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平城近处的拓跋史迹

从上文的探索，隐约窥见此一时期内代北东部事态的若干片段。现在我所说的所谓代北东部，实际上就是在拓跋东、中、西三分时的中部之国地境，至于原来在上谷之北、濡源以西的昭帝所居的东部之国，此时已是代国的化外，在拓跋历史上很少再被提及了。

代北东部地区由于310年代国之立以来政治形势的变化，无形中又出现了南北部之分。北部包括平城地区，包括水北段及其支流如浑水流域、于延水流域；南部则是穆帝从西晋取得陉北五县地的新区，居民主要是穆帝从旧区徙来。穆帝于313年在南部的源地区筑新平城，以其子六脩镇之，“以统南部”。拓跋在此处的境外对手是并州的屠各和羯，新平城自然成为拓跋部南境的攻防重镇。316年拓跋内部矛盾，穆帝召六脩，不至，攻之，失利，遂亡民间，为六脩所杀。桓帝子普根从“外境”（当是从并州北境某处）赴难，杀六脩。这一系列的残杀，史籍无详细记载，按情理说都发生在新平城及其周围，因而这一地区留有若干史迹可供探索。

《太平寰宇记》卷四九代州雁门县（今山西代县）条载有“拓跋陵”一项，无说明。《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五一代州：“拓跋猗卢墓，在州西北雁门山中。《寰宇记》雁门县有拓跋陵。”《一统志》为清朝官修地志，有各地学者参与，嘉庆重修时又增入若干方志材料。《一统志》将《寰宇记》所载“拓跋陵”具体写为“拓跋猗卢墓”，并述其方位所在。代州向北，隔雁门山与拓跋新平城相接。我们设想，当年穆帝猗卢自平城南下攻六脩，败于新平城地区，亡走雁门山中，遂死其地，就地敛尸，后人以之称为拓跋陵或拓跋猗卢墓，这完全是合理的推定。不过，所谓“墓”，所谓“陵”，按乌桓、鲜卑的潜埋旧俗，是不存在的，但可以理解为葬处附近的表记。曰陵曰墓，都是后人所加的称呼。猗卢有残碑传世，当即在潜埋处附近竖石为记，更值得注意。

罗振玉《石交录》卷二记载拓跋猗卢碑残石，谓是柯昌泗得之山西，其碑阴有狩猎图，“残石存六大字，文曰‘王猗卢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罗氏云残石殆碑额之末行，王字前行之末必为代字⁽¹⁴⁾。周一良先生据以录入《魏书札记》，并谓卫操桓帝碑称“刊石纪功，图象存形”，似桓碑上有图像，而此猗卢碑刻有狩猎图，颇相类似。其他未多作解释。周先生认为罗、柯两家皆精于金石鉴别，此残碑当非伪造，是“代王猗卢之碑”⁽¹⁵⁾。

桓帝猗与穆帝猗卢兄弟，居然都有碑石为后人所道，是难得的巧合。据《卫操传》和《序纪》，桓帝碑初立和发现之地，都在大邗城。《地形志》（上），大邗城在肆州秀容郡肆卢县，其地在新平城更南百余公里，今山西原平与忻州之间的偏西处。桓碑明言桓帝以永兴二年（305）六月二十四日“背弃华殿，云中名都”，这就是说死于云中而非死于秀容，其葬地理当在“云中名都”附近。卫操在桓帝死所以南如此遥远而又非拓跋经常控制的大邗城立碑，只能是功德碑，与墓碑无关。《官氏志》内入诸姓（东部）有“馝邘氏后改邗氏”，点校本校勘记据《广韵》、《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书，断邘为邗字之误写。难道大邗城以邗氏得名，而邗氏与桓帝有我们所不确知的特殊关系，所以卫操碑置于此，以资纪念？难道是馝邘部落曾随桓帝破刘渊于并州，择地驻留，而卫操有意于此地竖碑以颂功德？难道穆帝时桓帝之子普根长驻外境，其所驻之地即在桓帝立碑处或其近处？这只是联想，说说而已，无从索证。馝邘氏改邗氏是孝文帝时事，《魏书》录桓帝碑使用大邗之名，按通例当可认定是修史者所改。

从上述诸事看来，新平城及其迤南之地，与桓、穆活动关系密切。穆帝于313年筑新平城后，新平城就具有与盛乐、平城相鼎立的战略地位。316年拓跋内乱时，卫雄、姬澹等率领大量乌桓人和晋人⁽¹⁶⁾南投并州刘琨，刘琨“率数百骑驰如平城抚纳之”⁽¹⁷⁾。姬澹等所领原本是一支强大队伍，且多次南下并州作战，此时经拓跋内乱消耗，战斗力顿损。刘琨命姬澹等率众攻石勒以解乐平受困之急，大败，“澹奔代郡”⁽¹⁸⁾。石勒遣将孔苌攻澹于桑干，灭之。桑干河即是水。这里所涉各地，除乐平稍远以外，都在新平城迤南一带近处。刘琨迎卫雄、姬澹所至的平城，不是代北的平城，而是西晋的雁门郡平城，在今山西代县境⁽¹⁹⁾，隔雁门山与穆帝所筑新平城相望，是卫雄、姬澹等南奔之师中途必经之处。从刘琨所在之地并州言之，使用西晋的平城地名是合乎情理的。刘琨质子在卫雄、姬澹南奔军中，刘琨于平城中途接应亦是情理中事。姬澹在乐平败后所奔的代郡，我认为也不出五台山之东麓地境。战败后的姬澹等人不可能奔返代北平城。他们一奔代郡西部，再奔返源地区桑干县境。姬澹本是代人，所领乌桓、晋人多是就近招纳，所以败后直奔新平城迤南的五台山区，再奔桑干地区以求生路，终为孔苌追灭于此，盖亦狐死首丘意耳。(https://www.daowen.com)

前文提到，所谓拓跋猗卢墓在新平城以南的雁门山中。罗振玉《石交录》猗卢残碑考述未曾提及《太平寰宇记》、《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载猗卢墓址，因而未曾从地理位置着眼立论。罗氏从时间考虑，断“此碑殆猗卢薨后琨统其众时所立”，其说合理。按据《晋书·愍帝纪》，猗卢死后其众归刘琨，是建兴四年三月事；石勒围乐平沾城，刘琨所遣姬澹援军败走代郡桑干，在此年十一月；十二月，姬澹死桑干，刘琨本人亦降段匹于蓟。以时限言，猗卢墓及碑只能建于建兴四年三月至十一月。罗氏推断猗卢碑所立的时间，与今知其时猗卢碑、墓所在地点的人事流动变迁状况，亦相符合，因为正是此时，刘琨之军频繁出入雁门山、新平城一带，因而得以顺便处置猗卢身后诸事。

关于新平城迤南拓跋史迹，还有一事暂时存疑，即《魏书·地形志》（上）肆州永安郡驴夷县“代王神祠”事。按，此永安郡即建安、黄初中所置新兴郡，驴夷县即是新兴郡虑虒县，在今山西五台县境，其地两汉属太原郡，与代北有大山阻隔。“代王神祠”所祀代王究竟是谁，有两种可能的推断。

一、被指为西汉代王　汉文帝未立时，“为代王，都晋阳”（《汉书·高帝纪》十一年）；文帝子参初立为太原王，后“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汉书·文三王传》）。他们都曾兼有代、太原之地。经检地志参考，《康熙五台县志》卷三村屯（古迹古墓附），县南有皇图垴，“为汉文帝游猎处”；卷八《重修南神庙碑记》：“邑之南十里……有古祠，俗谓之南神垴，盖汉文帝祠也。”《光绪五台新志》基本上同于《康熙五台县志》，其卷二山水：“南神垴在县治南八里，……上有汉文帝祠，相传文帝王代时游猎至此。”但是附有自注，说明来历，曰：“《魏书·地形志》有代王神祠，即此。”可见所谓汉文帝之说，出处也只是魏收书。汉文帝游猎处之说可能是后人附会，不过亦难确言。

二、被指为拓跋代王　拓跋部代王猗卢多次领兵助刘琨作战，出入雁门北南之境；猗卢死，葬雁门山中，有墓及碑，罗振玉疑其为刘琨部众所立，则驴夷“代王神祠”也有可能例同猗卢墓、碑，为刘琨部众所立。若然，代王猗卢墓、碑、祠等处史迹，有相同背景及相近年月，地界也不甚远，成为代王史迹序列。前述《光绪五台新志》引魏收书诠释“代王神祠”，似有或然之意。《乾隆直隶代州志》卷一古迹“代王神祠”条：“魏地形志永安郡驴夷县有代王神祠”，未用汉文帝事为说，并且于其“陵墓”一项中列叙“魏拓跋陵，即拓跋猗卢封代公，卒葬雁门山中，今不知所在”。编纂者在这里显然只是客观地列出魏收书及《太平寰宇记》资料，未出己意，使人感到有疑神祠属于猗卢的倾向。

对此问题，我认为猗卢说和汉文帝说都是合理推断。只是地志编纂者宁愿攀附汉文帝而不看重拓跋猗卢者居多，所以猗卢之说在方志中不占优势。我这里也无他佐证，只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