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拓本题记二则
——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

猗卢残碑拓本附柯昌泗题记一则，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未编目登录，2002年春得胡海帆先生之助，始得一见。拓本阳面49×30cm，文字竖刻一行，余“王猗卢之碑也”六字，字有界格。“王”字缺首笔，其上当残去一“代”字无疑。罗振玉据柯昌泗提供信息，著录此残石于《石交录》中，见《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石交录》录文未写入“王猗卢之碑也”的“也”字，未附图像，估计罗氏未曾见到拓本原件。残石阴面54×21cm，刻狩猎图像，柯氏手笔题记居于阴面之右上方。罗、柯两家皆精于金石鉴定，此残碑经二人斟酌，当非赝品。我作《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一文之时，已检得“拓跋陵”、“猗卢墓”文献资料，并知悉《石交录》有猗卢残碑著录，遂据以为说，形成文字，录入上述《探讨》文中。其时尚未知有猗卢残碑拓本存世，未见拓本图像及柯氏题记。2003年该文辑入《拓跋史探》时，始得将新近获悉的猗卢残碑拓本及题记资料简单介绍，作为该书附录。

猗卢残碑柯昌泗手笔题记曰：

丁丑三月，绥远贾客以此残碑额拓本相眎求售，不知为何代物也。予一见，讶为著录未有之奇，亟以廉值收买，毡席舆归，为晋表宦中臧石上品。长城以外，尚未闻出有六朝以前之石刻。古今金石书中，十六国物最少，代石更不经见。猗卢又为始封代王，名著史乘。而其字书遒伟，亦与习见典午诸碑阙，迥有雅俗之判。额阴画象似环刻游猎之形，尤为异制。晋画象除居贞草堂《当利里社碑》阴外，余亦未闻。综此诸端，洵为罕见之珍。予已撰跋，略以史事相证，容缮写以传艺林。兹先拓呈

季木四兄我师审定。昌泗时休沐还旧京记。

残碑阴阳两面拓本共钤有“谧斋审藏”、“燕舲”、“胶西柯氏”等印章。

为了叙事方便，本文称柯氏此件题记为前件。前件中说到“予已撰跋，略以史事相证，容缮写以传艺林”云云，知柯氏尚有正式跋文传布，供同好互相切磋。代石乃稀见珍贵文物，关注者甚盼柯氏跋文早日露脸，共同剖析研究。

2006年秋，得见柯昌泗在此猗卢残碑另一拓本上手书题记的传抄本，内容较富，文字较长，有少量难于辨识之字。2007年春，又有幸见到此传抄本的影件，文字清晰，全部可以确认。经与柯氏题记前件对比，其真实性无可疑之处。本文称此影本题记为后件。兹将此后件题记影本文字迻录如下：

此碑额残石，乙亥秋间绥远城南三十里达赖营村古城遗址所出，今藏敝斋。石存“王猗卢之碑也”六字一行，其全文当是“晋故大单于代王猗卢之碑也”十二字两行。推以行款之式，可揣知也。猗卢为拓跋先世代王之始封者，事具《魏书·序纪》。《序纪》又言猗卢兄猗没后，臣下为之立碑于大刊城（按，刊当作邗，柯氏误写），皇兴（467—470）初，掘得其碑。此碑盖亦其例。猗卢之后，由郁律至什翼犍，中历数世，不知碑立何时。然猗卢以被弑终，部属迸散。国臣若箕澹等皆归于晋。此碑字体精雅，自是华人所书，为时相距盖亦不远。及苻秦灭代，涉珪再起，先王遗迹，已多湮坠，猗之碑尚待掘地而见，自无始为猗卢立碑之事。且其书纯用八分，亦非元魏初年参杂今隶之体。此碑当著录东晋十六国时，不能与道武以后石刻同科矣。历代碑碣以十六国见著录最少，其属于代国者尚未经见。又长城以外，向无六朝前之石刻。得此洵足宝翫。至其书法，亦在辟雍碑额之上。而额阴画象写游猎之状，尤为异制，在石刻中其以罕见珍，非一端也。

丁丑夏日拓奉

志辅兄长同社雅鉴

弟柯昌泗识（按，下钤方印字不可辨。）

前件题记与后件题记笔迹一致，内容能够互证互补，彼此照应之处甚多。后件亦写在残石阴面拓本右上角空白处。两件均题于1937年丁丑夏日。前件略早，但亦当不过旬日之隔。前件简单落墨，介绍残碑由来；后件则举证史实，有所判断，有所揣测，一眼就能判明此即前件所称“予已撰跋……容缮写以传艺林”的跋语无疑。史界同行所关注的柯氏手题猗卢残碑跋语，居然这样快就在社会露面了。

柯昌泗两件题记寄赠对象，也很凑巧。前件题记写的是遗“季木四兄”，用词是“兹先拓呈”，落款为“昌泗时休沐还旧京记”，当在柯氏由察哈尔任所还北平之即日；后件则谓“拓奉志辅兄长”，落款为“弟柯昌泗识”。今知前件所称的“季木四兄”指建德周氏之周季木，周叔弢之弟；后件所称之“志辅兄长”，亦出建德周氏，周叔弢之从弟。柯、周盖通家之谊。前件用“拓呈”，用“我师审定”等敬语，后件只用“拓奉”，用“兄长同社雅鉴”。周季木、周志辅与柯昌泗本为同辈相交，我揣测，自昌泗视之，季木年龄较长，学艺居前，为昌泗所敬重；而志辅略后，与昌泗交谊似乎更洽。所以两件题记用语及称谓有所差异。至于后件中以“同社”冠于称谓之中，是用来照应前件所说撰跋以传“艺林”同好之意。柯、周朋辈多嗜文史金石之学，同好之间勤通信息，时相过从，乃有结社切磋雅事，“同社”之称当以此故。陈君冠华检得《季木藏陶》周明泰（志辅）1942年所制序言，谓1929—1930年间，周氏季木、明泰、叔迦兄弟以及柯氏昌泗同寓北平，切磋学艺，结为社，取四人分工治学、质疑问难之意。序见《新编全本季木藏陶》附录，中华书局，1998。按，《说文》段注引《玉篇》谓“今作展”。

观柯昌泗前件题记，知柯氏始“休沐还旧京”，立即将猗卢碑“拓呈”周季木，并于题记中征引“居贞草堂”资料以为参考。这是由于周氏乃藏石名家，庋藏丰富，识见精到，柯氏亟须得到他对猗卢碑石的认同。周季木，室称“居贞草堂”，除有《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及《季木藏陶》以外，其所藏铜器收入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柯氏尊季木为“我师”，即以此故。

前件题记之末，柯氏评价此残碑“洵为罕见之珍”。后件题记所引史证文字，本为补充说明前件题记，而于其结尾处特意表出“其以罕见珍，非一端也”，正是照应前件“洵为罕见之珍”之句。前后两件词句之契合，也很明显。至于后件所称“揣知”残碑全文当是“晋故大单于代王猗卢之碑也”十二字两行，残碑上全然无此痕迹，看来纯系揣测，未必有当。至于前后件中其余论述各点，有中者，有不中者，兹不一一。以下只就残碑性质及残碑出土地点问题，尤其是后一问题略为申叙，就正方家。

所谓猗卢残碑性质，是指此残碑究为何物，是碑的整体，还是碑额？是纪事碑，是纪功碑，是墓碑，还是有别的功能的碑刻？对此，柯、罗二家似乎都曾措意，都有所疑惑，有所斟酌，但又未予深究。我据正史、地志资料，考虑猗卢之死的具体情节和鲜卑葬俗，推定此残碑不是纪功纪事之碑；它与死葬有关，称墓碑未尝不可，但不是通常意义的墓碑，也不是墓碑残剩的碑额。它是猗卢于新平城一带被杀后，刘琨依鲜卑“潜埋”习俗，暂厝其处而立的标示物，供事后识别之用。它是公元316年（晋愍帝建兴四年）拓跋历史一次兴衰大转折的珍贵物证。它作为文物，是代石的标本，是书法的珍品。(https://www.daowen.com)

柯氏在前后两件题记中，都称此物为碑额。罗氏袭用碑额之称，认定为墓碑之额。碑额理当有相连的碑身，今已不存，且无痕迹可辨，难于遽定。据知碑额文字一般都简单明了，表明碑主姓名、爵里诸项必需内容，不会有多余文字出现，另表他意。此残碑作“王猗卢之碑也”，后缀语气词“也”字，当非偶然带上的多余之字。“也”字通常表示某种认定、某种判断的意向。碑额带“也”字，是十分罕见的。柯氏似乎意识到此点有异常规，当时未遑作出解释，但问题仍在他思虑之中。

柯氏后来论石刻文字，有意回答这一问题，他说：“新罗真兴王巡狩碑，咸丰壬子（1852）尹定铉移嵌中岭镇廨壁间。跋言：以旧拓考之，第一行王字下，有‘巡狩管境刊石铭记也’九字。此旧拓，中土人不知也。标题用‘也’字，亦汉晋旧习。鲁市东安汉里画像题字、代王猗卢碑皆然。今日本犹有此题式。”（《语石　语石异同评》，叶昌炽撰，柯昌泗评，中华书局，1994）柯氏所评有原文实证者，只有新罗真兴王碑一例，其中带“也”字之句，指明该碑是为记录巡狩管境之事而立的纪事碑，“也”字作为语气词，是为了认定立碑纪事目的。此为碑文中的叙述字句，并不能证明是特意用为碑额“标题”。柯氏用此例与“王猗卢之碑也”六字碑文彼此互证，认定此为碑额，彼亦当为碑额；并推而广之，企图以此证明“标题（按此指碑额）用‘也’字，亦汉晋旧习”，此种说法并不周全，在逻辑上说不通，我以为不足为据。

罗振玉《石交录》著录此碑文，只作“残石存六大字，文曰‘王猗卢之碑’”，并谓碑文当两行，前行之末必为“代”字。所谓“六大字”，当是将代王的“代”字计入。所谓碑文当两行，疑亦袭用柯氏之说，猜测而已。罗氏未提及碑文中的“也”字，避去回答此字涉残石性质的难题，免生辞费。我疑柯氏1937年夏还旧京，适日寇侵华战争骤起，罗氏居辽，于1939年春编定《石交录》时从柯昌泗处知此残石信息，但未必见到原拓，未能准确记下残石文字，即匆匆入录。这样他就未能思考碑文带语气词“也”字之故，留下解读缺憾。

但是，罗振玉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他断定此石与猗卢死葬有关。猗卢死葬雁门山中，由刘琨董理后事，残石迨即刘琨所立墓碑之额。这很接近历史实际，只是断为碑额之说，似仍未达一间，有探讨余地。

按，据《太平寰宇记》卷四九雁门县（今山西代县）条，县有“拓跋陵”，无他说明。《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五一代州：“拓跋猗卢墓，在州西北雁门山中。《寰宇记》雁门县有拓跋陵。”《一统志》所记字句，易“陵”为“墓”，并断其在雁门山中，看来不仅据《寰宇记》，当还有其他文献或口碑依据。可以设想，当年猗卢南下攻六脩，败于新平城地区，亡走雁门山中，遂死其地。刘琨为迎拓跋南奔之众，适驻于近处，得以董理猗卢善后，就地敛尸，立碑为志。从大处说来，这是罗氏极合情理的推断。不足之处，一是罗氏未曾检得“拓跋陵”、“猗卢墓”的文献，未得将残碑实物证据与文献证据结合考察，以增强其论断的可信性。二是罗氏未曾考虑到鲜卑有“潜埋”旧俗，理当不立陵墓，不可能有通常所见带有较详志文的墓碑，自然也无所谓只剩碑额而碑文残去之说。因此之故，碑额带语气词“也”，还是无法解通。其实，“王猗卢之碑也”本身就是碑体，其意是标示猗卢葬于此处。它是近似潜埋习俗的暂厝处的标示物，以备他日辨识。这个问题，本文下节还将继续探讨。

媒体报道，张自忠将军襄樊殉国之处立有石碑，69×33×9cm，碑体粗糙，镌“张上将军初葬处”七字，日期为1940年5月16 日。石碑流失于襄阳一农家，历五十五年。我初读此文报道，立即联想到猗卢碑问题。张将军碑文，意在表示倥偬之际，无从治丧，暂厝于此，以俟异日。我想，张碑只就功能作用来说，与猗卢碑文所示极为相似，都是标示初葬地点。张碑只起地标作用，猗卢碑也是。张碑七字碑石就是碑的本体，并非只是碑额；而猗卢碑今存六字残石也就是碑的本相，并非只是该碑碑额，柯氏、罗氏所持碑额之说是无据的。这些都可以启发对猗卢碑问题的思考。

柯氏后件题记（跋文）说到残碑出于绥远，前件未有此说。出绥远说如果属实，则我在前件探讨文字中对残碑所作判断各点，以及罗振玉谓残碑为刘琨所立的见解，统统不能成立。已有同行朋辈就此向我质疑，但我另有看法。兹略为申叙，就正方家。

据柯氏说，猗卢残碑是1935年乙亥秋间于绥远（指今呼和浩特市）城南三十里达赖营村古城遗址“所出”，柯氏于两年以后，1937年丁丑，从贾客手中购得。今天所知，猗卢残碑诚非赝品，但来路并未交代清楚。残碑究竟是确如贾客所称彼时、彼地“所出”之物，还是贾客得自市场，托言绥远附近古城遗址近年新出，以图博得买主信任而增贾值？这一情节对于考察残碑性质用途，非常重要，而柯氏未必留意及此。柯氏可能但凭贾客之说，未究确证，信以为真，“亟以廉值收买”，并且率尔写入题记跋语之中。据知，今呼和浩特市郊确有达赖营村，确有一处汉末至北朝城址遗存，城址东侧之大土堆，就是古建坍塌之堆积物，早年偶有残砖断石之类可以拾取，为当地人所知。贾人或是据此顺口言及猗卢残碑为此地近日“所出”，而并未提供实证。

我当初写《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之文，在2001年夏间，该文断定猗卢残碑出雁门山中，其时尚未见到残碑图像及柯氏前件题记，更不知以后会有碑出达赖营村的柯氏跋语之说。据《魏书》记载，猗卢在新平城地区挑起一场混战，猗卢、六脩、普根各拥所部，相继卷入，反覆厮杀追逐，地境全在雁门及其毗邻。猗卢兵败时部众迸散，孤身一人，微服民间，形势十分混乱。这是确凿的史实，只是缺少细节陈述。猗卢死后，猗卢之碑的建立人、建立目的、建立时间、建立地点以及碑的功能性质，应据上述基本史实，辅以旁证，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文献中得见雁门山中有“拓跋陵”、“猗卢墓”。这是晚出的资料，前人未曾留意，但是却可作为重要的旁证。猗卢残碑面世，加重了前述仅据文献而作判断的砝码。这本是一段芜杂史实，看来无足轻重。如果没有猗卢残碑及柯昌泗题记面世，根本不会引起人们对这一历史片段的关注，所以长期未曾见到涉及这一问题的文字。

罗振玉准确地判断猗卢碑为刘琨处理猗卢善后时所立，所根据的只是《晋书》、《魏书》等相关史料和残碑信息，未曾提及其他资料如雁门山中的拓跋陵等。刘琨接应猗卢部将箕澹自代北南奔之师，次于平城。这里应当注意，刘琨所接应的拓跋南奔之师中，有刘琨之子刘遵，他本是刘琨所遣质子，长期居留代北。救回刘遵，必是刘琨十分关注之事。还应当注意，西晋所称平城，不是今大同市的拓跋所驻的代北平城，而是西晋所置并州雁门郡所属的平城县，在今山西代县境。此时由身在雁门平城的刘琨，在救回刘遵之后，就近出面处理猗卢善后，包括为猗卢瘗尸立碑于雁门山中，是合情合理之事。猗卢多次在并州助刘琨抗刘、石，刘琨眼下实力又以原猗卢之众居多，琨不得辞其善后之任。雁门山区是猗卢、刘琨都很熟悉之地，稍前刘琨命其所并吞的箕澹之众攻石勒，箕澹大败，奔窜于代郡及桑干河源之间，也未曾离雁门山区。刘琨为猗卢瘗尸立碑于雁门山中，是对猗卢的一种合适的报答。刘琨收猗卢余众，在建兴四年（316）三月，同年十二月刘琨为石勒所逼，东投段匹于蓟城。立碑时间不晚于十二月。顺便提及，正是此月，晋愍帝在西京出降刘曜，史家以此作为西晋、东晋国祚转移的标志时刻。猗卢之死和刘琨的败弃并州，恰恰也是两晋转轨的历史标志，因为刘琨的并州刺史旗号，是西晋在北方实际存在的象征，刘琨弃并，意味西晋之亡。

罗振玉得知猗卢残碑信息，以之入录，作出碑为刘琨所立之判断，是准确的。若无刘琨在，猗卢由其拓跋族人潜埋，潜埋处或将以拓跋习用方式，作出其他标示，未必会用汉字镌碑为记，因而后代之人也就难于知晓。罗氏获得猗卢残石信息，却未曾检出有“拓跋陵”、“猗卢墓”的资料，未能以之与残碑联系思考，彼此印证。而“拓跋陵”、“猗卢墓”的资料一旦有了猗卢残碑为之佐证，就显得文献虽晚出而必有所本，其史料价值就增大了。我料想，“拓跋陵”为人所知，或即由于残石所在，后人误为猗卢陵墓，成为千年口碑，遂以得名而留于史籍，亦未可知。

猗卢残碑不出于雁门山中而出于绥远城南达赖营村之说，我认为十之八九是编造的，很难令人相信。猗卢自西晋永兴二年（305）总摄拓跋三部、受代王封号、获五县封邑以来，实际上已由盛乐徙驻其同母兄猗原驻之地，活动全在以平城和新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与盛乐有相当的距离。此时的盛乐在文帝兰妃之孙，即思帝弗之子、后来的平文帝郁律的操控之中，而猗、猗卢兄弟则是文帝之后封氏之子。在拓跋史上，封后子嗣和兰妃子嗣，两者不是一系，矛盾颇深。猗卢死后，史不载其尚余子嗣，郁律谋求消除猗、猗卢残余势力，蓄意夺取拓跋君位之不暇，决无为猗卢立碑于盛乐近处某地以为纪念的可能。郁律以后，除了由封后后人在东、兰妃后人在西，交替居位的十几年混乱岁月以外，直到北魏建国灭国，君位一直在兰妃一系后人之手，为猗卢立碑于盛乐地区，根本就无从说起。在猗卢碑后件题记中，柯氏原本拟以卫操等人所立之猗碑为例，认为猗碑立于大邗，亦掘得于大邗；今猗卢碑既达赖营村“所出”，当初也应是立于达赖营村之处。这就是后件题记所说“此碑盖亦其例”之意。但柯氏在郁律以后各代中，竟找不到一个可能立猗卢碑的人。而且依据情理，还可以断言，也不可能有人将始立于雁门山中的猗卢碑石移置于盛乐之北今达赖营村。所以在后件题记中，柯氏对猗卢碑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立，实际上也是持疑惑态度的。柯氏思虑所未及的是，还存在一个贾贩之言有何凭据的问题。

鲜卑人依习俗行潜埋之制，按理应留有供相关之人尔后识别之迹。沙漠汗被害于阴馆附近，当是就地潜埋；近二十年后，其子猗始于平城改其父葬，显然是能识别原葬的准确位置，才能进行。只是这一识别“暗码”不露外人，后之人更无从知晓。拓跋在代北百余年，皇家陵墓除冯太后本汉人者外，迄今无一发现，或与潜埋习俗有关。此俗亦不止拓跋、乌桓为然，石勒及其母葬襄国城南，都是“潜窆”、“夜瘗”，莫详其所。勒母王氏或为乌桓改从之姓，死从乌桓本俗；勒用此俗，则不得解。

总之，至今为止，我仍然认定，猗卢碑是在雁门山中猗卢潜埋近处临时竖立之物，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墓碑，竖碑目的在标定窆瘗所在之区，以待后人处理。至于依拓跋习俗潜埋而又依汉人习俗立碑为志，这是由于主其事者是汉人刘琨的缘故。载籍所记雁门山中有拓跋陵，不会是空穴来风，至少可认为有后代口碑依据。从史料之可信程度评估，《太平寰宇记》初见“拓跋陵”之说，虽不在历史的当时，毕竟也不算太晚，因为北宋早期能够见到的十六国北朝史料，比后来留存的要丰富得多。

我们知道，《唐书》、《宋史》以及《崇文总目》均著录有《刘琨集》十卷，还另有《刘琨诗集》十卷，可证北宋时刘琨之书尚属完好。《直斋书录解题》始云《刘司空集》十卷，前五卷差全，后五卷甚多阙误。今就严可均辑录所得该书少量遗文看来，已有若干直接说到猗卢的资料。逯钦立所辑刘琨诗作不多，句中多寓政治内容。由此推测，刘琨诗文中或有刘琨操持猗卢葬事资料而为乐史《太平寰宇记》所征引，雁门山中拓跋陵之说，或即由此而来。又，《十六国春秋》一书散佚过程较长，至少到北宋中期还能见到较多的残篇，所以《通鉴考异》引录之书犹有《十六国春秋钞》。乐史之《太平寰宇记》成书早于《通鉴》大半世纪，其时能见到的十六国资料较多，可能包括刘琨、猗卢轶事而为《通鉴》所未见或未采者，亦未可知。十六国虽不含拓跋代国，但拓跋事迹间亦见于他国之录。乐史之书素称采摭繁富，考据特为精核，所采“拓跋陵”之说，或亦有十六国史这一来源。至于再后“猗卢墓”之说，或由“拓跋陵”之说演变而来，或另有某种口碑依据，未可知也。

上述意见，是我对历史掌故的思考，是探索性的。毕竟历史的细节以及各种偶然因素，难为后人尽知。譬如猗功德碑所在的大邗城，是否就是猗嫡子左贤王普根所守的“外境”？其确址何在？这个关系拓跋发展形势的问题，至今还说不明白。因此之故，猗卢残碑的相关问题，目前也不宜完全说死，以后还须关注新的证据。

补注　本文拟就之后，得见殷宪先生待刊新作《北齐张漠墓志与北新城》。该文据墓志出土地以及地面调查研究，知今山西朔州市西南梵王寺村附近，有“王城”、“太子坟”等地，盖即穆帝猗卢时筑新平城（小平城）以及其后拓跋内战诸事之遗存物证。这一带正好是水之源，不出雁门山区。殷先生认为存世的猗卢残碑出土地问题也可能出现新的线索。殷文令人瞩目，盼能续有发现，以充实现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