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部落大会与平城西部的郊天坛

《魏书》卷二三《卫操传》，操为桓帝辅相，桓帝死后，操立桓帝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立碑时间是西晋光熙元年（306）。立碑记事是没有文字的拓跋部依仗汉士而为之的一种记事方法。今天能读到的较完整的早期碑文，桓帝碑是仅有的一件⁽⁹⁾，此碑文字在录入史传时虽然有所窜改，但基本内容还是可以理解清楚。

桓帝碑文有“应期顺会，王有北方”之语，值得推敲。“应期顺会”云云，从已知桓帝猗事迹中寻找相关内容，只有桓帝葬母，会者二十余万这一事可以照应。各族部落大人“应期顺会”，意味着认同桓帝在部落联盟中的权威地位。西晋有关王公牧守应邀遣使与会，可以肯定桓帝意在乘晋室之衰，冲出代北，驰骋并州，成为中原侧目的茁壮力量，成为代北之王。这就是“王有北方”所指。卫操立碑的前二年，有桓帝助司马腾的并州之捷，立碑的前一年，西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这已是西晋朝廷的封君了。

桓帝葬母，事在拓跋三分其国以后的第二年。此年部落大会在中部桓帝之国举行，意味着中部之国在三国中占有特殊地位。西部之国虽为拓跋根本所在，但僻处边隅，不便交往。东部之国多乌桓及其他东方族裔，对代北拓跋容易形成游离。加以桓帝为神元帝嫡孙，其母族封氏和妻族祁氏可能影响局势。这些当是桓帝之国在三国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原因。拓跋受晋之封，从桓帝始。只是桓帝受封之年即死，接着晋室为拓跋加封进爵，受之者则是统一了三部的穆帝。穆帝总摄三部之后，实际上也迁驻原中部之国，大体上以平城为其活动中心。

草原部落大人聚会，往往在历史的重大时刻举行，主其事者是部落联盟中最具影响的人物，除祭天以外往往伴有重大事件或重要的后续行动。据《序纪》，258年神元帝力微自长川西行，南越阴山，迁至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落君长皆来助祭”，诛观望不至的白部大人，于是“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力微得以在新地停驻，其权威地位得以巩固。这是拓跋史籍所见第一次部落盛会。力微死后拓跋衰微，部落盛会未见举行。直到296年，才有桓帝趁葬母机会使诸部“应期顺会”之事。此后拓跋经历了蓬勃发展的二十年，又陷入频繁内乱。339年，得势的昭成帝什翼犍重振拓跋，军威所及，“东至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于是而有“朝诸大人于参合陂，欲议定都于源川”之事。这又是拓跋力图向南开拓的空前大事。虽然由于王太后的持重态度，迁都未果，但从342年开始，每年“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再往后，拓跋历史上最著名的草原部落盛会，举行于登国元年（396），即道武帝拓跋珪复国之年。是年正月“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拓跋的领袖地位得到草原诸部的认同，拓跋帝业逐步实现。而牛川即位之地，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似曾被拓跋部人称作“牛都”，视为拓跋复国后第一个“都城”所在之处。

草原部落大会几乎都是拓跋部兴盛的标志，而且往往推动拓跋部更加兴盛。循此规律观察桓帝葬母，诸部“应期顺会”之事，可知它正是在拓跋部经历了二十年衰微之后走向复兴的时刻发生的。此时桓帝自己正当壮年⁽¹⁰⁾，以神元嫡孙、文帝嫡子的有利地位，居拓跋三国的中部，西面有同母弟为之屏蔽，东面并无强敌，正是拓跋振兴的大好时机。所以他借葬母之会大事张扬，以凸显自己的能力和权威，要求草原各部效忠，并获得西晋官方的认可，一举获得成功。从葬母大会翌年开始，桓帝立即持续不断地北巡西略，《序纪》记载桓帝之三年至七年（297—301）的五年中，“诸降服者二十余国”；接着又介入西晋的并州事务，大破屠各刘渊，从而获得西晋所假大单于号。在此基础上，桓帝之弟穆帝才得以进一步介入并州事务，除获西晋所进大单于号以外，并获代公、代王之封。穆帝316年死，其基业为桓后祁氏所继承。有证据显示，穆帝或祁后，看来也曾有举行草原部落大会以拓展事业的准备，但没有实现。

台湾学者康乐借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关于东北亚草原游牧部落（胡族）礼俗研究，提出拓跋在部落联盟时期遵行胡族传统礼俗，西向祭天；以后建立国家，进入中原，才逐渐改从汉俗，奉行南北郊的制度。习俗的改变是比较缓慢的。大概道武帝建都平城时期，祭天礼俗犹胡俗汉俗并存；迁洛以后，南北郊制度才完全取代西郊祭天胡俗⁽¹¹⁾。祭天仪式是诸部大会不可缺少的程序，《序纪》昭成帝五年（342）诸部大会，有“设坛埒”之说，主要就是为了祭天。《礼志》（一）所载道武“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仪式非常隆重，而且完全遵循胡俗。上文说到穆帝或祁后曾为举行草原诸部大会预作准备，正是从类似的郊天资料得到信息的。《水经·水注》：如浑水“又径平城西郭内，魏太常七年（442）所城也。城周西郊外有郊天坛，坛之东侧有郊天碑，建兴四年立”。据知在此之前，尚未见拓跋部有定点定时的隆重的西郊祭天礼仪，所以平城西郊郊天坛当是为择时召集部落大会而设，而且还似曾镌碑纪念。(https://www.daowen.com)

平城城址，以如浑水为基准，历汉、晋及拓跋时期，其轮廓无显著变化。平城西界有筑郭之事，如《水经·水注》谓魏太常七年筑平城西郭；《太宗纪》谓是年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平城西郊郊天坛所在地点的方位，无论是在穆帝、祁后时，还是在郦注成书时，郊天坛始终在平城西部的位置上⁽¹²⁾。

筑郊天坛的时间，值得注意。建兴四年为穆帝统一三部后的第九年（316），是年穆帝由于拓跋内乱，死在其子六脩之手。桓后祁氏继之掌握了平城局势，连续立其子普根及普根始生之子为君主。此举不为在盛乐的诸部大人认同，他们另立思帝之子即平文帝郁律，以对抗居于平城的祁氏。祁氏虽失法统地位，在代北东部的势力犹存，因而形成代北地区盛乐和平城的东西对立局面。平城的郊天坛就是在此年拓跋局势朝夕变化的时刻建立的。它究竟是穆帝所立，以图确立所获代王地位在草原的无上权威，还是穆帝死后桓后祁氏所立，以求诸部大人对祁后树立桓帝子孙为拓跋之君的认同，现在无法予以判定。《晋书·愍帝纪》，此年“春三月代王猗卢薨，其众归于刘琨”，平城自然入祁后手。由此点看来，留给祁氏构筑郊天坛的时间较长，不过这毕竟不是判断的确切标准。而且，无论是穆帝还是祁后所筑，都是为了西向设祭，告天成礼，目的完全是一样的。

如果《水经注》所记建兴四年无误，上述意见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水经注疏》熊会贞认为“魏无建兴之号，建字乃延字之误。《魏书·礼志》（一）延兴四年（474）六月，‘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即《注》所指之事，则建兴当作延兴”。熊氏之说不无道理。但是据“显祖以西郊旧事……”的语气琢磨，不大像是新立郊天坛，倒像是就已有的郊天坛作出改革，并树碑为记。熊氏改字解史，并无直接依据。早在建兴元年（313），代王猗卢已有“修故平城以为南都”之举，此后当续有修建，是否于故平城建郊天坛，事成于建兴四年，属于猗卢修故平城的一项工程呢？其实平城西郭郊天坛确实设于文成帝以前。《魏书·崔浩传》闵湛、郗标请立石刊刻崔浩等所撰国史，“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北史》所记略同。此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记“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胡注：“据《水经注》，平城西郭外有郊天坛。”按，平城兴建多在西郭，《崔浩传》“天郊东三里”之说，指国史碑刻在西郭外，更西三里至天郊即西郊祭天之坛，国人祭天必经由此处。此即《通鉴》所说的“郊坛东”。这也是平城郊天坛不待延兴四年始立之证。还有，“魏无建兴”也不是理由，因为北魏建元之前拓跋以西晋所封代王行事，史臣自然可用西晋正朔记拓跋事。

不过，郊天坛如果是建兴四年所建，大概只能是利用天然树林，或者竖木为象，垒石为坛所成的简易处所。《汉书·匈奴传》师古注“林”曰：“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北魏太武帝遣李敞诣幽都石室告祭天地祖宗，“既祭，斩桦木立之，……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事见《礼志》（一）。北族竖榆、树柳为祭所，史籍多有，日本江上波夫氏《匈奴的祭祀》一文引证甚详⁽¹³⁾，遗风今犹可觅。所以建兴四年建郊天坛云云，不可能是堂皇的建筑，即令是延兴四年所建，很可能也只是简陋设施，观《南齐书·魏虏传》所叙平城宫殿建筑水平，即可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