的西部鲜卑之内。汉魏之际的建安二十年（215），罢省五原、云中、定襄诸郡，已经推移至此的鲜卑拓跋部，在这一广袤区域里发展扩散，就更无所阻滞。或者，在撤郡之前，这三郡地界已弥漫拓跋部人，所以才有撤郡之举。不过再向东去，有先已到达的并且还在陆续到达的乌桓人形成的屏障，由此产生一个乌桓人和拓跋人共处的地带，这一地带起先似乎在盛乐和平城之间，此后则随着乌桓力量的收缩逐渐东移，但也变迁不定。少数继续西徙的乌桓，则是绕过为拓跋所驻的故定襄、云中、五原之地，进入黄河以西的朔方。所以前引陈寿书及范晔书《乌桓传》中列叙乌桓自辽东向西进至朔方的诸郡中，正好没有五原、云中、定襄之名。

回溯这段历史，在代北地区之内，拓跋部为了生存发育自西向东，乌桓则自东向西，这种相向而动的趋势，隐约可见。乌桓和拓跋这两股本来同属东胡、言语习俗相通的部族，自然而然地汇合在一起，以此为共同的孳生发育之地，而且相互包容，相互影响。他们是代北共同的主人，共同创造着代北的历史。

代北地区虽然是乌桓先来，拓跋后到，但是拓跋以其部落组织的优势力量，在两个部族错居、渗透、影响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拓跋和乌桓之间一定有不少的冲突发生，突出事件是所谓乌桓王库贤离间拓跋力微诸部。但是就整个过程而言，和平交往是主要的。在代北地区以外，有影响代北局势的重要因素存在。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护乌桓校尉府，也来自并州。

乌桓和拓跋在代北活动，对西晋有所骚扰是可能的，但并非大患。护乌桓校尉卫瓘却以此为忧，我认为当另有原因。考泰始七年（271）正月，被称为匈奴右贤王的屠各刘猛叛晋出塞，翌年，猛死，其子副投奔拓跋部，被接纳，事见《魏书》卷九五《刘虎传》。拓跋招降纳叛，对于西晋说来是件政治大事。按，卫瓘受命征北、领护乌桓校尉，在泰始七年八月，与刘猛正月叛事必然有关；副降拓跋，使卫瓘更加关注代北动态。并州事态，代北形势，校尉府的活动，三事密切相关。卫瓘离间乌桓、拓跋，其必要性从这里可以看出。

以上叙述所及的代北乌桓，就是本节所谓两种类别代北乌桓中的一类，他们大体是循边塞或循代谷西来，与拓跋混居。乌桓王库贤谗间拓跋诸部大人，“诸部离叛，国内纷扰”，事在刘副降拓跋后不久，所以离叛拓跋的诸部，很可能包括屠各刘副。乌桓人没有强大的部落凝聚力，虽然以悍战闻名，但都是供人驱使。库贤能瓦解力微诸部，却不能团聚诸部以取代拓跋部的地位。同理，卫操、卫雄兄弟能率领乌桓人为桓、穆转战并州，却不能靠乌桓形成独立力量，独树一帜，以至于不得不在拓跋内乱中无所适从，终于溃散。

这个背景，可以用于解释1956年内蒙古凉城“晋鲜卑归义侯”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以及“猗金”饰牌同出于一窖，这一学者疑莫能明的问题⁽⁶⁰⁾。拓跋三分期间，中部猗境土当包括今凉城地区。两金印都称晋“归义侯”，而且形制全同，大小微异，当是同时受赐于晋，而且说不定就是在晋“离间二虏”之时。二印同出一窖，初受赐者和后来的持有者究竟是哪一个乌桓人和哪一个鲜卑人，虽不可确知⁽⁶¹⁾，但他们同在一起，与当年力微和库贤同在一起的关系相似；而且他们二者共处于猗的拓跋中部之国，主导者应当是凝聚力强的拓跋而非乌桓，也与力微时同。力微至猗，虽然时间已隔了将近三十年，代北的乌桓和拓跋共处的关系依旧，而且当是更广更深了。

这里还可以回顾拓跋东、中、西三部各自地位的问题。拓跋三部的方位、地域区别，大体是受当年鲜卑檀石槐的三分其地的影响。但是此时拓跋整体力量以及三部各自的重要性，却与当年檀石槐时的鲜卑不尽一致。东部昭帝禄官是力微庶子，是文帝沙漠汗之弟，他得位是出于兄终弟及的部落常规，所处东部之地不是拓跋部族主体所在，不是此时拓跋部统治的主要区域。中部桓帝猗是力微嫡长孙，其时拓跋部君位继承方面的嫡庶观念处在若无若有之间⁽⁶²⁾，猗在继承上凭借嫡长孙地位，也可能有点特殊之处。其弟猗卢所居西部，是拓跋部后方安全地带，也是拓跋部生存发育的根本地带。桓帝、昭帝死后，穆帝统一三部，虽仍重视西部的盛乐，但实际上其统治中心已转移到中部地境，所以才有刘琨徙空陉北五县，以其地予穆帝猗卢之事。而原来昭帝所统东部地区，已游离于拓跋统治之外了。由此可见，三部之分，中部是主导，而中部之地正是“鲜卑归义侯”与“乌桓归义侯”共处之地，比前此力微与库贤共处于盛乐是向东推进了。这正是拓跋部向外开拓必然的取向，也是代北乌桓向东收缩的结果。(https://www.daowen.com)

本文所称代北乌桓两种类别中的第一类，大体就是这样。

至于代北另一类别的乌桓，其由来前已述及，是西晋泰始七年（271）新兴郡虑虒⁽⁶³⁾北的屠各帅刘猛叛晋出塞之后才开始出现于代北的。新兴虑虒隔五台山与代北毗邻，停驻五台南北的部族彼此渗透浸润，自是意料中事。所以屠各刘猛叛晋出塞，也自然会与山北的乌桓、拓跋有所联系。不过刘猛叛后似仍回驻新兴，泰始八年被杀。同年刘猛之子副投奔拓跋部，这是文献所见拓跋部正式容纳屠各之始⁽⁶⁴⁾。刘猛死后再传，其兄诰升爰代领部众。《水经·河水注》黄河支流中陵水（今浑河），右合一水曰诰升袁河。诰升袁即诰升爰，其人为刘虎之父。可知诰升爰领部时曾驻牧此处附近，地当今内蒙古凉城、山西右玉一带，多乌桓、拓跋各部，他们彼此渗透、渐趋融合，是必然之势。刘虎代领屠各之众，回驻新兴、雁门，与拓跋部有较多联系。从文献看来，这支屠各此时已具有“铁弗”称号⁽⁶⁵⁾，并且有“胡父鲜卑母”的种族传说。至于所谓胡父鲜卑母之说是反映居新兴虑虒时与拓跋的通婚关系，还是有更古老的口碑，或者仅仅是270年刘猛叛晋投北以后新说，就无从确断了。

永嘉三年（309），铁弗刘虎在雁门举众背叛西晋，刘琨乞师，拓跋郁律（即后来的平文帝）受命，逐刘虎于朔方。318年刘虎从弟路孤，即前述副之子，率领部分部落，从朔方东渡黄河，降于已为拓跋君主的平文帝郁律，并且同徙驻于东木根山。这一过程已见前第六节中所述。路孤之子即刘库仁，《北史·刘库仁传》称刘库仁为独孤。史家有谓，独孤即屠各异译。如果属实，则可知屠各一部分在朔方者继续自称铁弗，另一部分徙驻代北者独擅屠各之名，只是在汉字中异写成为独孤。以刘库仁部为主的独孤，也就是本节所称两种类别独孤中的另一类独孤。由于刘路孤离开朔方来归代北，独孤部从此与拓跋部保持亲近关系，而且比较稳定，影响拓跋部社会政治至数十年之久。而拓跋部与铁弗部的关系，此后反而转疏。刘库仁及其兄弟子侄活动的年代，是独孤部最兴盛的时期。道武帝离散部落之后，独孤作为部落实体的存在就不显了。

由此情况以及由《序纪》所载事实可知，新兴虑虒的屠各，离开故地而与拓跋部大面积接触后，分离为铁弗和独孤。骤现这种分离，很可能是由于铁弗、独孤这两部分人原在并州五部匈奴统治下，虽共用一个称号，但其本有的种族差异并未泯灭之故。铁弗主要停驻朔方，但常常入侵河东；独孤则主要停驻代北，但有时也游离至于朔方⁽⁶⁶⁾。拓跋与铁弗之间战争较多，拓跋与独孤之间战争甚少，但三者都割不断密切往来。只是由于和战关系有多有少，铁弗、独孤在魏收书中所占位置不同：独孤人物收在外戚、功臣传中，铁弗则由于偏处西隅，后来又独立建国，所以入五胡传，被作为敌国对待。尽管如此，铁弗并不讳言其胡父鲜卑母即屠各与拓跋混杂的种族来历，所以历来被史家称为杂胡。杂胡之称本没有严格界限，在各族迁徙运动十分活跃的年代，各族混杂现象极易产生，使成分有所变异，有时还形成不同的名号。甚至匈奴与代北的拓跋，就整体来说，也早有种族混杂关系，所以在《宋书·索虏传》与《南齐书·魏虏传》中，拓跋也被视为匈奴的一种⁽⁶⁷⁾。屠各本来就是匈奴。由屠各分化出来的独孤，又带上了乌桓的名号，成为代北地区另类乌桓。不过，各部族群体互相熔冶中，毕竟会呈现各自能量的大小。在代北地区，拓跋部人数较多，驻地固定持久，又有较为稳固的部落联盟组织和强劲的凝聚力，比新来的屠各，比代北的乌桓，都具有显著的优势。凭借这种优势，拓跋名号得以流传不坠，在历史上发挥较大作用，与屠各、乌桓日趋消失者大不相同。

铁弗与独孤，都具有乌桓名称，不过情况不同。《资治通鉴》永嘉三年（309）记铁弗刘虎叛晋事，“考异”引《刘琨集》谓“乌丸刘虎构为变逆”⁽⁶⁸⁾，而此事在《晋书·刘琨传》中径作“雁门乌桓复反”，似乎雁门乌桓就是“乌桓刘虎”，也就是铁弗刘虎或屠各刘虎。我们知道铁弗就是以后的赫连，统观前后资料，铁弗、赫连应是匈奴或屠各，称乌桓的资料只此一见，别无他证，只好搁下不说。至于独孤称乌桓，除了《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乌丸独孤、鲜卑没奕于率众数万，又降于坚”⁽⁶⁹⁾一例之外，还有他证，是较为可信的。看来晋至北魏，除乌桓独孤以外，并不是所有诸方杂人都称乌桓。⁽⁷⁰⁾

一条重要的关于乌桓种族的资料，特别值得留意。慕容垂建立后燕之时，独孤部刘显（刘库仁之子）强大，横亘于幽并之间，与慕容垂为敌。慕容垂联拓跋珪击逐刘显，为笼络独孤，立独孤刘显之弟刘亢泥为乌桓王，以抚刘显之众，事见《资治通鉴》晋太元十二年（387）。此后一段时间，拓跋在并，慕容在燕，处于胶着状态，“乌丸王”刘亢泥自然在慕容一方。十年之后，北魏皇始元年（396）六月，拓跋珪东进攻击慕容后燕的前夕，“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⁷¹⁾由此可知，乌桓王刘亢泥受封以后为后燕广宁太守，而广宁正是在原护乌桓校尉驻地近处，乌桓人势力深厚。刘亢泥本非原来的代北乌桓，他以独孤部酋帅而受后燕封为乌桓王，说明他具有代表各种乌桓人的普遍资格；而后燕也正是利用他在乌桓中的号召力，使他居广宁太守以绥抚乌桓，并助后燕抗拒拓跋，十年（387—396）不曾移动。拓跋珪直到整顿了内部、决意东进之时，才以大军拔除此一居并幽之冲的广宁城，并徙置刘亢泥所领的独孤部落于代北平城。拓跋珪所遣攻广宁的大将王建，本人也是出于历代为拓跋国婚的广宁乌桓，在广宁当有很大影响。另一将军莫题本雁门繁畤人，世居陉北，与乌桓至少亦是紧邻关系。

慕容后燕封独孤酋帅刘亢泥为乌桓王，置于广宁为太守以抗拒拓跋一事，是十六国末年燕魏之际幽并之间的一件很有影响的大事。它的意义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表述：一、代北的独孤原已被确认为一种类型的乌桓；二、到了燕魏之际，独孤已不仅是代北地区一种类型的乌桓，而是进了一步，成为代北全体乌桓的总代表，所以独孤刘亢泥受封为乌桓王，是可以理解之事，时人不以为异；三、由此推导出如下一个结论：拓跋珪离散部落的重要个案之一，即离散独孤部落⁽⁷²⁾，实际上是拓跋吞并乌桓的决定性的举动，是拓跋、乌桓两族融合的最终标志。代北地区两种类别的乌桓，事实上并为一种由独孤为代表的乌桓，最终又通过离散部落的手段并入拓跋。离散部落之举，从族属意义上完成了拓跋部道武帝的统一。

代北地区两种类别的乌桓群体完成了彼此的以及与拓跋部的融合，到北魏建国后均已消失。魏收编纂《魏书》时，这个历史过程已经不为史臣所理解。加以北魏作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在起着作用，因而乌桓部族在《魏书》中丧失了应有的地位，成为“诸方杂人来附者”的笼统称谓，这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

最后，还须着重说明，本节所用独孤称乌桓的几条重要资料，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唐长孺先生的论文中都发现了、使用了⁽⁷³⁾。唐先生的着眼点，是反复论证乌桓本身已杂胡化，独孤称乌桓，也是由于他们在血统上都已混杂。唐先生指的是本文所说的另类乌桓。他所论是正确的，我都同意。我所增补的认识，是以乌桓与拓跋两大部族交会于代北为总的背景，来审视其中的另一类乌桓，也就是独孤，终于成为代北乌桓的主体，而先入代北的那些本当是代北乌桓主体的乌桓反而不见记载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这也是我们能够窥测到的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共生的一种进程，一个方面。看来，早先移入代北的那一类乌桓，此时已与拓跋融为一体，难于辨识了。至于究竟为什么独孤早在西晋时就被人称作乌桓而不是别的族称，是否有种族上的、文化上的或者是历史上的、政治上的更多根据，譬如说他们本来就是附属于南匈奴的乌桓部落，后来则未加区别地长期存在于并州匈奴五部之中？这个问题我迄今心里底数不大，因而提不出比较有把握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