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与代北乌桓的共生关系
本文以上各节，杂考拓跋、乌桓在代北地区接触的方方面面，自觉内容杂乱而彼此不尽衔接，缺乏系统性。现在把这些问题总括起来思考，论述此二族共生现象，以明本文主旨。其中行文所及与以上各节内容容有重复，读者谅之。
（一）代北各部族发育中的趋同现象
东汉以来，北方诸部族一浪又一浪地涌入幽、并、雍、凉一带。随着其分支迁徙走向及环境变化，各部族不断分解，又不断组合，出现趋同和趋异的复杂现象。趋异，例如鲜卑力微逾阴山驻止于盛乐草原，带着拓跋名号，为北魏始祖；力微长兄匹孤则率部脱离母体，自塞北远走河西，称秃发部，遂创南凉。匹孤、力微部落所处地理条件和种族、文化环境不同，长期间两不相涉，各自独立发展，产生变异。鲜卑慕容与吐谷浑，异部同源，更是显例。魏、晋以迄北朝，新的族名不断出现，诸多“杂胡”之名考不胜考，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
与趋异相反的是趋同。2世纪以来草原鲜卑转徙至匈奴故地（此前，乌桓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徙过程）以后，匈奴余众留者还有十余万落数十万人，丧失了原有的独立冲击能力，皆自号鲜卑以求生存。这是进入鲜卑群体的一个巨大人口数字，所以《后汉书·鲜卑传》说：“鲜卑由此渐盛。”这是趋同的最大实例，也是鲜卑部族群体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下鲜卑，族落中裹挟有数量极大的匈奴人，他们是否还保有原来的匈奴部落组织，他们与鲜卑在文化熔融上达到什么程度，各个部分并不一致。从幽、并一带内徙部族状况看来，有的保有原来的名称和部落组织而且有较大的独立性，有的被称为某主体族的“别部”，有的则二者基本融为一体，甚至带上新的族落名称。这种差别，大概取决于相聚各族人口数量，文化优势，权力分配状况。从长远看来，融合则是总的趋势。这里还只是说到鲜卑与匈奴间的问题。前此乌桓南下之时，必然也会有与匈奴间的各种复杂组合和变异，只是乌桓群体本身内聚力不强，组织分散，留下资料极少，今天只能推测言之，更难确切。
乌桓、鲜卑相继南下，情况必然多相似处。今兴安岭以南以至迤西的阴山地区出土乌桓、鲜卑墓葬中，乌桓、鲜卑文化成分几乎都与匈奴文化成分并存(115)，这就是实证。
其实，以后出现的并州匈奴五部，就其族类状况言之，也决非单一的匈奴，而是包括了相当部分在各个不同阶段被裹胁的他族人，如屠各、乌桓以及名目不同的胡人如西域胡等。他们与主体族匈奴人共生于并州，取向是趋同。只是没等到融合，大动乱出现了。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匈奴的共生关系破裂，形成了不同的族类组合和趋异走向，如独孤、铁弗、各种名目的杂胡陆续出现，掀动了复杂的民族互动关系，揭开了十六国局面。这个问题另有学者研究，本文不多涉及。
由以上种种情况可知，趋同、趋异，只是相对而言，在历史过程中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或者两者同时在不同方面显现：就与母体差异增多而言是趋异，就与新环境中他族的调适而言则是趋同。十六国的民族关系，由此显现出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过归根到底，北方复杂的民族关系，族属差异不是不起作用，但根本之处并不在于纯种族的异同而在于环境养成的文化异同，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先哲曾持有的这种见解，越是深入历史实际，越感觉到准确无误。
本文所关注的上谷、代郡、定襄、云中、朔方一带的乌桓和拓跋，在种族、文化上都多少不等地带有匈奴背景。从这个角度看来，《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之说，和《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之说，虽属敌国传闻的笼统之辞，但在种族、文化上也包含有一定的历史真实。鲜卑、乌桓与匈奴在代北地区进一步整合与熔融，趋同而非趋异，这是大势所在。至于在开发程度上处于后进状态的某些地区，因时因地不断形成名目繁多的杂胡种类，则是趋异现象的反映。不过进入北朝以后，杂胡种类不是多起来了而是少起来了。
十六国的杂胡，一般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确定性和短暂性，是此一时期民族状态变化迅速的表现。同样现象在东晋南朝是罕见的。北方与南方这方面问题的比较研究，似乎是一个新的课题，有待开发。
匈奴进入鲜卑者可以自号鲜卑，同理，匈奴进入乌桓者当然也可以自号乌桓。《魏书·官氏志》“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把本应有确定种族含义的乌桓说得这样笼统，是以偏概全之词，不过也可能包含一些历史真实。据我现知实例，只有出于匈奴屠各的独孤部冠有乌桓名号，甚至独孤即是屠各的异译。也许，被称为乌丸的所谓“诸方杂人”实际上就是特指匈奴屠各，并不是任意指称附魏的所有“诸方杂人”，譬如说西域杂胡就不会被包括在乌桓名称之内。独孤、铁弗先人在某个时期进入乌桓群体而被冠以乌桓名称，这很可能带有偶然性。而《官氏志》却把这种特定现象说成普遍事实，就与历史不尽相符了。
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某些胡族出现的趋异与趋同，往往有两个前提。一是此时此地汉人和汉文化不起或暂不起主导作用，因而汉化过程不显；一是此时此地自然环境有一定的闭锁性，因而对外交往范围有限。本文讨论的魏晋以来拓跋、乌桓在代北的共生现象，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两族趋同的互动表现，其中拓跋居主导地位。总起来看，魏晋代北地区部族关系最显著的是趋同，它孕育了一个包容乌桓及其他族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拓跋部，足以承担结束十六国纷争的时代任务。这是一个重大历史成果。
这里所称的代北，大体指阴山以南、陉岭以北、上谷以西、黄河以东的地带，地理上为山河所限制，具有闭锁性质。由于汉、魏裁撤边郡，内徙边民，这一带已很空荒。西晋刘琨再徙陉北五县民于陉南，所徙当多是汉人，这一带更空荒了。拓跋猗卢徙十万家以填充这一方数百里之地，这十万家当以游牧的北族为主。这样一出一进，汉文化影响在代北地区更被削弱。先后进入代北的鲜卑拓跋部（主要来自阴山方向）和乌桓（主要来自上谷方向）长久地积淀在这一地区，交错驻牧，相互影响，成为代北草原上新的共同主人。稍后，并州所属新兴郡虑虒的匈奴屠各也从陉南进入陉北，参与了这一区域部族互动过程。还有一些从四方八面进入的部落，一般群体不大，游动不定，作用较小。这就是新的拓跋部得以形成，从而影响代北历史久远的种族、地理、文化背景。
（二）拓跋部历史转折期中的乌桓因素
以《魏书·序纪》史实为线索，我们看到约当西晋十六国百余年中，拓跋历史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形成拓跋部落联盟的盛衰起伏，拓跋部就是在这种曲折过程中孳生发育，终于成为一支稳定中国北方社会的力量。它建国称帝比“五胡”局面之起晚了近一百年，但它获得了这一百年的僻处边隅的发育时间，所贮潜力大大超过五胡中的任何一种。拓跋百年发育所经历的三大转折，实际上也是拓跋、乌桓共生历史的演化过程。史籍虽没有留下这种共生关系直接而充分的资料，但可供探寻的痕迹却还不少。
第一次大转折：277年以后，以力微之死为契机 《晋书·卫瓘传》瓘于公元271—278年为护乌桓校尉时，“幽、并东有务桓（乌桓），西有力微，并为边患。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以《魏书·序纪》力微之死资料与此参读，可知乌桓、拓跋这同出于东胡的两族皆驻牧代北，一个偏东，一个偏西；两族各为部落，都与西晋护乌桓校尉府有联系，一个较近，一个较疏。两族又都是拓跋部落联盟成员，一个居盟主地位，一个只算从属，所以乌桓库贤才得以居于拓跋力微左右“亲近用事”，终于导致拓跋“诸部离叛”。
前引曹永年文，论及《序纪》记力微死翌年“诸部离叛，国内纷扰”，自此以后九年（278—286）之中《魏书》均无史实记录，证明部落联盟确已瓦解。286年拓跋绰立，“威德复举”，才使联盟重建。曹文说得很对。不过《序纪》于此后平帝、思帝均无大事记录，昭、桓、穆并立之年，即295年，拓跋部始有新气象，才是拓跋真正的振兴。
我认为这次拓跋大转折导因于代北乌桓背叛拓跋，关键人物是库贤。我还认为西晋泰始七年（271）并州匈奴屠各帅刘猛“叛出塞”以及尔后刘猛族人叛服不常诸事，延续了这次拓跋衰败的时间，也增加了叛乱之众与居代北东部的乌桓接触的机会。
据《魏书·铁弗刘虎传》，刘虎先人刘猛为并州匈奴五部的北部帅，居新兴虑虒（今山西五台）之北。刘猛“叛出塞”，塞外之地按理说是乌桓之区。《晋书·武帝纪》系此事于泰始七年正月，此年十一月《资治通鉴》又有“刘猛寇并州”事，无疑是自塞外回寇。刘猛八年一月被杀，《刘虎传》记“刘猛死，子副
来奔”拓跋，无确切年月，当在刘猛死后不久。而刘猛部族则由族人诰升爰代领，在代北的中心部分留有诰升袁（爰）河的名称，可知刘猛所部实际上已是浸润于塞内塞外，陉南陉北，与周围势力广泛发生联系，有乌恒也有拓跋。
刘猛出塞之众的动向，不可能不受卫瓘谗间影响(116)。在力微死后诸部离散的情况下，刘猛族人自然是以就近投向乌桓为便。至于《魏书》只及刘猛子副
来投拓跋以及刘猛从子（或从孙，即诰升爰之子刘虎）来降拓跋(117)而不涉及来降乌桓的事迹，则是由于乌桓部落松散，不立名号，无出众人物为其代表，被认为从属于拓跋部落联盟而无独立历史，史臣遂以之全归于拓跋的缘故。实际上，刘猛部落及族人与此处的乌桓人关系特殊，所以被冠以乌桓名号。也许早年独孤在进入并州匈奴北部之前本来就是乌桓，所以叛离并州后终于会与代北的乌桓结合。不过这只是一种假说，目前尚无资料可以证实。
这就是拓跋居盛乐以后历史的第一次大转折，以及从中窥测到的拓跋、乌桓关系。
第二次大转折：316年以后，以猗卢之死为契机 按286年平帝绰立，《序纪》所载惟一大事是292年平帝以女妻宇文部大人普拨之子丘不勤(118)，而宇文部正是295年拓跋部一分为三之后紧邻东部昭帝禄官的部落。这是拓跋早期其东界曾远至上谷以北、濡源之西的正式记载。拓跋、宇文联姻，当与稍后昭帝得以立国至于濡源之事有某种联系。307年昭帝死，东部地面实际上又脱离拓跋统治，但拓跋、宇文联系仍然存在。二十余年后当拓跋部出现长期延续的君位之争时，一时失败的炀帝以宇文部为援，并且先后向东避走宇文部和慕容部，事详本文第二节。
拓跋三部并立时，中、西两部都有不少开拓性的军事活动，重振并巩固了部落联盟。稍后，猗卢又得总摄三部，归为一统，而拓跋重心则向原来的中部地区转移，势力鼎盛。但是316年拓跋出现内乱，猗卢被杀，部众叛离，拓跋骤衰，造成拓跋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折。
追踪这次转折，发现关键之处仍然是拓跋与乌桓的关系。前面各节中，已经涉及此次内乱背景中乌桓诸问题：一是猗卢少子比延有宠，猗卢出长子六脩而黜其母，导致六脩杀比延、猗卢，疑此中矛盾有六脩、比延各自母族部落操纵，并且涉及乌桓；二是桓后祁氏也对内乱起了操纵作用，而祁氏其人可能出于乌桓；三是拓跋内乱引发“新旧猜嫌，迭相诛戮”，以至拓跋所倚仗的“新人”即乌桓及晋人数万众叛归刘琨，拓跋悍战力量丧失殆尽，拓跋“旧人”遂乘机于盛乐拥立平文帝。这是拓跋、乌桓关系影响拓跋部落联盟再次衰败最为显著的事例。
内蒙古凉城出土的印章和饰牌，很有价值。凉城在拓跋中部。乌桓印与鲜卑印同出一处，我以为这正是代北拓跋与乌桓共生现象的一个重要物证。考虑到乌桓王库贤得居拓跋力微身边之例，乌桓首领与拓跋猗
同处一地也属可能。这样说来，分属鲜卑（此指拓跋）和乌桓的印章应当就是此二族首领随身之物而被不明的原因掩埋一处。顺此剖析，印章也许正是当年卫瓘受朝廷命赂遗之物，本来分属力微、库贤所有，各自传授后人而得同时出土于拓跋中部地境，而这里也是猗
居止附近之地。
除了以上推测以外，还有可寻之迹，就是猗卢死后拓跋内乱中卫雄、姬澹率乌桓、晋人叛走的问题。拓跋内乱，迅速演变为旧人和新人的仇杀，地点在原拓跋中部以及迤南地带。卫雄、姬澹皆代郡人，与代郡乌桓和晋人联系自然较多，而旧人立平文为帝则在拓跋根本之地盛乐。平文帝以贺兰部女为妻，正反映了盛乐对阴山草原部落的依赖。此一变化过程可以反衬猗
、猗卢之时乌桓人在拓跋部中拥有重要地位，以至于引起拓跋部旧人的不满。正是这种现象引起拓跋旧人忌恨，终于导致双方残酷的斗争。
中部拓跋、乌桓在斗争中两败俱伤，桓帝祁后则留据中部，与本居西部的平文帝周旋。平文帝与屠各刘路孤（乌桓独孤）联合，暂时同徙于东木根山，进逼中部祁后后方之地。祁后发动突然袭击，害死平文帝及拓跋大人，护持己子为帝。平文帝妻贺兰氏之子依恃舅部，与祁氏诸子反复夺位，使拓跋内争长期延续，核心问题仍是新人、旧人之争，按地域说是中部与西部之争。这是拓跋、乌桓之争的强烈余波。不过乌桓族本不富于凝聚力，代北两种不同类别的乌桓更没有互相统属的历史关系。被称为乌桓独孤的刘路孤，出于一时的需要，与平文帝拓跋郁律同驻东木根山，与本为乌桓拥戴的祁后处在对立地位。这种阵容混杂的情况，在当时并不只是个别现象。下文将要说到的平文王皇后，出自乌桓而在政治营垒中却又代表盛乐拓跋旧族，也是一个重要例证。
拓跋内乱除新旧之争以外，有桓、穆、平文诸后族介入，形势更为复杂。六脩母族当属新人。比延之母当出旧人阵容。穆帝晚年宠比延而出六脩，意味着重新依靠旧人，至于“黜其母”，则是防六脩母族干预穆帝的行动。
延续的内争，起先优势在祁氏及其所立诸子一边，后来平文帝旧人依靠贺兰部得势，消灭了祁后势力。但胜利一方的权力已在平文王皇后之手，王皇后是祁后以后的又一政治强人，但出身却不是拓跋旧族。
王后是昭成帝之母，其身世年纪已见前考。《皇后传》记321年祁后害死平文帝时，“昭成在襁褓。时国有内难，将害诸皇子(119)。后匿（昭成）帝于袴中，……得免于难”。祁后害平文及拓跋大人，还将杀害平文诸子，这是祁后的一次大胜利。但经过反复争夺，平文帝后人一系振兴，终于树立了北魏皇统，功劳在王皇后。
据前考推算，王氏入宫很可能在316年，也就是拓跋内乱爆发之年。内乱中新旧相残，广宁乌桓自然属新人阵营。平文帝立，王氏“因事入宫”，我分析她就是随广宁乌桓成为旧人的俘虏，没入掖庭。平文死时王氏十八岁，在拓跋部中尚难有稳固地位，所以拓跋旧人对付祁后新人，主要恃平文长子翳槐舅部贺兰。昭成稍长，王氏当为己子预筹地步，所以断然制服贺兰，使之不能进入拓跋部的权力中心。这样，本出于乌桓新人的王氏，逐渐成为旧人营垒的核心人物。昭成初立，她从眼前形势考虑，极力反对拓跋大人所议迁都
源川的主张，以留驻盛乐为万全之计；但从拓跋发展前景考虑，又力促与代北东部多有联系，因此而有“朝诸大人于参合陂”以及与鲜卑慕容部联姻之事。王氏个人所行，体现了新人旧人矛盾的逐渐调和，其种族内容则是体现了拓跋、乌桓共生历程的新阶段。拓跋从部落联盟转向道武帝的帝业，王氏是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人物。
从代北地区拓跋、乌桓共生历程看来，新人旧人斗争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插曲。猗
、猗卢也好，卫雄、姬澹也好，桓、穆诸后妃及其部族也好，各自做完历史性表演以后都湮没无闻，《魏书》中著录为平文帝正式皇后的王氏，才是这一历程的真正代表人物。平文图南，未遂其志。王太后辅昭成帝排除险阻，稳定拓跋内部，休养生息，拓跋始得复振。《平文王皇后传》谓“烈帝之崩，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后之力也”(120)。由于王皇后的经营，拓跋部在这一历史关口没有发生重大转折，反而使杂乱无绪的君统继承，纳入严格的父死子继秩序(121)，从平文帝始，构成北魏皇室大宗，经历北魏一朝百余年未受大的破坏，这对拓跋部言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功绩。道武帝建国时尊平文帝为太祖，尊王氏为太祖皇后，不是没有道理的。《王皇后传》评论她担当了拓跋“复兴大业”，并非虚誉。
桓后祁氏诸子势力在复辟、反复辟斗争中被消灭后，拓跋部中似乎已见不到乌桓的明显作用。这就是说，王太后只能依靠拓跋旧人的支持，而没有外家乌桓部为依靠。不过《魏书·王建传》说，王建祖姑王太后有兄弟王丰，“以帝（按指昭成帝）舅贵重”；“丰子支，尚昭成女，甚见亲待”；王建本人也是“少尚公主”。现存北魏墓志中，也能见到王氏其他的国婚关系。从这些看来，王太后虽出掖庭，但并非母族无人。昭成帝前期王太后当政时，建立了与东部慕容部的密切联系，居东的乌桓当也在其联系范围之中。王太后曾反对拓跋大人迁都
源川之议，反对城郭而居，但这只是惩于猗卢酿成大乱，惩于此时“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而不是从根本上要求蛰居盛乐一隅，反对进取。只要留意迁都等议自拓跋诸大人出，而大人会议之地不在盛乐而在参合陂，即可理解此时的拓跋部已不是昔日诸大人为反对中部一带的乌桓势力而固守盛乐时的形势了。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昭成即位、王太后主政以来，拓跋与乌桓对立的典型事例极少发现，对立的意识在淡化之中。虽然在特定条件下代北乌桓仍然举足重轻，如前秦灭代后独孤刘显一度势盛，但道武帝兴起，先后消灭了刘显及其弟刘亢泥，而且用以消灭乌桓王刘亢泥的主要将领，恰恰就是出自广宁乌桓的王建。这反映了拓跋与乌桓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乌桓独孤与拓跋部实际上也是一种共生关系，跟自上谷西出的乌桓与拓跋的关系基本一样。不过它们毕竟来自屠各，自有固定的部落，固定的首领，也有相对有序的传承制度，这与前此自上谷西来的乌桓又不一样。所以这部分乌桓人与拓跋的熔融还需要另外的机遇，另外的撞击，因此形成拓跋历史另外的一次大转折。这就是苻坚灭代后出现的代北局势。
第三次大转折：376年以后，以苻秦灭代为契机 昭成之时，独孤刘库仁为南部大人，其母为平文帝之女，此女当即出自乌桓的王太后所生。其妻为拓跋宗女。看来拓跋、独孤交好已维持数十年之久了。拓跋与自称为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关系比较复杂。铁弗屯驻朔方，时和时寇，但亦常有婚姻关系和通使往来，并未隔绝。359年铁弗刘卫辰立，其时朔方以南关中地区的前秦已很强盛，刘卫辰对苻秦和对拓跋首鼠两端，与独孤态度不一样(122)。前秦灭代，用独孤和铁弗分统黄河东西两边的拓跋，而拓跋所驻，主要是在黄河东边由独孤所统的代北地区。这就是拓跋历史第三次大转折中所见最关键的一幕。乌桓独孤统治了拓跋，乌桓独孤客观上又保全了拓跋，两者在曲折道路上继续发展共生关系。
这一次拓跋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人物，是独孤部刘库仁之子刘显。刘显对待拓跋部的态度，与库仁以及与库仁弟眷和眷子罗辰（奴真）都不一样；就连与显弟亢泥，原来也不完全一样。《魏书·刘库仁传》载罗辰谓父眷曰：“从兄显，忍人也，为乱非旦则夕耳。”贺太后庇托于独孤部时，“显使人将害太祖（拓跋珪）”，显弟亢泥妻为昭成帝女，密告贺后；平文帝外孙梁眷亦来告，贺太后母子始得脱难奔于贺兰。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于牛川，刘显遣弟亢泥迎道武之叔拓跋窟咄北来争位，造成道武阵营很大的震骇。
刘显，后来还有其弟亢泥，对拓跋部取敌视态度，或者另有恩怨的背景。只是独孤与拓跋世婚亲近，此时拓跋又受庇护于独孤，独孤自然易于介入拓跋事务，对拓跋未来传人的选择尤其关注。刘显迫害道武，刘亢泥迎窟咄与道武争位，而刘罗辰则取相反态度，在关键时刻奉妹与道武。这都是拓跋历史上有关部族干预拓跋君位传承秩序故伎的最后一次上演，而登场的部族是与拓跋长期共生的乌桓独孤。以后，与道武帝关系密切的独孤各个部分，在道武创建帝国过程中被一一征服而部落离散，这些独孤人实际上逐渐同化于拓跋。这可以说是拓跋与乌桓独孤共生历程的尾声。准此，前面所说苻坚灭代后迁乌丸府于平城，也可以说是原有的以大宁为据地的乌桓人与拓跋共生历程的尾声，时间早于独孤二十余年。至于朔方的铁弗，在拓跋珪以“图南”为务时反而获得独立发展条件，以赫连为姓建立夏国，历史上被认定是一个匈奴国家。夏国延续了半个世纪，才被北魏征服，部众融入拓跋之中。
拓跋与两种类型乌桓的共生历程分析既竟，还有一处乌桓资料不可不作交代，即两《唐书》中所见乌桓王氏问题。《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乌丸王氏条：“光，后魏并州刺史。生冏，度支尚书、护乌桓校尉、广阳侯，因号乌丸王氏。生神念……”按此段文字，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及前此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均无重要补正说明之处。王神念后人南奔。《旧唐书》卷七〇《王珪传》：“在魏为乌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复姓王氏。”
按据《梁书》卷三九《王神念传》、卷四五《王僧辩传》以及《魏书》卷八《宣武帝纪》，知王神念太原祁人，北魏颍川太守，永平元年（508）与子僧辩一起投梁。王神念死于梁普通六年（525）稍后，年七十五，估计约生于北魏太武帝之末。其父王冏任护乌桓校尉之官，约当明元帝至太武帝时。不过北魏史中不见有护乌桓校尉之官(123)，亦不见有王冏之名。道武帝建国后的历史中，甚至连乌桓之名也很罕见。所以王冏为北魏护乌桓校尉事或系后人误记，不足为据。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专著中也曾提及此一资料，但未作说明(124)。
（三）拓跋、乌桓共生现象的种族文化根源
在结束拓跋、乌桓共生关系讨论之前，还需探明一个问题。共生关系不可能没有撞击，但撞击毕竟不是以两族长期战争形式出现，也不以分离为其最终结局。撞击一般说来规模有限，而且往往处于隐性状态。这当如何解释？
拓跋和乌桓同出于东胡而各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它们在代北地区得以长久共生，除地理原因外，更有其部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其相异相同之处，恰好能使两者相容相补。据《三国志》注以及《后汉书》的乌桓、鲜卑传文，我们知道鲜卑、乌桓语言相通，习俗大致相同。这是二者得以长久共生最为有利的条件。相异之处也有不少，最显著的是乌桓较鲜卑更为勇猛善战，这在前文中早已论及。其次是乌桓社会组织散漫，这需加以说明。
乌桓之俗，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这保证了乌桓人经常处在战斗力强盛的状态，经常被驱使从事各种战争。大人传袭不需父子相承或兄弟相续的条件，所以说是“无世业相继”。又，乌桓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替换，乌桓氏姓也可能随着改变。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因此在部落小帅之上，只凭大人威望相召唤，并无层层固定组织加以统领(125)。这些习俗使我们得以理解，乌桓作为一个部族，其内部凝聚力不强，难于使部族社会持续发育，延绵不断，以达到一个更高阶段。
乌桓之兴先于鲜卑，南下犯汉边也在鲜卑之前。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就有徙乌桓于上谷、渔阳等五郡塞外并置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的措置。相比之下，鲜卑通汉，已到东汉光武帝之时。但是当东汉桓帝时鲜卑檀石槐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统一鲜卑各部，尽据匈奴故地之际，乌桓仍散处各地，不曾出现一个像檀石槐那样的领袖人物。灵帝时辽西、上谷、辽东属国、右北平各郡乌桓曾先后称王，但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前注所引《英雄记》袁绍承制拜三单于版文中说到其余乌桓部众均受三单于节度，实际上只是具文而已。中平四年（187）汉人张纯叛入辽西乌桓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不过是偶然出现的一段插曲，不久张纯就被汉幽州牧刘虞购杀。稍后乌桓王蹋顿总摄三郡，只是与袁绍略通声息，昙花一现而已。这些乌桓活动，多有汉人官吏导演。
纵观乌桓附塞、入塞以后的历史，乌桓之众一般只以汉郡之名相称，作某郡乌桓，而无原来部落的固定名号。这正是乌桓氏姓无常、无世继之业、无相对稳定的传袭制度的表现。所以魏晋以来乌桓越上谷与拓跋相遇于代北地区以后，一方面，拓跋凭借自己相对稳定的部落联盟组织的力量，吸引和包容西来的乌桓，甚至使乌桓奉戴拓跋名号；另一方面，乌桓久已驰骋中原，为天下名骑，因而得以用其强大武力支持拓跋。可以说，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共生，是拓跋的组织和乌桓的武力的结合。代北此时尚属空荒，拓跋、乌桓并不存在生存空间的激烈竞逐。两者接触，虽然冲突往往而有，而且外来谗慝之起有时能酿成遽变，但终于没有成为拓跋、乌桓之间的生死对立。这就是拓跋、乌桓能够在代北地区共生达百余年之久，终于完成了两族融合这一事实的社会文化原因。
拓跋和乌桓文化习俗颇多相同这一事实，使我萌生了一个疑问，这就是，从乌桓的古老文化习俗中是否可以发现与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相关的某种现象？
我在《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中，探讨道武帝建立此制的认识来源问题，认为所谓袭用汉武帝钩弋夫人故事之说，只能是道武帝周围汉臣根据形势作出的迎合道武的一种说法而已。对于守拓跋旧制，排周、汉典诰的道武帝而言，作出子贵母死的残酷决断并形成定制，以图解决长期困扰拓跋统治层的君位继承问题，可能有更深层的认识根源，应从古老的拓跋习俗中去寻找。我反复思考《序纪》中“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之谚，觉得知父而不知母，事出蹊跷，不符合各族初民知母而不知父的通则，可能包含有某种历史幽微，因而从这里作了一些探索。现在，我试图从另外的思路探索这一问题。既然王沈书和范晔书的鲜卑传文中都说到鲜卑“言语习俗与乌桓同”，那就看看乌桓历史中能否找到对于拓跋历史的可资启发的材料。我思考这一问题，不仅由于子贵母死制度贯穿于北魏一朝百余年的政治历史，虽有反复动荡而无法根本改变，直至孝明帝之世；而且也由于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承载着拓跋部在其进化过程中的精神痛苦。
王沈书和范晔书，都记载乌桓人性悍，“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其约法，“自杀父兄无罪”。乌桓历史资料极少，上述记载无法在乌桓史中得到印证，但是在与乌桓言语习俗相同的鲜卑拓跋部中，却很能启发思考，找到例证。
《魏书》序纪、诸帝本纪以及诸宗室人物列传中，拓跋杀父杀兄资料并不罕见，在君位传承关键时刻，事例尤多，而且时人及史臣并不太引以为异，多所责怪(126)。较晚出现的著作如《资治通鉴》等，往往将这类弑父杀兄史实《魏书》用隐晦言辞如“暴崩”、“猝死”来表述者，改从明言，直书弑杀。所以这种乌桓习俗在乌桓史籍中难见实例者，在拓跋史籍中常能见到。
更重要的启发是，乌桓辄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将为报复的记载。从部族复仇意义上讲，杀母与杀妻的后果都是一样。我觉得这在拓跋中也多有痕迹可寻。据《官氏志》，拓跋孳生繁衍，部落自然分裂，血缘相近的“七族”、“十姓”有百世不通婚的约法。拓跋娶妻取之他族，嫁女亦然，实际上形成一些世代通婚的部族。拓跋母族、妻族为了保护拓跋母、妻的安全，维护其地位，不免要干预拓跋族内事务，尤其是后嗣的继承，因此出现后族难制局面。强后与后族跋扈难制，必然潜伏君主与其母、其妻以及母族、妻族的矛盾。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如君权受到过度抑压而求有所伸张，找不到别的手段，就只有诉诸激烈的暴力，甚至于杀母杀妻。诘汾之妻与妻族可能就是因此与拓跋决裂而被消灭，留下诘汾无妇家之谚。诘汾之子力微也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杀妻与妻族大人以杜绝部族复仇。诘汾、力微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它虽曾奏效于一时，但对于拓跋部落联盟的长远维系极为不利，不能代代重演。
力微以后，拓跋部强后迭出，我疑这正是对杀妻杀母之风的一种矫正，一种反弹。强后各有部族背景以支持自己在拓跋部实施权力，形成持续了若干代的传统。这种传统非常顽强，《序纪》、《皇后传》中所见祁后、王后、贺后都是这样的强后。再早的封后可能也是如此。这样，部落联盟得以稳定，即令瓦解了也能复聚。但是，这又导致拓跋君位在同母兄弟之间转移，而父子传承之制久久不能得到普遍认同，酿成无穷纠纷，迁延近百年之久。如果不出现制度性的改变，拓跋历史还走不出兄弟（甚至还不只是同辈兄弟，还可能有父辈兄弟以及其间的交错）相残夺取君位的老路。(127)
道武帝拓跋珪突破旧的秩序，建立和巩固专制帝国，不能继续遵循这一部落联盟时代的行为准则。他采取了极端手段以图扭转积重难返的局面。他先是用离散部落的办法以摧毁庇护过他的妻族独孤、母族贺兰的部落组织，然后又正式建立子贵母死之制以保证拓跋君位的长子继承秩序。道武帝先后采用的极端手段，达到了预期的不令妇人与政，不使外家为乱的目的，这正是拓跋历史百年教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文化习俗和认识根源说来，这又是对遵循已久的乌桓怒则杀父而不杀母（实际上拓跋在神元立后至道武死前的百余年中亦然）的一种逆反行为。只有像道武帝这样“出自结绳”的野蛮人，在思考身后之事的时候，才敢于采取这样断然的残酷行动，来巩固专制君权和稳定继承制度的政治目的。千百年来，史家谴责拓跋残酷，尤其是谴责道武刑杀之滥的议论很多，但大多偏于从伦理立论，少有从民族文化习俗和历史条件作出分析。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它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由于他们的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
补注 内田吟风《柔然族研究》文中，说到北魏子贵母死之制“大概就是对于母可敦及其氏族政治势力过大的一种矫枉措施”。这就是《魏书·太宗纪》开篇所述的意思。内田还说“鲜卑、柔然母可敦势力的强盛，或许与乌桓初期子虽‘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这种习俗也具有关连”。这一点，本文思路与内田略同。内田此文原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50年；后收入内田的著作《北ァジァ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273—318页；中译本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37—84页。
(1) 拓跋早期历史中的所谓皇帝、皇后，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及其妻室而已。皇帝、皇后之称都是道武帝建国以后的追封。《隋书》卷五八《魏澹传》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其实不只平文帝以前，道武帝以前无不如此。本文为叙事方便，沿用魏收《魏书》皇帝、皇后、太后诸称谓，不予改变。
(2) 魏收《魏书》之《皇后传》亡，后人取《北史·皇后传》及他书补。以下引今本《魏书》此种情况，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一般都出有校勘记，如不另有其他重要问题，本文概不出注，以省篇幅。
(3) 十六国中的夏，其种属本是匈奴，在西晋时曾有乌桓铁弗之称，但毕竟不是原来的乌桓，而且立国也在北魏之后。其事在本文最后一节中有所论述。
(4) 乌丸即乌桓。古籍中大体上是两汉称乌桓，以后则称乌丸。本文除引文从原字以外，其余概称乌桓，以求一致。
(5) 此即本书所收《〈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文。
(6) 据《序纪》，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力微死后诸子兄终弟及，但剩下力微子禄官未得继诸兄之后即位，而力微长子沙漠汗（文帝）之少子，也就是力微之孙弗，却提前获得继承权。此其一。弗是文帝兰妃所出，而文帝封后诸子年长位尊，反而未得继承。此其二。这两点都容易导致权力纠纷。三分是妥协的结果。弗为“诸父所重”，“百姓怀服”，可能是他得以登位的原因，但他毕竟享位不永，仅有一年，不像是正常死亡，也不像是权力自然交接。代弗而起的是其叔禄官和嫡出的二兄猗
、猗卢所构成的三分局面。看来这是力微诸子兄终弟及的完成和文帝一系以长子正位的权力继承的开始，是两种继承制的协调。兰妃子弗虽短祚而死，兰妃一系却保存了实力，仍觊觎君位。所以当三部君主相继死亡后，代立的是弗之子郁律；而害死郁律的又是猗
的祁后。我们知道，猗
正是沙漠汗的嫡子，力微嫡孙。由此，形成了新的东部（主要是原来的中部。原来的拓跋东部之国，自307年禄官死后已无消息，可信其地境已非拓跋辖区）与西部两大势力的对立。西部兰妃之子郁律及其后人得到居盛乐的拓跋大人拥戴，东部封后之子猗
则似有乌桓以及其他居东各族各部强力支持。穆帝本居西部，但活动多与桓帝一起，关系特殊。从以后拓跋大宗落到平文帝郁律一系的情况看，穆帝猗卢居西部，势力相当孤单，只能算是暂时现象。他迟早是要移驻东部与桓帝合并，以对付西部郁律一系的。东部与西部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就是拓跋与乌桓的互动关系，是本文所关注的拓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7) 东汉广阳、太原不属边郡，其所以列入乌桓布列之区，是由于幽并二州所统乌桓名骑一般都集中于二州州治所在的蓟和晋阳。陈国灿《魏晋间的乌丸与护乌丸校尉》（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一辑，1979年）一文，解释曹操徙三郡乌桓于内地，具体地点即在幽并二州州治附近，我认为是可信的。东汉建武内徙乌桓有至太原者，亦同此理。
(8) 参看《北史·宇文莫槐传》。
(9) 《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望都公颓传》，颓，“昭帝之后也”。昭帝禄官后人似只此一见，其活动地境也不涉及东部。
(10)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自注。严耕望有《北魏参合陂地望考辨》之文，见所著《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附篇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1397—1402页。
(11) 但猗卢本人与其兄猗
出兵并州，助刘琨攻击刘渊、刘聪时，用的是东部的乌桓兵而非拓跋兵。不过，这支乌桓兵不是猗卢自有，而是猗
用汉人卫操等招引乌桓所组成。以后拓跋内乱，乌桓兵叛，直接导致猗卢败死。事详后文。
(12)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316）。
(13) 此事涉平文皇后，事详下文。
(14) 猗卢此一部族重心转移的大动作，按理很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冲突，但《魏书·序纪》却无直接记载。《晋书》卷六二《刘琨传》313年刘琨上疏，叙及猗卢活动，说：“又猗卢国内欲生奸谋，幸卢警虑，寻皆诛灭。”这也许就是部族重心转移引发的冲突。316年拓跋内乱是否与此有关，无法判断。
(15) 《隋书》卷五八《魏澹传》。
(16) 《魏书》卷一三《平文王皇后传》。
(17) 《资治通鉴》卷九六晋成帝咸康四年（338）。
(18) 其时石勒宁助平文帝后人一系，不助祁后后人一系，事见《魏书·序纪》。
(19) 《魏书·皇后传》于平文帝后宫诸人，只收王后传，不及贺兰氏。实际上贺兰氏为平文帝长子之母，年岁当在王皇后之前。但王皇后子昭成帝后来被北魏道武帝尊为高祖，为北魏皇室大宗，故史黜贺兰氏而尊王氏。拓跋习俗，皇后之立，还得有手铸金人成功的这一条件，立王氏而不立贺兰氏，或许还有此一原因，不能详也。不过贺兰部族强大，对拓跋部影响不衰，道武帝本人即为贺兰部之甥。关于王皇后其人的评论，本文后面还要论及。
(20) 《水经·濡水注》：“濡水又东南，索头水注之。水北出索头川，南流……又南流，注于濡水。”
(21) 宇文东迁年代，王希恩《宇文东迁时间及隶属檀石槐问题略辨》有说，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北史》莫槐即《周书》莫那。
(22) 朝鲜金福轼《三国史记》卷一八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十二年（342），韩国京畿道城南市精神文化研究院出版，1996年，180页。《资治通鉴》此年记慕容翰进此策，内容详尽，但有不明晰处。
(23) 《旧本魏书目录叙》，刘攽、刘恕等作，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附录。
(24) 据《后汉书·鲜卑传》。《三国志》注引王沈书鲜卑传多误字。
(25) 《立界山石祠碑》碑名据《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一确定，《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〇承用，名称与内容吻合，是正确的。《金石萃编》卷二五录此碑文时未曾见到碑额题字及碑左右两侧题名，故据碑面首句文字，误称之为《广武将军□产碑》，被学界广泛沿用。马长寿得见1920年以后新拓全文，碑额即作“立界山石祠”，证实了此碑名的准确性。见马氏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22—23页。
(26) 《晋书·苻坚载记》苻坚乘灭前燕之势，于371年“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冯翊所居族类极多，自成邑落，由苻秦所设护军统领，备见《立界山石祠碑》。此时处乌丸于冯翊，或由于此地本来就有乌桓。所以我判断此“将军冯翊维叙”即为原居冯翊的乌桓人。马长寿上引书判定此碑题名十几个姓氏属于少数民族，唯独对于冯翊维氏是否为少数民族姓氏认为无法确定，当是未曾考虑到《太平御览》所见维氏之例。
(27) 《史通·正史》篇言唐时“称魏史者犹以收书为本”，宋时当更如此。
(28) 《后汉书》卷一二〇《鲜卑传》鲜卑“言语习俗与乌桓同”。
(29) 《太平御览》卷四四引郭仲产《秦州记》：“仇池山本名仇维山。”池、维二字与祁字韵部相同，同音异译，此亦一证。
(30) 乌桓本来姓氏无常，但可能会有个别姓氏袭用较长久，如上文提到的“将军冯翊维叙”，年代较此晚半个世纪。常见的乌桓姓氏库傉官氏，持续的时间更为长久。
(31) 关于渴末是乌桓人问题，请参看本书附录二。
(32)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〇宣化府“古迹”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3)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代郡代县条王先谦补注引此数语，未有说。
(34)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上谷郡“郡在谷之上头，故因名焉”。《水经·圣水注》谓语出王隐《晋书·地道志》。(https://www.daowen.com)
(35) 《资治通鉴》卷一〇六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即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胡注据《魏书·序纪》及《水经·
水注》，考牛川即长川，在汉且如县塞外，当今尚义、兴和县间。但牛川即长川之说不确。按且如塞外之长川，在于延水源头处，今东洋河源，北魏柔玄镇置于此。牛川则在更西。《魏书·太祖纪》天兴二年（399）三道袭击高车，东道军出长川，西道军出牛川，车驾从中道出自
髯水西北，此可证牛川并非长川，两处有相当距离。
髯水所在不详，牛川当在今内蒙古塔布河流域。
(36) 《魏书·太祖纪》天兴六年七月“车驾北巡，筑离宫于犲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规渡
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四〇，犲山在故善无，即今右玉县境，但有异说。此处所叙路线笼统，大致指筑犲山宫后纵猎巡行，并有相度土宜，向
源方向推进之意。
(37) 《太平御览》卷六四九引。
(38)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参看该书第17页诸图和其他图版、文字说明，以及《文物》1974年第1期诸文。
(39)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赦诏（中华书局，2001年，275页）。亦有“神元北徙，游止长川”之句。
(40) 《晋书》本传作莫廆，误。以唐彬居职年岁计，当依《序纪》及《宇文莫槐传》作莫槐为是，其人292年被杀。莫廆为莫槐侄孙，307年称单于。卫瓘之后，唐彬之前，曾有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于昌黎事，见《武帝纪》太康三年。研究者认为，按当时通例，征北将军均带领护乌桓校尉职，严询当不例外，但又无明文可据。参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6页，中华书局，2005年。
(41) 刘宝墓志，见上引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该书《疏证》疑征北大将军之“大”字，为刘宝后人所虚饰。
(42) 其时偶见此官名，如《晋书·姚襄载记》“石祗僭号，以襄为使持节、骠骑将军、护乌桓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云云。这只是临时署置，与汉晋幽并塞上所置护乌丸校尉相比，职守和作用大有不同。
(43) 曹永年：《拓跋力微卒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汉文版）1988年第2期。
(44) 李逸友《内蒙古代官印的新资料》，《文物》1961年第9期。
(45) 《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
(46) 独孤从西晋时就被认为是乌桓，详见后论。
(47) 白部，史籍中历来认为是鲜卑白部，孙子溪《白部新释》一文解释为羯，可备一说，不过也有反证，难于尽通。孙文见《山西地方志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48) 铁弗与独孤均有乌桓之称，详见本文“两种类别的代北乌桓”一节。
(49) 铁弗屯驻中心在代来城，似以标榜自代北而来得名，又名悦跋城，在今内蒙古东胜以西。
(50)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五四九正黄旗察哈尔：“木根山，在旗东南三十五里。蒙古名西北黑忒克。”此处木根山当脱东字。
(51) 猗卢“四传至郁律”与《序纪》不合，但亦有说，如何解释，将在本文“拓跋内乱与乌桓动向”一节所附拓跋史中普根的法统地位问题中讨论。
(52) 《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平文帝子孙相袭，成为北魏帝室大宗，道武帝尊之为太祖。
(53) 拓跋以东木根山为都，前后共历六年。计318年乌桓独孤刘路孤来降，平文帝率以共驻东木根山，至321年平文帝被害止；324年惠帝城东木根山而徙都之，至327年炀帝迁走大宁止。
(5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
(55)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中华书局，2001年，275页。此诏其他文献无载。按《魏书·高帝纪》，太和十七年冬十月乙未于滑台“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天下”，因有此诏。
(56) 近人还有一说，道武复国，于牛川即代王位，其地曾称牛都，认为也可能是一处都城。此说尚有异见。
(57) 《资治通鉴》卷九六东晋成帝咸康五年录《魏书·官氏志》“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之文，改作“代人谓他国之民来附者，皆为乌桓”。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43页据此说：“然则拓跋部时之乌桓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乌桓指诸方来降之民，狭义的乌桓即《官氏志》所谓乌桓氏之乌桓。”本节文字所称两种类别的代北乌桓，与马书乌桓二义之说并不相同。我认为把诸方杂人或他国来附之民不加区别地称为乌桓，这种情况事实上并不存在。
(58) 参《三国志·魏书·牵招传》。
(59) 陉北汉民尽徙陉南，留者是极个别的。《魏书》卷二三《莫含传》，含，雁门繁畤人。刘琨“徙五县之民于陉南，含家独留。……其故宅在桑干川南，世称莫含壁……”莫含究竟是汉人，还是乌桓人，本书附录有论，请参看。
(60) 李逸友《内蒙古古代官印的新资料》（《文物》1961年第9期）说到两族有别，驻地亦不同，但这些印信同出一坑，“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陈国灿则认为二印同出，其一很可能是猗
得自乌丸的胜利品，见前引陈国灿文《魏晋间的乌丸与“护乌桓校尉”》。他们都不曾从拓跋、乌桓混居共生于代北地区这一特点考虑，以解释上述现象。
(61) 初受赐者是否就是库贤和力微呢？后来的持有者是否就是猗
和当时的乌桓某一酋帅呢？这只能是一个悬念。
(62) 参考《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第二节。
(63) 虑虒在今山西五台境，魏晋所谓匈奴五部的北部所驻，东汉属雁门郡，魏晋属新兴郡。
(64)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副
投拓跋部后并未在此久驻。我推测277年力微死后“诸部离叛”，副
也在离叛之列，又自代北投奔朔方。《刘虎传》云刘虎代领屠各，“始臣服于国”，实际上也只是建立一般联系而已，所以310年又有“举兵外叛”之事。
(65)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66) 例如《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元年（386）十月拓跋窟咄兵至代北与拓跋珪争位，于是北部大人等“及诸乌丸亡命卫辰”。此乌丸当指独孤。
(67)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看重《宋书》、《南齐书》的这一材料，认为拓跋早期在向南向西迁徙中与匈奴混杂，以至在草原上“产生了很多‘胡父鲜卑母’的铁弗或铁伐匈奴和‘鲜卑父胡母’的拓跋或秃发鲜卑”。所以他认为拓跋之名是后起的，是匈奴与鲜卑融合的产物。见该书30页。
(68) 《魏书·序纪》载于穆帝三年即永嘉四年，盖以刘琨乞师，拓跋郁律于此年击破刘虎，逐之于朔方，遂追记之。
(69) 《资治通鉴》系于晋升平四年（360），即昭成帝二十三年，谓“乌桓独孤部与鲜卑没奕干（于）各率众数万降秦”。
(70) 细读《官氏志》，我认为“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共二十一字，是插入语，理当句断。其下“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云云，与乌丸无涉，而与上文“置内侍长”之文相贯。这样断句，内容才比较清楚。这二十一字大概属于窜简。在北朝诸史中，像这类窜简由点校本校勘出注者，不在少数，但此处却未有说。这是我的一点读书体会，不知当否。
(71) 此年春，慕容垂死，子宝即位。据《魏书·太祖纪》及同书《莫含传》。《资治通鉴》同。
(72) 参看本书《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二》一文。该文指明离散独孤部落只能理解为当时最具影响并与拓跋部直接接触的独孤各部，不在此限的独孤部仍然自为部落，维持了一个时期。其他被离散的部落，亦同此例。至于早先已融入拓跋的乌桓部落，并不在该文考察范围之内。
(73)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427—435页。
(74) 周一良先生此文最初发表于1950年《燕京学报》第39辑，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17—176页。
(75) 唐长孺先生此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382—450页。
(76) 十万家之数似太大。《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310）“考异”引《刘琨集》，谓猗卢“从琨求陉北地，以并遣三万余家，散在五县间”，似得实。
(77) 《三国志·魏志·牵招传》雁门乌桓五百家已是编户齐民，输租纳调，而陉北五县地尽在曹魏雁门郡内，所以判定此时代北乌桓已无严格的部落组织，故以家计。不过这条资料不能只从乌桓户纳租调一个角度来审视。还要看到牵招表复乌桓，是要使他们“备鞍马，远遣侦候”。这说明此处乌桓人脱离鞍马生活并不太久，还未成为稳定的农业居民，一旦有事，他们仍然是乌桓突骑。
(78) 曹永年：《拓跋力微卒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汉文版）1988年第2期。
(79) 猗卢还有其他战功。310年他命从子郁律（即后来的平文帝）自盛乐出军击铁弗刘虎，刘虎奔朔方。
(80)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卫雄、姬澹欲率众与刘琨质子归于刘琨时，晋人及乌桓皆曰：“死生随二将军。”
(81) 《魏书·序纪》，305年猗
死，“子普根代立”，指代立为中部之主。307年东部禄官死，始有西部猗卢“总摄三部”，普根作为中部之主，亦当在被其叔父“总摄”之中。316年内乱，猗卢、比延、六脩皆死，《序纪》记“普根立，月余薨”。这个“立”，有别于前引“子普根代立”，是指自立为总摄三部之主。普根死，“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普根子又薨”云云，这说的也是立为拓跋三部“总摄”之主，至少名义上如此，但看来并不被普遍承认。
(82) 普根杀六脩，猗卢一系似不再有后人。《魏书·皇后传》中无穆后传，《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中也不见有穆帝后人。可以说普根杀六脩，“灭之”，是指把猗卢一系全部消灭了。
(83) 《魏书·序纪》谓平文帝“得众心”，二年大破屠各刘虎，“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五年“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破刘虎是事实，东西兼并则有夸大，前人有说。平文一度振兴，但不持久。总的说来猗卢以后拓跋寝衰，真正振兴在昭成之时。
(84) 《魏书·平文王皇后传》。
(85) 估算办法如下：猗
死于305年，据《卫操传》载桓帝碑，猗
死年三十九，当生于267年。假定祁后与桓帝同年，则她316年立普根之子并参预拓跋内争时年已五十，她害死平文帝时年五十五，她立惠、炀并与烈帝争夺君位之时，已是六十上下高龄，有可能在此争位过程中死去。最可能的死年是324年，是年惠帝始“临朝”，诸部反叛，局势失控，惠帝筑城于东木根山以退避之。祁后的生卒年可假定为 267（或稍晚）—324年。至于平文帝王后，据《皇后传》，十三岁时因事入宫，为平文所幸，生昭成帝。据《序纪》推知，昭成帝生卒年是320—376年。假定王后入宫翌年生子，则王后生卒年是306—355年。
(86)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之“后魏起自北荒”条。
(87) 《魏书》卷九五《慕容廆传》有“左贤王普根”之称，谓“穆帝之世，（廆）颇为东部之患，左贤王普根击走之，乃修和亲”。此盖因穆帝为单于，普根以原为拓跋中部之君而有此称号。其时右贤王为穆帝子六脩，见《通鉴》永嘉六年《考异》。
(88) 《魏书》卷一《序纪》平文帝二年（317）。
(89) 《资治通鉴》卷九八东晋穆帝永和六年胡注：“城郎，城大，皆鲜卑所置，付以城郭之任。”按，此代郡为沿袭魏晋代郡之称，郡治今河北蔚县之北。
(90) 参本书《贺兰部落离散问题》第一节。按此年五月有燕军攻敕勒（高车）于塞北，斩俘十余万之事，贺兰（贺赖）部本与高车错驻于阴山之北，贺赖头部落之降或即此役的结果。慕容大军远道攻高车，降贺兰，也有可能是从北面探测拓跋的虚实。据《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儁小字贺赖跋，此与贺赖部之名有无关系，不得而知。
(91) 慕容厉等过代地，是二月事，七月破敕勒。从攻敕勒、过代地、戍云中诸事考虑，似乎是兼用了上述两条路线。“戍云中”，所指云中地点，诸家旧说或指在故云中郡内，或指在新兴郡内之云中，盖魏晋内迁边郡时所置。本文从戍云中以前诸事推断，酌取前说。下节将提及的前秦云中护军，则当以后说为宜。
(92) 申绍此疏与《慕容
载记》所录，事虽相似而文字大异，疑是另一疏。《载记》所录，其所述前燕对外战守，都是秦、吴并举，上郡、鲁阳并举。所谓“徒孤危托落，令善附内骇”，则似指云中戍守之事。又，从《通鉴》及注文所论述戍守云中不如移控并土之意思考，亦可知所戍之云中在故云中郡而不在并土之新兴郡内。
(93) 慕容恪死于是年五月，亦见《资治通鉴》卷一〇一东晋海西公太和二年。
(94) 曹毂事详《晋书·慕容
载记》附《皇甫真传》。又前秦亦置云中护军于并州，目的自然是自并州监控拓跋动静。
(95) 《魏书·序纪》拓跋三分之年（295），西部穆帝猗卢“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这还是西晋时事，而且并非长期固定边界，大概不久已成具文了。
(96) 护军，曹魏时始置，“刘、石、苻、姚因之”，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苻秦时所置护军甚多，似皆置于部族杂居地。其中云中护军置于何地，史无明文。就其得以方便袭击居朔方塞内的刘卫辰一事的地理方位言之，似不置于汉云中郡旧地，即前节所述367年及369年前燕戍守的盛乐以西的云中孤城。我疑此指云中撤郡以后魏晋所置新兴郡内的云中县，地在今山西原平县西。前秦于此设云中护军，只是对代北遥相监护而已，与设于关中的护军如冯翊护军之类不同。关于护军制，国内研究文章不少，日本亦有，最近所见一篇为周伟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制》，载《燕京学报》第六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请参考。
(97) 《资治通鉴》卷一〇一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胡注，3184页。
(98) 此役，《资治通鉴》卷一〇一东晋哀帝兴宁三年记曰：“刘卫辰复叛代，代王什翼犍东渡河，击走之。”3197页。按刘卫辰在秦、代之间首鼠两端，“东渡”云云，只能指刘卫辰，不可能指什翼犍。什翼犍本在河之东，何得再东渡河以击刘卫辰？此事当以《序纪》所记为正，《通鉴》有误，其“东渡河”三字当紧接“叛代”而在“代王什翼犍”之上。中华点校本随文点断，未正其误。
(99) 《魏书·刘卫辰传》：“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卫辰左贤王号得自苻坚，则曹毂右贤王号当亦得自苻坚。曹毂为出自并州的杂胡，事详下。又，据《刘曜载记》，曜拜大单于，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氐羌为之，苻秦亦袭此制度。
(100)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银州：“晋、十六国时为戎狄所居，苻秦建元元年自骢马城巡抚戎狄，其城即今州理城是也。”按骢马城当在今陕西佳县、米脂境，汉代上郡治所肤施在其近处。
(101) “郑碑”和“立界碑”均见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文物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53—55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二册，分别题作“邓艾祠堂碑”和“张产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昶《金石萃编》卷二五则把“立界碑”题作“广武将军□产碑”。
(102)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12—38页。该书搜求的碑铭尚多，其余的都是百余年后各族居民所立的造像铭，内容虽与本节无直接关系，但亦可见内徙诸胡的融合已大进一步了。
(103) “夷类十二种”，其中的白虏，史籍多解为鲜卑白部，前揭孙子溪《白部新释》认为是羯。我暂取此说，列白虏为有西域血统之胡。“苦水杂户七千”，大概是指一种居于苦水附近尚处在形成过程中而无正式名称的杂户群体，自有户口数目，另属一类，不在“夷类十二种”之内。苦水在今宁夏境内，北入黄河。碑读不敢确定，暂志于此。
(104) 汉末各部乌桓之中，有右北平乌延八百余落。建安中乌延走辽东，被斩，余众内徙，事详《三国志·乌丸传》注及《后汉书·乌桓传》。乌桓、乌延混称当始此，参马长寿《乌桓与鲜卑》，112页。公元360年所见降于刘卫辰的乌延，当是昔年乌延辗转流动至于朔方者。中华点校本《资治通鉴》于“索虏乌延”二名之间未加点断，似以乌延为索虏部帅名称，可酌。又，刘卫辰在朔方屯驻之城称代来城，史籍又见有悦跋城之名，论者有谓代来即悦跋。《资治通鉴》卷一〇四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胡注，代来城“言自代来者居此城也”。代来既为汉译此意，是否悦跋的跋也可能有所指呢？总之，代北和朔方之间多有拓跋部落来往，是肯定无疑的。
(105) 《资治通鉴》卷一〇四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苻坚诏语。
(106) 《资治通鉴》卷一〇二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369）胡注，和龙本为燕之“东都”。秦灭燕，和龙原属幽州，幽州兵中自然多有鲜卑、乌桓之众。
(107) 《晋书·苻坚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三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正月，“十万户”作“十五万户”。
(108) 《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591页。《晋书·苻坚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五同。二十余万数字偏大，似不准确。或者此即淝水战时苻坚征发南进作战军队的一部分由慕容垂率领者，此时溃叛。
(109) 据《魏书·序纪》，燕凤使秦，第一次在366年，第二次在373年。代灭国后燕凤得以陈诉于苻坚，很可能是燕凤第二次使秦未归之故。《资治通鉴》卷一〇四记燕凤语略同，只是更强调《春秋》存亡继绝之义，欲使拓跋对苻秦“永为不侵不叛之臣”。《晋书·苻坚载记》另有拓跋珪缚什翼犍降秦，秦迁珪于蜀等事，前人考其事之真伪有无者颇多，不具论。
(110) 此时独孤各部动向并不一致，刘眷之子刘罗辰（刘奴真）即始终附于拓跋氏，珪娶其妹，即以后的道武帝刘皇后。
(111) 例如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匈奴綦母氏”条以之列入匈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32—33页。马长寿《北狄与匈奴》99页虽也将赤沙列入匈奴种落，但同页稍前，则说“赤沙种，似亦匈奴种落之一”，并不肯定。
(112) 《晋书·刘聪载记》，聪“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河间王颙表为赤沙中郎将”。刘聪为赤沙中郎将，与他在并州善抚豪右有关，其中当包括并州乌桓。韩胤居此官，以抚接乌桓为主。
(113) 丁谦：《后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之《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地理考证》，《二十五史三编》第四册，岳麓书社，1994年，603页。
(114) 《后汉书》卷二〇《祭肜传》。
(115) 例见曾庸《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遗迹论》，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等文，分载《考古》1961年第6期；《文物》1977年第5期；1977年第11期。又马利清等主编的《内蒙古文物志》（未刊稿）中亦多此种资料。
(116) 日本内田吟风氏《北魏初世匈奴独孤部的盛衰》中曾指出卫瓘谗间之时副
来降，其复杂背景引人注目，但未深究（该文载《龙谷史坛》90，1987年12月；中译本见《北朝研究》1992年第4期）。内田之文列有独孤、赫连系谱，可参看。但其中辈分错乱，可能涉及匈奴父死妻其后母诸习俗，不可细究。
(117) 《魏书·铁弗刘虎传》刘猛死，刘虎之父诰升爰及虎相继领部落。刘虎“始臣服于国”，后又举兵外叛。《序纪》穆帝三年（310）刘虎举众于雁门，攻刘琨新兴、雁门二郡，猗卢使弟子郁律助琨击其西部，刘虎渡黄河走朔方，猗卢以功受代公封，得陉北五县地。刘猛之孙、副
之子路孤平文帝二年（318）降后，不闻有异动。刘库仁即路孤之子。母为平文帝女。从此，匈奴北部帅刘猛后人（刘猛—副
—路孤—库仁……）及族众（去卑—诰升爰—刘虎—务桓—卫辰……）遂隔黄河分裂为独孤部和铁弗部，二部常有攻伐，亦多联系。参考前揭内田吟风氏文。
(118) 《魏书·宇文莫槐传》平帝女误作平文帝女。《魏书》此卷佚，以《北史》补。《序纪》299年昭帝也曾以女妻宇文莫槐之子。
(119) “将害诸皇子”，则皇子不只昭成一人。《序纪》称昭成为平文之次子，则长于昭成的只有一人，此人就是贺兰部之甥烈帝翳槐。贺兰氏生翳槐在平文帝未立为国君之时。按拓跋旧俗，贺兰氏未曾取得皇后资格，所以未入《皇后传》。而且稍后贺兰部在拓跋部的势力被王皇后抑制，所以史传此时少有贺兰纪事。
(120) 王太后至昭成十八年（355）始死，见《魏书·序纪》。
(121) 接替王太后巩固拓跋父子继承制度的人物，是道武帝贺太后，也是一个历史强人，参《魏书·皇后传》。前揭《子贵母死》一文，对贺太后有较多分析。
(122) 独孤亦有附秦之事，如360年10月乌桓独孤与鲜卑没奕于各率众数万降秦，见《晋书·苻坚载记》及《资治通鉴》卷一〇一。但此独孤是否原属刘库仁部，不得而知。而且这也只是个别事件。
(123) 《魏书·官氏志》有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和护羌、戎、夷、蛮、越校尉，而无护乌桓校尉官名。
(124)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169页。
(125) 《三国志·魏志·乌桓传》注引《英雄记》载建安初年袁绍遣使即拜乌桓三王为单于，版文中有“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之语，知乌桓军中统领的十进位制汉魏之际始建。颇疑魏收书《官氏志》乌桓杂类“各以多少称酋、庶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是一回事。
(12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五“后魏多家庭之变”条，有所统计，尚不全备。
(127) 关于这一点，后来道武复国后与其叔窟咄的殊死搏斗即是明证。道武在位时诛杀逼死诸弟、诸叔还有一些，也是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