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木根山地名的来历和拓跋立都问题

六　东木根山地名的来历和拓跋立都问题

《序纪》昭帝元年（295）国分三部，穆帝猗卢居盛乐为西部。“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

《序纪》穆帝三年（310）铁弗刘虎于雁门响应白部⁽⁴⁷⁾之叛，刘琨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渡河，窜居朔方”。

《序纪》平文帝二年（318）：“刘虎据朔方，来侵西部，帝逆击，大破之，虎单骑迸走。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此路孤即是后来居于代北的独孤部刘库仁之父。刘库仁之母即是平文帝女，其妻又是昭成帝宗女。独孤与拓跋世婚。

据上引《序纪》几段资料，知朔方本有匈奴、乌桓。后来铁弗部驻朔方，在黄河之西；独孤部驻代北，在黄河之东。而这两部或其零散部落，又常流动于黄河东西两侧。铁弗和独孤都出于并州的匈奴屠各，又分别有乌桓铁弗、乌桓独孤之称⁽⁴⁸⁾。他们是匈奴，是屠各，也是乌桓，要从种族上区分清楚，是很难的。他们又都与拓跋有特殊关系。不过独孤与拓跋居处交错，关系以互助居多。铁弗与拓跋的关系要复杂一些。铁弗居朔方，常渡河与拓跋发生战事，但多以拓跋驱逐铁弗回到朔方为止，两者仍然维持密切联系，决非生死之敌。

这些部族历史关系的事实，特别是铁弗、独孤游动于黄河两岸的事实，使我联想到一例地名移动问题，即朔方的木根山之名恰在这个阶段出现在代北，名曰东木根山。古代地名移动的惯例，往往是名从主人，中西莫不如此。这一例地名移动，是不是铁弗、独孤在部落游动中由西边带到东边来的呢？

经过反复思索，我疑铁弗刘虎从弟路孤曾驻朔方的木根山，平文帝二年刘路孤来附拓跋时，与平文帝同驻一处，以木根山旧名呼其新驻在地，遂有东木根山之称。居东木根山的刘路孤则被称为独孤，或称乌桓独孤。此中包含的种族含义或文化含义，现在已很难说清楚。或者，铁弗本为南匈奴；而独孤本为乌桓，南下后曾附于并州的南匈奴，因此铁弗、独孤都带刘姓。后来两者同时叛离并州而入代北，又同奔朔方，其间刘路孤与刘虎分裂，实即南匈奴与乌桓分裂。这只是一种推测，可以用来解释一些现象，但难确定。

刘路孤来附拓跋部平文帝的往后三年（321），桓帝祁后为使己子取得拓跋君位而害平文帝，引发大动乱，《序纪》谓拓跋“大人死者数十人”，东木根山的独孤部落当亦不遑宁处，仓皇徙离甫被称作东木根山的地方。324年惠帝临朝，《序纪》谓“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即指惠帝就路孤与平文帝曾驻之地筑城为守，并沿用路孤所用东木根山的地名。所谓“人情未悉款顺”，当指来自平文帝一系的抗争还相当顽强，惠帝徙此并筑城为都，当是为应付攻守而预作地步。

《资治通鉴》太宁二年（324）于惠帝筑城东木根山事之下，胡注曰：“河西有木根山，在五原郡东北。此木根山在河东，故曰东木根山。”朔方木根山之名，《晋书》、《魏书》偶见，多与对铁弗的战争有关，如前秦攻克铁弗于此山，北魏道武帝消灭铁弗刘卫辰父子力量也在这里。其地不是铁弗的中心区域，而是军事上退守设防之所⁽⁴⁹⁾。《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木根山于今宁夏盐池和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之间。至于东木根山，其名数见《魏书》，该《地图集》标示于北魏柔玄镇之北今尚义—集宁一线北境⁽⁵⁰⁾，东汉鲜卑檀石槐庭也在此处不远。东木根山之南是于延水北段（今东洋河）源头区域，沿此水可达代谷。惠帝之所以徙都于此，从地理上说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此处是草原地境，西接阴山，东通濡源，无论是进攻或是退避都较灵便。此处本在拓跋中部地境之北，接近东部势力；向东南靠近大宁，而大宁是乌桓势盛之地，可避来自西部盛乐以及来自南部陉南可能的进攻。看来此策的考虑是成功的。三年以后（327）炀帝南御石虎，西攻贺兰失败，退保大宁。而且从东木根山取东北方向循草原以达濡源，再奔宇文、慕容，也是草原骑兵可以利用的通道。

关于东木根山一度成为拓跋部要地之事，是拓跋历史中一段不显眼的插曲，还有资料可供发覆。《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之“后魏起自北荒”条曰：猗卢死，“其国内乱。四传至郁律⁽⁵¹⁾，筑城于东木根山徙居之”。其自注曰：“在今大同府北境。其后孝文言：‘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居东木根山。’……《魏书》云，贺傉（按即惠帝）始城东木根山而居之。”又，同书卷四四山西大同府大同县东木根山条：“在府北。《志》云五原有木根山。此山在河东，故曰东木根山。晋大宁二年，代王贺傉以诸部未服，筑城于东木根山而徙居之。魏主宏尝言：‘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平文，郁律谥也，盖郁律亦都此云。或讹为勿根山，晋太元十四年后燕慕容德等击代叛部贺讷，追至勿根山，是也。”（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孝文帝之言，本于《魏书·元丕传》。此问题下文还将说到。）

上举《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和卷四四两段材料，内容一致，其中多处提及平文帝郁律始居东木根山事，是《序纪》所无而为他处所引的孝文帝语。前一段材料于“后魏起自北荒”标目之下冠以“史略”二字，盖顾氏综合叙述之词，有不准确处。如言郁律“筑城”于东木根山“徙居之”；但后一段只谈郁律“都”东木根山而不言“筑城”，“筑城”于此山是以后惠帝贺傉时事。核以《序纪》，筑城于此者正是惠帝贺傉，前一段材料文字有误。

根据这些迹象，我对东木根山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推断。

如前所述，穆帝三年以弟子郁律（平文帝）骑兵驱逐铁弗刘虎入朔方；平文帝二年大破渡河入侵的铁弗刘虎，并纳刘虎从弟刘路孤之降，处之于东木根山之地，并以女妻路孤，此即乌桓独孤部。平文帝郁律由于与这支乌桓关系最为密切，所以他遂率拓跋与刘路孤一起共驻东木根山，以便于控制调遣路孤部落，共同对付祁后一系来自东方的压力。路孤在朔方时本驻木根山，此山名就由路孤自朔方带到代北来了。《方舆纪要》说平文居东木根山，即指此事。不过当时并未筑城，筑城是惠帝时事，晚了六年。回溯拓跋历史，神元帝力微曾与乌桓王库贤同居于盛乐，此为一事；桓帝时“晋乌丸归义侯”与“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及“猗金”饰牌共出于参合陂北凉城的一处窖藏，此又一事；至此又有平文帝与路孤共处东木根山之事。这些都是3至4世纪代北拓跋和乌桓共处的史实，是两者长期在代北共生的重要证据。前秦灭代国后拓跋珪随母庇托于独孤部，也属同一性质，同一背景。(https://www.daowen.com)

平文帝为拓跋大人所拥戴，其势力根基当在西部盛乐地区，而且此时他“控弦上马将有百万”，蔚为草原大国，为什么还会有东移之举呢？这当有对外和对内的双重原因。原来，西晋灭，平文有意逐鹿中原。《序纪》记此年平文帝“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序纪》又记三年后（321）平文帝绝建康的东晋使者，“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由此可见，平文此时是力求开拓，以图继承西晋统绪，而与江左的东晋相颉颃。几年以来，西晋所属并州刺史刘琨，事实上是仰赖拓跋势力，包括郁律（后来称平文帝）的军力，始得力抗胡羯而得维持的。只不过平文立时刘琨已东奔，旋即败死，并州形势因而大变。百余年之后，北魏朝廷议礼，认为“晋室之沦，平文始大”；道武帝时平文帝得享有太祖庙号⁽⁵²⁾，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平文帝欲平南夏，首在胡羯。为了平胡羯，必先处置代北东部祁后的势力，稳定拓跋后方。这当是平文帝东迁东木根山以图进取的直接原因。平文帝与独孤刘路孤共驻东木根山，逼近桓后祁氏所居，占据对祁后进攻的有利位置。但是平文帝远离盛乐，孤军突出，又有利于桓后祁氏下手谋害平文帝。不然的话，居东的祁后何得在衰颓之际，朝夕之间，忽然害死强大的拓跋君主，而且同死的拓跋大人竟达数十人之多？如果此时平文尚在盛乐而未东来，祁后也就无从发动这场突然袭击。

找到了平文帝曾与乌桓独孤刘路孤共居东木根山的史实，也就化解了祁后居然得以突袭平文的疑团。死于平文之难的诸部大人如此之多，其中当包括一些与平文共处的独孤部人，看来刘路孤也不得不撤离东木根山了。《水经·水注》如浑水流经旋鸿县（在今内蒙古丰镇东北）故城南，“北俗谓之独谷孤城，水亦即名焉”。此“独谷孤城”和“独谷孤水”，当是独孤城和独孤水之讹误。我疑刘路孤撤离东木根山后，即南移驻牧于如浑水上游之地，因此留下独孤城、独孤水之名。三年之后（324），祁后之子惠帝踵平文帝和刘路孤之迹，城东木根山而驻守。再三年，惠帝弟炀帝又以抵御石赵寇边不利而退缩，徙近大宁。

顾氏之书提到平文帝驻东木根山事，都引用孝文帝所说“远祖世居北荒，平文帝始都东木根山”之言为据。按此段资料见于《资治通鉴》齐建武元年（494），原文是“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这是孝文帝向群臣陈述迁都洛阳的历史依据。《魏书》中与此相对应的资料见于卷一四《元丕传》，略谓“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迁居平城。朕……移宅中原”云云。《资治通鉴》之文必另有可靠根据，无可怀疑。《魏书》之文只说到平文帝“弃背率土”，未明言迁于东木根山，但却证实平文帝确有播迁之举，也是无疑的。平文帝“弃背率土”只能是指从盛乐迁出，所取方向一定是与应对祁后势力以及与“图南”的意愿相符合，这也可以作为平文迁都东木根山的一个旁证⁽⁵³⁾。

那么，昭成帝复营盛乐，又当作何解释？这是由于平文帝迁离盛乐而遇害，说明祁后在代北势力，或者说代北乌桓势力还很强大，难于控制。以后又经历了祁后之子惠帝、炀帝为一方，与平文帝之妻贺兰氏所生子烈帝为一方的反复争位。等到炀帝遁走慕容部，祁后势力尽灭，而平文帝次子、王后所生昭成帝继位时，拓跋部也已疲惫不堪，不得不株守盛乐旧地，以求暂时安宁，休养生息。虽然此时又出现了向外发展的有利形势，饱经忧患的王太后于参合陂坚决拒绝诸大人迁都源川的要求，怕的是基业未固，乌桓再来。以后孝文帝所说昭成“更营盛乐”，即是呼应平文帝曾一度离开盛乐而居于东木根山的史实。

拓跋迁都之事，关系到拓跋部的兴衰起伏。但是拓跋部从游牧到定居的社会变化过程很长，定都观念并不严格，所以史籍所载迁都之事还有异同之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朔州：“晋乱，其地为猗卢所据，刘琨表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一书，素称“征引浩博，考核明确，……于史学最为有功”⁽⁵⁴⁾。其书卷四《历代都邑考》“后魏都”条中，漏列平文帝都木根山之事。此条之中载有“晋怀帝时刘琨表以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之文，自注“唐为朔州”。依王氏书中《都邑考》专列都城名称的文例考虑，似猗卢曾以马邑为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朔州条亦谓“晋怀帝时刘琨表以鲜卑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是其地也”。顾书、王书此句文字看来是辑自李吉甫书。稽以《魏书·序纪》，有可酌之处。《序纪》本为“晋怀帝进（穆）帝大单于，封代公，……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云云。两相对照，李书、王书、顾书均据《序纪》文字，却于“徙马邑”下不当句断之处作了句断。《序纪》本意为徙马邑等五县之民，非谓穆帝徙马邑为都。这是李氏、王氏之误在先，顾氏袭其误。《资治通鉴》永嘉四年《考异》引《刘琨集》有猗卢“自云中入雁门”句，马邑等五县晋时虽然均属雁门郡地，却无特指猗卢驻马邑之意。马邑在拓跋地界南部，猗卢是否有小驻马邑之事，那就难于说定了。

综观以上论述，试作小结如下：

拓跋三分之时，三部地境都偏在北荒。猗卢统一，原昭帝所统拓跋东部地实际上脱离拓跋统治。猗卢得陉北五县地，又乘晋室之危，刘琨之难，多次助刘琨深入陉南、汾东之地作战。这是拓跋部以其原中部猗所统地境为基地的第一次开拓。与之共同活动的部族是乌桓突骑。后来拓跋部新旧交斗，胡羯纵横，穆帝死难，拓跋开拓受阻。第二次开拓在平文帝时。平文帝与乌桓独孤刘路孤部共驻东木根山，有“图南”之势。平文帝被害，惠帝于东木根山筑城为都，后赵自陉南来逼，惠帝弟炀帝率部走大宁，即原护乌桓校尉所在地，旋又东奔受庇于宇文，后终于慕容部。拓跋部两次向外开拓，都是与乌桓共同进行的。第二次开拓受阻，又经过十年内斗后，拓跋部元气大伤。烈帝依靠驻阴山以北的舅部贺兰部，退归盛乐以求休养生息，因而有王太后反对迁都源川的决策出现。但王太后本人即为乌桓，拓跋东向发展并与乌桓共生的总趋势并未改变。

与“五胡”发展进程相比，拓跋部活动空间局促，前进道路不畅，社会进化缓慢。但从另一方面看来，拓跋所居盛乐背靠阴山和大草原，有一个自然蕃息孳生的较安全的环境，得以蓄积力量，保持旺盛生机。可以认为，拓跋部在五胡迭起迭衰的进程中原不过是“十六国”之后的第“十七国”而已，但由于百余年来与乌桓共生蕃息于比较安全的代北地区，终于乘十六国之衰结束了纷乱如麻的局面，建立了较稳固的统一北方的政权，从此再经起伏，才有隋唐盛世的孕育。

不少史籍从拓跋部徙都史实考察拓跋部的进化过程，其表述简明而又周备的资料还是孝文帝的追溯。他说拓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始都东木根山，昭成更营盛乐，道武迁于平城，他自己的历史任务当然就是光宅中土了。这从地理上完全看得清拓跋部进化的轨迹。我想再要一提的是，拓跋都东木根山时间虽不算长，却记录了拓跋部历史的一次反复，包含着现在难以完全说清的准确内容，理应为研究拓跋历史的人注意。

还有一层意思需要说明一下。孝文帝叙述列祖列宗迁徙诸事，及于平文帝迁东木根山，这对于解释平文帝一朝历史，有重大价值。但东木根山立都筑城，年代短暂，对拓跋历史全局毕竟影响不大。颁布于太和十七年（493）十月十八日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赦诏，以祖宗迁徙诸事与周代先公先王相比，曰：“惟我大魏，萌资胤于帝轩，悬命创于幽都。生人厥初，寔均（按即《序纪》所见之始均）稷弃。宣帝南迁，憩轸沮洳，事同公刘，业兹邵邑（疑邠邑之讹）。神元北徙，游止长川，岂异亶甫，至于岐下。暨昭成建国，渐堵盛乐，何异周父（周文），作邑乎丰。烈祖道武皇帝……虽号鸿魏，壤犹寒泽，……且都玄代，渐畅声教，颇等姬武，宅是镐京。……然后欲卜还中京，垂美无穷”云云⁽⁵⁵⁾。孝文帝列举始均居幽都，宣帝驻沮洳地，神元帝止长川，以至于以后各帝都盛乐、都平城、都洛阳，符合拓跋部族社会进化的自然趋势。惟独平文帝自盛乐迁都东木根山事，是一次政治军事行动，为时短暂，时过境迁，所以孝文帝在迁都诏中就把它略去了。⁽⁵⁶⁾

我之所以对看来不引人注目的一个地名的来历作出追溯，主要目的不是在地名变迁本身，而是想从一个特定角度，进一步探寻拓跋发展过程中与乌桓的关系。拓跋从盛乐向外开拓，始终有乌桓参与。这个时候，介入开拓过程的还有另一部族，就是从朔方回流的屠各刘路孤部，他们也被称为乌桓。这样，代北地区就存在着两个类别的乌桓，即从汉代以来从上谷西来的旧有的乌桓，和新近由朔方回流至代北的所谓独孤乌桓。东木根山地名来历，也就可以被引为这一历史动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