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局势与前秦灭燕、灭代——代北周边关系之二
——代北周边关系之二
在前燕着意监控代北乌桓、拓跋之时，前秦也在通过朔方，向东注视代北事态，力图相机控制。具体说来，就是前秦苻坚正在营构一条接近、控制以至征服拓跋之路。
前秦建都长安，原来的竞争对手主要在关东，对于朔方地界散居游牧各族，本来只是等闲视之，羁縻而已。前秦同代北的拓跋、乌桓实际上没有共同的边界(95)，也没有直接交往。而铁弗自公元310年被拓跋攻逼，自代北渡河避居朔方以后，数十年中，东与拓跋部以及与乌桓独孤部始终维持联系，无论是战是和，交往未曾断绝。公元360年，铁弗部刘卫辰与前秦交好，苻坚允许刘卫辰率部居朔方塞内营田，春来秋返。据《苻坚载记》，刘卫辰附秦时，秦已有云中护军之置(96)，护军贾雍擅遣军袭击刘卫辰，受到苻坚谴责，白衣领职，这说明苻坚是留意于维持与铁弗的和平关系的。铁弗本来是自由活动于黄河西东两面，如《序纪》所见，公元360年刘卫辰来盛乐会昭成慕容后之葬，361年又遣使来聘等，此时又获苻坚允诺，得于朔方的长城内外游动。这样，苻坚与拓跋以铁弗为媒介，产生了更多的间接和直接交往。其中影响以后历史进程，值得探索的，约有三事，即一、秦、代直接交往；二、朔方局势变化；三、拓跋部落与乌桓人进入朔方。兹分论如下。
（一）秦、代直接交往
关于秦、代直接交往，资料散见于《魏书》的《序纪》、《燕凤传》，《晋书》的《载记》以及《资治通鉴》的相关部分，但是没有一处首尾详具，必须经过梳理，才能看清事实。原来，刘卫辰在秦、代之间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史言其“反复难保”(97)。《魏书·序纪》，365年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昭成）帝讨之，卫辰惧而遁走”(98)。此事当是刘卫辰叛代，自朔方东渡河，攻击拓跋部，被什翼犍击退，黄河两岸为之搅动。是年秋，《资治通鉴》记“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皆叛秦”(99)，苻坚率淆渑之师北讨，降曹毂，擒刘卫辰于木根山，事平。九月，“坚如朔方，巡抚诸胡”，并于十二月遣牛恬使代，意在与拓跋沟通协调，并窥虚实。可以判定，牛恬出使，正是由于铁弗刘卫辰先叛代，旋又叛秦，搅动黄河东西两岸，引起朔方不宁之故。次年五月什翼犍遣燕凤报牛恬之聘，出使长安。苻坚直接获得拓跋消息，从文献上看来当自此始。
自此以后，燕凤成为秦代之间重要的中介人物。373年，他又奉什翼犍之命使秦，与苻坚互通关于刘卫辰的消息。我们知道，376年秦灭代之役，苻坚一军以刘卫辰为向导，自朔方直指代北；灭代之后，苻坚又从燕凤之策，处置拓跋部。这两件事正是刘卫辰长期反复于秦、代之间以及燕凤为使者沟通秦、代的结果。第一件，是苻坚利用铁弗以攻拓跋；第二件，是苻坚利用铁弗与乌桓独孤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分统黄河两岸的拓跋诸部，而又以独孤制约铁弗，并引原驻阴山以北的贺兰部帅贺讷率部入居大宁，以制独孤部帅刘库仁。这些复杂关系及其演变，影响拓跋部的发展颇为深远，本文前此已有涉及，以下还将论到。
（二）朔方局势变化
朔方之于前秦，犹代北之于前燕，本是各自视之为边裔之地，虽间有前燕云中孤城之戍或前秦云中护军之设，但毕竟都只是监视震慑而已，不是持续的军事活动。代北、朔方之间的交往，端赖刘卫辰反复其间；形成朔方局势变化的契机，正是公元365年刘卫辰既叛代又反秦的事故。这次叛乱牵动朔方部族甚多，而苻坚的反应既果断，又强烈，影响深远。他逼降曹毂，处其二子于贰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北）东西；擒刘卫辰，而又封之为夏阳公（夏阳在今陕西韩城境）以统其旧众。同时还处置了一些响应曹毂、刘卫辰叛事的部落部族。《苻坚载记》说坚“自骢马城如朔方，巡抚夷狄”，其出巡路线盖自长安城向北至骢马城(100)，到达旧朔方郡、上郡境。他分别强徙曹毂、刘卫辰部于长安正北偏东的贰城、夏阳境，此处正是前秦安顿内徙部族部落最为集中的地区。从苻坚出巡路线看，是对散在朔方各族的大巡视，大扫荡，大整顿。经过这次大的动作，苻坚清理了后方，调整了力量，实际上为370年灭燕和376年灭代两大战役的发动作了准备。(https://www.daowen.com)
在思考苻坚处置朔方诸部族问题时，我联想到金石书所著录的《郑能进修邓太尉祠碑》和《立界山石祠碑》（下面分别简称为“郑碑”和“立界碑”）(101)，这是苻秦流传至今的仅有的两通铭文完整的石碑。在中国北方，要到一百年以后，这种碑铭文字才逐渐多起来，而且都是佛教造像铭文和墓志铭，而不是行政性的记事文字。尤其使我感到鼓舞的是，第一，这两通碑铭年代分别为苻秦建元三年和四年（367和368年），正与苻坚扫荡朔方的时间建元元年（365）衔接；第二，两碑主要内容都是军政人员会同当地官佐和部族酋豪勘定某个特定部族所驻地界，而所勘地界大体都与朔方相连或相近，按理说，这正是苻坚巡抚朔方、扫荡群胡的后续行动。例如“郑碑”是勘定“北接玄朔”的冯翊护军辖区，“立界碑”所涉及的是与冯翊护军毗邻的“西至洛水，东齐定阳，南北七百，东西二百”这一片今陕东洛水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两碑所涉区域，正是苻坚时或稍前徙置诸胡最为集中的地方。应当特别感谢的是，已故马长寿教授长期搜罗陕西境内分散遗存的有关碑石碑拓，比勘校录，提供了远迈前人的一些新拓本和一些考证文字。其中“立界碑”还求得前人漏拓的“立界山石祠”碑额，不但使此残缺石碑文字，同样也使“郑碑”文字，都能确认为剖分地界，而这正是两年前苻坚巡抚朔方、迁徙诸胡的善后措施(102)。
“郑碑”所涉冯翊护军所统部族，有“和宁戎（按即和戎和宁戎二部的合写）、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兼统夏阳治”。以上文字所列部族种类名号，历来引用者多有不同点读，但都难于恰合“夷类十二种”之数。我意当指五部屠各、三种羌、四种含西域血统的杂胡，以及不在数内的苦水杂户(103)。
我觉得“郑碑”中“兼统夏阳治”一语，应当留意。因为在“郑碑”建立之前两年，建元元年之末，苻坚自朔方回到长安，《资治通鉴》记“以曹毂为雁门公，刘卫辰为夏阳公”。刘卫辰称匈奴，称屠各，称铁弗，又自云“胡父鲜卑母”，实际上是先代来自并州的杂胡，族源以匈奴为主。夏阳东临黄河，隔河即并州吕梁、汾水区域，这一带都是杂胡成长发育之地。前揭周一良先生考四种胡，唐长孺先生考魏晋杂胡，都言及这种地理与种族情况，极为详审。据《苻坚载记》，苻坚擒刘卫辰于木根山后，“巡抚夷狄，以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巡抚夷狄”四字，《资治通鉴》作“巡抚诸胡”。可断刘卫辰夏阳公之所统者，除其本属以外，还有别的“夷狄”或“诸胡”。这与刘卫辰原本受自苻坚的左贤王地位相合。所以我疑“郑碑”冯翊护军于其所统的“夷类十二种”以外，“兼统夏阳治”，即是指兼统刘卫辰受封夏阳公以后所领的“夷狄”或“诸胡”。这就是说，建元三年立“郑碑”，很可能有建元元年苻坚巡抚处置朔方诸胡的历史背景。
关于苻坚处置曹毂之事，亦需稍作考察。曹毂的知名度不如刘卫辰，但具有一定影响，甚至影响域外。刘卫辰和曹毂同时率所部反苻秦事，《晋书·海西公纪》有记，说明这在当时是一件南北皆知的大事。《晋书·慕容
载记》附《皇甫真传》，苻坚筹划灭燕之役，“遣其西戎主簿郭辩潜结匈奴左贤王（按当作右贤王）曹毂，令毂遣使诣邺，辩因从之……”而郭辩对燕自称“辩家为秦所诛，故寄命曹王”云云。由此可见曹毂有曹王（王指右贤王）之称，能纳前秦之叛，并具遣使诣燕的政治地位。毂降秦后，其酋豪六千余户被强徙长安。毂旋死，二子均得封侯，分处于贰城东西两边，各两万余落，号东、西曹。这在当时部族林立之时，是一个颇大的人户数目。曹毂本人曾受封为雁门公，与刘卫辰的夏阳公地位相若。以二人封地比照，曹毂也当是先人来自并州的杂胡。北魏时并州山胡以曹为姓者甚多，有西域昭武九姓的姓氏渊源，详见前揭周文“四种胡”考证。不过雁门地境此时非前秦所辖，或是曹姓山胡本自雁门西来，雁门公之封只是标明其所自来，与夏阳公治于夏阳者，虚实有所不同。其实刘卫辰与曹毂之封，都只是重在“各使统其部落”（《资治通鉴》语），或者还有所兼统，都不会是本人实封之地。而且曹毂死后，二子统其部落，驻贰城东西，跨有洛水两岸，在“立界碑”所述刊石立界地境之内，与冯翊护军所辖毗连。就曹毂事迹及相关地境言之，苻坚处置朔方诸胡之事与二碑之立相关，这也是一个证据。
从苻坚365年“巡抚诸胡”事以及367年“郑碑”、368年“立界碑”所见前秦境内众多部族状况中，我们得知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早在西晋就是“氐羌居其半”的关中地区，又加上众多的屠各、杂胡等族入驻，被苻坚强力安顿，设护军统治，暂得相安，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大事，是苻坚得以据关中灭燕灭代的前提，甚至还可以说这是更后苻坚得以征聚数十万各族军人进行淝水之战的前提，我们应当深切注意。另一方面，如此众多的部族部落犬牙交错地驻于渭北及朔方地区，而且大体上由各区域护军分疆划界，由各部族酋长直接治理，如二碑及其碑阴题名所示，这种杂乱状态欲求真正稳定下来，不是短期内能够办得到的。苻坚对外作战，没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苻秦终于因淝水一溃而不可收拾，这又是根本原因。可惜过去讨论淝水之战的论著，包括我自己所写的在内，都没有注意及此。
苻坚巡抚朔方群胡和“郑碑”、“立界碑”之立，时间衔接如此紧密，处理如此郑重，足见朔方民族问题是当时前秦国内的头等大事。从以后秦、代关系看来，捋顺朔方诸族事务又是影响代国局势的重大问题。
（三）拓跋部族与乌桓人进入朔方
苻坚巡抚的朔方“夷狄”、“诸胡”，其部族难于列举，但肯定包括拓跋和乌桓。他们与刘卫辰部关系本多，其中一部分过黄河至朔方附于刘卫辰部，是容易出现的事。
据《晋书·苻坚载记》和《资治通鉴》，360年春间刘卫辰降秦，获准田于朔方塞内，春来秋返。冬十月，就有乌桓独孤、鲜卑没奕于各率众数万接踵来降，但未获得入塞的许诺。《载记》谓365年刘卫辰、曹毂叛秦，率众攻杏城以南，长安吃紧，“索虏、乌延等亦叛坚而通于辰、毂。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此处索虏即指拓跋部无疑，而乌延当即乌桓(104)。前引《载记》于苻坚击斩乌延，擒获刘卫辰之后，“巡抚夷狄，用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按文意求之，似刘卫辰所统除本属之铁弗外，乌延、拓跋亦在其中，而且可能是其主要成分。这就是《载记》所谓的“夷狄”，《资治通鉴》所谓的“诸胡”。我们参看《魏书·刘卫辰传》所说秦灭代后苻坚“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杂类之中，理当包括拓跋之居河西者。其实刘卫辰在河西朔方诸杂类（包括拓跋）中的统治地位，早在苻坚巡抚朔方之时就已确定了，灭代后苻坚命刘卫辰统领黄河以西的拓跋，只是沿袭已有的局面。
秦灭燕后，苻洛以重兵镇幽、冀。幽、冀西侧为乌桓、拓跋所阻，苻洛不得由此直接与朔方及关中相连。苻坚谓“索头世跨朔北，中分区域”(105)，不灭代不足以清除阻隔，巩固幽、冀。所以灭代之师以幽州兵为战略主力(106)，出和龙从北面包抄，割断拓跋与周边部族尤其是与阴山以北高车、贺兰的联系。然后，以出上郡（其治所就在365年苻坚巡抚朔方时所至之骢马城）之师，用铁弗刘卫辰为向导，与幽州兵会师代北。此时拓跋部君长什翼犍已是“老病昏悖，无能为患”，嗣君未定，父子兄弟间矛盾尖锐，无力抗拒苻坚之师，所以灭代并无大战。
灭代的善后与灭燕相似，但更细致。拓跋部荒裔殊俗，除少数上层人物被强徙关中，训导教化以外，其部落主体并未徙置，仍留原处。以乌桓独孤与铁弗分统拓跋居黄河东、西部落之策，出自拓跋使者燕凤。燕凤向苻坚献此策略，细玩《燕凤传》所载语，其意似在保全拓跋，尽量减少强制迁徙之类的暴力措施，而苻坚也得以利用独孤、铁弗原来与拓跋的关系看管拓跋，以安定一方局面。此策得以实行，从朔方地境说来，当有刘卫辰作为夏阳公，本已有兼统河西拓跋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黄河以西的所谓朔方地区，汉代以来本有乌桓屯驻。对于作为胜利者的氐族说来，乌桓与拓跋同属异类。氐人对拓跋有整体处理之策，对独孤以外的乌桓也有所考虑。只不过乌桓并非灭国，处理之方不能同于拓跋。情况究竟如何，这就是下一节所要论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