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东、中、西三部简况

二　拓跋东、中、西三部简况

《序纪》记惠帝贺傉、炀帝纥那兄弟事甚略。先是惠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炀帝“迁于大宁”，以战争不利，“出居于宇文部”，最后“出居于慕容部”。《序纪》所列徙居之地和投奔部族所在之地，其中之东木根山本文下面将有专节讨论。其余各地都在偏东之处或在东部诸郡塞外，显示惠、炀视此为安全之所，避难之处。这很可能涉及惠、炀所统之众的部族成分和与东部地区的关系，值得注意。

公元295年，拓跋按地域划分为东、中、西三部。神元帝力微之子昭帝禄官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西，东接宇文部，都是塞外之地；文帝长子桓帝猗一部居中，在代郡之参合陂北，接近平城；桓帝之弟穆帝猗卢一部居西，在定襄之盛乐故城。文帝是神元帝长子沙漠汗，未履位而死。昭、桓、穆三帝中，昭为叔，但非嫡长；桓、穆为侄，但为神元嫡长子所出，其中桓帝更是文帝的嫡长子，神元帝的嫡长孙。以此而言，桓帝最贵。不过此时拓跋部既非全无嫡长观念，又不遵循嫡长秩序。常见情况是，立长重于立嫡，立弟多于立子。还值得注意的是，昭帝居东，与宇文为邻，慕容亦在近，按理，昭帝之国应有东方诸部族背景。后来炀帝东奔所至都在昔日昭帝所居拓跋东部之地，这应当不是偶然。

力微死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拓跋部落联盟历史出现断裂。十多年后才有上述三分局面出现，拓跋始得振兴，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三分，就拓跋部君位继承而言，既立弟又立子，似乎是经历过某种激烈冲突而导致权力的暂时平衡，这不是顺当的发展形势⁽⁶⁾；但三分就拓跋部发育成长而言，又是开疆辟土，扩张势力，而且也成为从纷扰向统一的过渡，是有利的事。

拓跋东、中、西三部，地域环境和部族状况各有特点，这种特点是历史地形成的，所以三分并不只是出于拓跋部自己的选择。为了说明这一背景，须作一些历史追溯。

陈寿书《乌丸传》注引王沈书：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乌桓大人郝旦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按，护乌桓校尉西汉武帝初置，治所不定，后合并于护匈奴中郎将。东汉建武时复置。范晔书《乌桓传》谓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其议发自班彪。班彪认为原来布列诸郡塞内的乌桓，汉廷但委“主降掾史”权制，无统领者，难得安宁。据《汉书·叙传》，班彪家本北边，世居雁门楼烦，西汉末始迁扶风安陵。班彪伯父班伯，数理边务，周旋匈奴，仕定襄太守。父班稚，官西河属国都尉。班彪以家世故，本人又有于两汉之际游宦陇右、河西经历，通晓北境边情，深知忧患所在，因而有复置护乌桓校尉之请，校尉开营府于幽、并边境。复置的护乌桓校尉并领鲜卑各部，主司“赏赐质子、岁时互市”，较西汉时的单纯军事任务是大大扩充了。校尉之设，使边境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胡秩序，此后战乱虽然还是不少，但汉胡基本地境和基本形势大体未变。

前揭王沈书述及东汉乌桓渠帅居塞内者，布列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⁷⁾、朔方诸郡界。与二百余年后拓跋部东、中、西三部横向分列地境比较，可以看出，西晋时拓跋三部所居，正是以此为基准，贴近东汉乌桓徙居一线，只是东端由于有宇文部、慕容部之阻，止于渔阳、上谷塞外的濡源而不及辽西、辽东属国；西端则阻河为固，未曾长期据有朔方。而且在西晋永嘉四年（穆帝猗卢之三年，310）猗卢受封代王，索得代北五县封地之前，拓跋地境限于靠北面的东西一带，是相当局促的。历史地形成的地域限制决定了拓跋部生存空间范围，也决定了拓跋部必须在这个空间范围内长期与乌桓共处。

由此可知，拓跋部的东、中、西三部之地，本来是东汉用以招徕乌桓实边的北境之地。拓跋部度阴山入居盛乐之后，逐渐蔓延浸润，才形成大面积地与先来的乌桓交错共生，以至于彼此渗透融合。而且拓跋浸润也不只是从盛乐一处。塞外残留的拓跋部人，他们随处入塞与先来的乌桓人共处，在当时是并不特别困难的。

拓跋东、中、西三部，地域环境和部族状况各有什么特点呢？

先从东部说起。拓跋东部，地接西晋广宁、上谷两郡的塞外部分，部族复杂，乌桓人数多，影响大，还有各部鲜卑，都是游动不居。更东的宇文部、慕容部与居上谷以北、濡源以西的东部拓跋的关系，暂时似还不多，但是比邻而居，容易互通声息，互为影响。

说者谓东部拓跋可能是汉代自东向西迁徙的鲜卑拓跋部停驻于上谷塞外濡源以西的某些部落，魏晋以来，他们与代北拓跋虽然还保留有某种一致性，又因有乌桓以及鲜卑余部的彼此影响，不断增添独立发展的因素，所以与拓跋中部、西部的关系并不稳固。此说是有理由的，只是还需要更多一点证据。

西晋护乌桓校尉例带征北将军、宁朔将军一类军号，依北族势力消长而有不同的任务。例如，公元286年唐彬居职，其主要任务如《晋书》本传所记，是对付宇文部的宇文莫槐。《魏书·序纪》记公元292年宇文莫槐死，弟普拨为部落大人，拓跋部平帝绰以女妻普拨子丘不勤。此时间尚在拓跋三分之前，拓跋已与宇文部建立婚姻关系，事实上是向东联络，以求立足。宇文部则寻求拓跋部的援助，以增加在西晋压力下自存的能力。这一事实，当与三年之后拓跋三分时其东部得以至于濡源与宇文部相邻有关系⁽⁸⁾。

汉、晋护乌桓校尉控制着缘边东西一线，这理当是一条隔离内外的边防线。但是线内线外都有大量的乌桓人和包括拓跋在内的鲜卑人，而乌桓和鲜卑语言习俗相通，两者的差别不断淡化。所以这条边防线隔离内外的作用并不很大。加以校尉本来就有招徕和互市任务，所以在塞内塞外之间，人的流动和物的流动应当都是很活跃的。校尉的控制力量，西晋弱于东汉，所以西晋时边塞内外相互流动更无限制。久而久之，无论是乌桓还是鲜卑，也无论原居塞外还是原居塞内，他们之间日益融为一体。公元305年拓跋中部桓帝猗死，公元307年拓跋东部昭帝禄官死，原在拓跋西部的穆帝猗卢遂得总摄三部。但此后《序纪》只有拓跋中部和西部的历史记载，而拓跋东部则寂尔无闻⁽⁹⁾，我想原因就在于东部拓跋已融入当地乌桓、鲜卑各部之中。但是拓跋在东部也并非全无影响，惠帝、炀帝东奔事也可能就是凭借这一背景。濡源以东今伊逊河一带，往后仍有索头部人活动。(https://www.daowen.com)

拓跋中部地在“代郡之参合陂北”。如按《魏书·地形志》定参合陂在凉城郡，则其地两汉皆属雁门郡，魏晋为弃地，已不设治；如按《读史方舆纪要》定参合陂在大同府东百余里处，则其地两汉皆属代郡，魏晋亦不设治⁽¹⁰⁾。本文取后一种说法。这里是乌桓与拓跋错居之所，中心地区在平城附近。但此时无论乌桓、拓跋，均非城郭而居，平城尚不具有都城意义。盛乐也是一样。

东汉建武年间乌桓进入代郡、雁门，比拓跋力微居盛乐向周围浸润至于雁门、代郡，要早一百多年。这两个部族在代北接触，起先必然是乌桓居于强势，拓跋居于弱势，然后是此伏彼起，此进彼退，从不协调状态逐渐趋向相互渗透，相互包容。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一个由冲突到融合过程的具体史料。在以记录拓跋人和事为主体的《魏书·序纪》中，大体可以看出，在这个地区，拓跋、乌桓两个部族并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战争。猗在位的第三年至第七年（297—301），共五年时间，猗本人全都用于“北巡”、“西略”，“诸降附者二十余国”，其中并没有特别提到乌桓。猗在位的第十年后，他与其弟、拓跋西部的穆帝猗卢共同援助并州刺史刘琨，连续进行对抗刘渊的大战，其军队的主力正是乌桓。在拓跋部历史发展中，拓跋部族与乌桓部族的互动关系起着重大作用，而拓跋中部地区是两部族在互动中走向熔融的关键地区，是拓跋部得以向更高文明阶段发育成长的主要空间。稍后统一了东、中、西三部的拓跋猗卢，其活动几乎都在中部地带。

现在转向拓跋西部进行考察。就拓跋与乌桓关系说来，西部与东部有相似之处，只是两个部族力量对比有程度上的不同。就拓跋传统势力根基深厚而言，东、中、西部可以看到明显差异。拓跋西部接近阴山草原，具有自身安全保障的充足空间。所以西部是拓跋部的根本所在，是它得以在三部中维持举足轻重地位的基础。西部周围虽有数量不大的朔方乌桓以及边郡杂胡与之相处，但都在拓跋部控制之中。不羁的铁弗也已被逐于河西朔方之地。西部用兵，与中部不一样，其主力的成分不是乌桓而是拓跋。猗卢驱逐铁弗的战役，用的是“弟子平文皇帝（按即思帝弗之子郁律）”的二万骑兵，这自然是拓跋兵⁽¹¹⁾。

前已提及，思帝弗与其子平文帝郁律，同桓、穆一样是文帝沙漠汗子孙，只是前者为文帝兰妃所出，后者为文帝封后所出。据《官氏志》，兰妃所属的乌洛兰部，为北方草原诸部之一。以后北魏皇室大宗就是出于兰妃子孙一系。思帝弗“为诸父兄所重”，“百姓怀服”，可见是得到拓跋宗室大人拥戴的。桓、穆死后，祁后立子普根，再立普根之子；普根之子又死，“国人立其从父郁律”⁽¹²⁾，这是平文帝郁律也得到拓跋部人拥护的证据。平文帝为桓后祁氏突然袭击害死，“大人死者数十人”，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数十名拓跋大人死难，当由于他们拥戴平文以抗拒来自拓跋东部祁后势力之故，可见西部潜在实力很大，东西部的斗争以后还是会继续的。以后与祁后诸子惠帝、炀帝争位的平文帝长子烈帝翳槐，他即位靠其舅部贺兰部“及诸部大人”拥立，其中当然包括拓跋大人在内。这些都是拓跋西部地区的部落力量。烈帝杀贺兰部大人蔼头⁽¹³⁾，挑动西部内斗，才激起拓跋国人反抗，迫使烈帝出奔；但烈帝复立，仍然是靠拓跋国人拥戴。至于昭成帝什翼犍之立与道武帝拓跋珪之立，依靠的也是拓跋国人和他们各自的母后和母族。

由此可知，拓跋三国，西部之国是拓跋根基所在，持重而保守；中部之国拓跋与乌桓共生互动，活跃而进取；东部之国紧靠乌桓、宇文、慕容，游离而易隔绝，并非拓跋政权能够长期控制之处。东、中、西三国，在拓跋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走向，是各不相同的。

拓跋大人拥戴植根于西部的兰妃后人一系，对拓跋历史很有影响。但是拓跋部族毕竟不能永久局促于西部游牧之区，必须趁有利的政治形势，逐渐把重心向东推移，以接近较为发达的农业地带。所以猗卢因助刘琨之功受封为代王以后，“以封邑去国悬远（按指代王封邑之代与以盛乐为中心的拓跋之‘国’相距甚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于是刘琨尽“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猗卢）乃徙十万家以充之”。三年之后（313），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更南百里，于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这是拓跋部的一个大动作，显示拓跋部重心的东移、南移。它展示了拓跋部在此后一个时期内战略发展的蓝图。⁽¹⁴⁾

从盛乐走向平城，再图进一步发展，《魏书》习称“图南”或“平南夏”，这实际上与向东发展同义。新平城在今桑干河源，更是既东又南。魏收《魏书·序纪》说平文帝“有平南夏之意”。魏澹述其所撰《魏书》义例，其二曰：“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¹⁵⁾实际上拓跋部外向发展的基础，是桓、穆时奠定的，其主要内容，一是走出僻远边塞，脱离守旧的部落势力的羁绊，参与西晋政治活动；二是为拓跋获得陉北五县广阔地域，可以作为向外活动的跳板。而且，代北五县基本上是农业或半农半牧地区，得五县地，对拓跋经济力量也会有重大影响。由于桓、穆不属于以后北魏皇室大宗，后来撰写北魏国史的人未免心存偏见，不承认穆帝图南的意义。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拓跋内乱，历史出现反复，此后一个阶段拓跋重心又曾退回盛乐。这是拓跋部族发展史上的一大曲折。昭成帝立，339年拓跋部诸大人朝于参合陂（此参合当在今凉城境），议欲定都源川，地在新平城的更南处。阻止迁都的太后王氏裁定：“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¹⁶⁾这里所说的“事难”，所说的“寇”，依其时形势言之，指的就是惠帝、炀帝所倚仗的来自东方的势力，其中当以乌桓为主。

以上是关于拓跋三分后东、中、西三部的地理环境和部族关系特点的分析，这在《序纪》中只有极简略的描叙，实际内容则是反映从东到西拓跋和乌桓的互动关系及其后果，而这一点《魏书》作者则没有清晰的认识和交代。

这里有一个信息与以后拓跋部发展地境有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王沈书《乌桓传》列举东汉入塞乌桓所徙地境，自东徂西，起辽东属国，止朔方部，几乎幽、并的全部边郡都包括在内，惟独没有雁门以西的定襄、云中、五原三郡。这并不是史料漏列，而是由于东汉时此三郡确不在徙置乌桓之列。东汉安、顺时有乌桓寇云中、五原郡事和五原太守战败的记载，见范晔书《乌桓传》。建武徙置乌桓而不及此三郡，我自己不得其解。考虑到《续汉书·郡国志》所记此三郡都是户口奇少适宜徙置乌桓之处，更是莫名所以。

不过，这三郡不在徙置乌桓之列，恰恰为稍后由阴山南下的拓跋部留下了孳生发育最主要的空间。在此空间之外，以拓跋东、中、西部为准分别言之，其东部地界受制于宇文诸部，又在西晋护乌桓校尉的监控之下，拓跋部族很难在此获得较大发展，甚至拓跋统治也很难获得稳固的立足点。拓跋中部地，约当东汉的代郡、雁门郡，实际处在拓跋、乌桓共治之下，矛盾冲突在所不免，本文其他各处另有详说。至于拓跋西部地，则如《序纪》于295年所记：“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穆帝所为，就是对抗乌桓及诸杂胡，开拓和保障拓跋西境，稳定拓跋统治基础。从这里看得出来，自阴山南下的拓跋部，如果要避开荒漠地带，寻求一个较适于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又较少遇到人为的阻碍，最便利之处就是东汉未徙乌桓的五原、云中、定襄三郡之地。以后全部拓跋部族发展历史，恰恰可以证明这一推断。

从拓跋三分以后东、中、西三部各自的地域环境和部族关系中，我们探索到东部地区乌桓最盛，中部地区二族互动共存，西部地区为拓跋根本之地这一基本情况。拓跋的社会演化和政治变迁，关键在拓跋中部。以此为总的背景，我们似乎找到了认识平文帝以来拓跋历史中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复辟—反复辟斗争的途径，可以试着对《序纪》中的相关史料作出解释。这场斗争主要在拓跋中部地境演出，也涉入东西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