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歌》、《代记》及其与《魏书·序纪》关系的推测
《代歌》素材来源于拓跋部民的口耳传闻。按照人类学所示的通则，这类素材总是越积越多，能说能唱，但却是杂乱芜蔓，内容矛盾。把这些长期积累的素材裁剪整理，配以合适的乐声，提升为史诗般的《代歌》，是在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短时间里由邓渊完成的。留存于《代歌》中的内容以“祖宗开基”、“君臣废兴”诸事为主，是适应道武帝本人创业治国的要求，而《代歌》的这些主要内容又正是邓渊撰修《代记》的资料依据。道武帝时拓跋部的《代歌》和《代记》这两项重大文化成果，都与邓渊有密切关系。
在道武帝以前的漫长岁月里，拓跋部社会发展缓慢，基本上停滞在“言语约束，刻契记事”(22)状态，开拓帝业的道武帝自己，也是出自结绳的野蛮人。力微以来，拓跋与外界所接触的，主要是《官氏志》所列陆续自四方内入诸族，族类不少，群体一般不大。最值得注意的，是自幽州西渐的乌桓人，和代郡、雁门郡的汉人。汉人与乌桓人文明程度较高，但数量毕竟还是有限，不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拓跋部起太大的带动作用。拓跋部内缺乏各项文明制度，与道武帝的事业极不适应。所以当皇始、天兴的几年中，随着军事形势的大发展，拓跋部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都面临提高和转轨的急迫要求。魏收书诸《志》中多有这几年间诸项制度建树更革记载，一般都依靠人数不多的汉士的帮助。汉士如燕凤、许谦、张衮、崔玄伯等人作用最大，但除崔玄伯以外，业绩以军事谋略、政治运作居多。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则有一些层次略低的人专任。如音乐、官制，由邓渊司其事，史事记注也是责在邓渊。邓渊“明解制度，多识旧事”(23)，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吏，是帮助道武帝向文治迈步的重要人物之一。
邓渊，雍州安定人，祖、父历仕苻秦，渊随父在冀州。道武得冀州，以渊为著作郎、吏部郎。天兴元年邓渊入代，与吏部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十一月改制诸事，首列邓渊典官制，主爵品，定律吕，协音乐(24)，其中前二类详见《官氏志》，当是就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诸事而整齐之；后二类见于《乐志》，其中重要一项当为创制庙乐，辑集《代歌》。《乐志》在邓渊定律吕、协音乐之后连叙庙乐和《代歌》，可知《代歌》辑集功在邓渊是可以肯定的。北齐时祖珽曰：拓跋初有中原，“乐操土风，未移其俗”，意指惟有鼓角，未识其他；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邓渊）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25)这就是邓渊协音乐之事。
邓渊在文化上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在戎马倥偬之际受命修史。他“明解制度，多识旧事”，具有基本的修史条件；而道武帝又是深具历史感的人，在创业兴国阶段百事俱需史鉴，而拓跋旧事比起汉典来更容易为他所理解。邓渊“性贞素，言行可复”，这也是修史人选应具有的史德条件。道武帝的“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其中所谓“文记”当包括今昔史料记注在内。汉士中有意搜罗记录拓跋旧事，邓渊应是第一人。
《北史·魏收传》“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云云，这是修魏史之始。《魏书·邓渊传》：“太祖诏邓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此时北魏开国伊始，国史记注暂时只能是大事编年，全书体例之粗可以想见。
邓渊正式受命修史之事，本传系于邓渊与崔玄伯参定朝仪诸事之下，中隔渊“从征平阳”及赐爵加官诸语。按，道武征平阳，是天兴五年七月事，见《太祖纪》及《姚兴传》。所以邓渊奉诏撰修国记，当在从征平阳之后，距他天兴元年入代已有四年之久(26)。邓渊株连于和跋一案赐死，而和跋被刑在天赐四年（407）五月(27)，所以他兼领史职时间可以确定在402年七月以后至407年五月以前，前后不足五年。史不载道武帝命崔玄伯监修，可见当时并不理解修史是个难题，没有由崔玄伯监修的必要。
邓渊撰史，规模只有十余卷(28)，属草创性质，其基本情况，有关载籍所记都一样，只是书名微异。《北史》、《北齐书》称之为《代记》，《魏书·邓渊传》、《史通·古今正史》则作《国记》。前所言及的邓渊修史以“记”为称，即邓渊所典“文记诏策”之“记”。《史通·史官建置》：“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代记》年代早，所记之言自然都是根据“当时之简”，准确地说是以当时口述传闻记录为“当时之简”，所以称之为“记”是准确的，《代记》应是原始名称。《魏书》以魏为统，是北魏国史，故改《代记》为《国记》，《史通》则以唐代所见魏收书为准，亦袭称《国记》。这种差异是比较好解释的(29)。
邓渊《代记》记事包括的年代究竟有多长，载籍所见并不明确。《魏书·高允传》：崔浩之狱以后，“世祖召允，谓曰：‘《国书》（按指崔浩监修的国史）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按指《太宗明元帝纪》）及《今记》（按指《世祖太武帝纪》），臣与浩同作……’”这里把邓渊所撰之史称作《太祖记》，举以与下述《先帝记》及《今记》并列，不是用邓渊书的本名。邓渊死在道武死前三年，其时还无太祖庙号，更不可能撰成完整的《太祖记》(30)，一定是后人据邓渊所撰编年记事续有斟酌增删而成。但高允所称都是诸帝之“记”，说明邓渊书名本称为“记”，或《代记》，或《国记》，这也是一证。
高允所称的《太祖记》，是严格限于道武帝本人的事迹呢，还是包括了像其他国史那样于开国之君中追叙其族姓世系以及开国以前的历史内容？我想，按中国历来修史成法，应当是后者。以邓渊其人博学而又“多识旧事”的特点，以他辑集《代歌》所获知的拓跋史诗资料，他是可以把拓跋历史梗概整理成文字的。我确信北魏之时经汉士之手保存了一些拓跋祖先资料，供以后崔浩以至魏收修史使用。最早整理拓跋祖先资料的汉士从现有资料看来，只有邓渊。
《十七史商榷》卷六六“追尊二十八帝”条，谓二十八帝中惟猗
、猗卢、郁律、翳槐、什翼犍名通于晋为可据，其余凡单名者与猗
等不同，疑皆道武帝时所追撰。我觉得王鸣盛所列数人以外，还有非单名者，如推寅、诘汾、力微等，其中力微之名亦见于晋代文书，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道武帝时其先祖之名有《代歌》可作根据，所以断定其先祖之名大部分是邓渊辑集《代歌》时从鲜卑音记录而来，是可以相信的。从这里，我想到《史通·称谓篇》所说的话：拓跋之君，本部落尊长，“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魏收书所见二十八君资料虽未必尽实，而且越早越模糊，但是决非无稽之谈。历代开国之君追溯远祖能够如此长远，前未之有，拓跋可说是惟一。如果没有《代歌》作为历史载体，如果没有邓渊及时迻译整理，拓跋二十八君统绪资料是保存不下来的。
《魏书》卷五七《高祐传》孝文帝时秘书令高祐与丞李彪等奏曰：“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臣等疏陋，忝当史职，披览《国记》，窃有志焉。愚谓自王业始基，庶事草创，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迁、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著作郎已下，请取有才用者，参造国书，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
高祐等所言，是一段极其简略但却比较准确的拓跋先祖历史梗概，资料从“披览《国记》”主要即邓渊《代记》而来，其内容架构与以后编成的魏收《魏书·序纪》一致，颇可窥见邓渊《国记》、魏收《序纪》的因缘。我们且取这两者加以比较：
一、“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说的就是《序纪》黄帝后人封大鲜卑山、统幽都之北这一拓跋远古传说，如同《诗·商颂·长发》所叙殷人发祥的史诗内容。
二、“始均以后至于成帝”，世数久远，史弗能传，说的就是《序纪》始均入仕尧世，其裔不交中夏，载籍无闻，以迄于成帝毛的历史。以后道武帝追尊拓跋二十八帝，自成帝毛始，此前的都不在其列，可见毛已经是道武帝认为其祖先中可信的人物，而成帝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之说，也为拓跋后人所认同了。
三、“王业始基，庶事草创”，说的是《序纪》自成帝毛至圣武帝诘汾共十四帝时期。毛既可以被追封，自然就是王业之始。不过人物虽然可信，事迹却是不详。只有自幽都两度南移，“九难八阻”之说，大体有今天所知考古材料，参照地理方位，可作印证。高祐上奏之中对此未作解释，只用“庶事草创”一语带过，说明其时除了口耳传闻以外，能见到的刻木结绳资料，未必皆能准确解读。而口耳传闻的代歌，比刻木结绳所记，应当更为可靠，更为具体。这一类拓跋祖先史实，都经过邓渊记录整理，加上他记注的道武帝事迹，共同构成邓渊《代记》一书，后来就基本包含在由崔浩总揽的国史之中。崔浩国史除崔浩之狱已毁的一部分以外，余下的当即高祐所说的《国记》，有三十卷之多。这种种资料，应当就是《魏书·序纪》的蓝本。(https://www.daowen.com)
神元帝力微以下，迄于376年代国之灭，还有十四帝，高祐似皆归入“庶事草创”阶段，未作描叙。大概邓渊、崔浩所记这段历史已较详备，编年差可，不必更张(31)。这就是后来魏收书的《序纪》范围。皇始以降，北魏立国，记事日繁，制度日备，所以高祐等建议国史宜纪、传、表、志兼备，不可仍依编年之旧。后来魏收书的全书规模就是这样，其中必定有很大的继承关系，可惜今天已无从细说了。
邓渊《代记》虽被高允称作《太祖记》，当是兼具魏收书《序纪》的全部内容。魏收书十二帝纪，其中《序纪》在目录中排列为“本纪第一”，《太祖道武帝纪》排列为“本纪第二”，可见《序纪》是自有系统的独立存在的一《纪》，在魏收书中地位重要，不是在《道武帝纪》中附带叙述。《序纪》列举的人物就是道武帝追尊的二十八帝(32)。二十八帝名字俱在，世系清楚，间有大事可述，多少不等，而神元帝以后且有甲子纪年，可述大事较多。这正反映《序纪》所据资料，在邓渊《代记》中是明确有序，而不是笼统含糊的。从这里可以推断，在邓渊书中，道武以前之事具有完整性、系统性，是独立成为段落的，以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史的前《纪》，也就是魏收书的《序纪》(33)。
《序纪》应当主要就是根据《真人代歌》中“祖宗开基所由”、“君臣废兴之迹”的内容，经过邓渊《代记》的译释解读整理，才得以流传下来。《代歌》中的大事如果不在违碍之例，不被《代记》搜罗以致为后来《序纪》所遗的，恐怕不会很多。这也就是魏收书《序纪》在北魏史学史上极具价值的所在。根据这个事实，我认为《代歌》与《代记》同源，《代记》主要出于《代歌》。我还认定，辑集《代歌》、撰成《代记》的邓渊，也是《序纪》实际上的第一作者。
但是《代歌》是歌，《代记》是史，两者毕竟还有不同之处。《代歌》虽经筛选，难说没有一点违碍内容保存其中。但它不是直接叙事，不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写实，又有音乐配制的包装和限制，所以是拓跋历史的升华。加以它用鲜卑语音，传播限于宫廷之内，汉人无从理解，所以它的内容稳定，未受政治非议。《代记》则不然，编修时已经删削了一些《代歌》中有违碍之嫌的内容，这是不言而喻的。《代记》毕竟是史，要求直笔，要求实录。这虽然难于做到，但撰史者毕竟还得考虑，落笔不能太背离历史实际。正由于此，《代记》容易受到挑剔，被当轴者疑忌，其作者邓渊就先于崔浩成为国史之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不过邓渊人微，又值国初秩序初定，未致构成大狱，不像崔浩之狱那样引人注意，引人研究。
在思考邓渊《代记》撰写的多种细节时，我觉得邓渊之书不称《魏记》也值得一究。如前所论，邓渊撰史时间是在天兴五年至天赐四年（402—407）。据《太祖纪》，登国元年（386）元月道武帝即代王位，四月由代王改称魏王，而没有说明原因；天兴元年（398）六月经过朝臣议论，道武帝裁定国号不称代而称魏。这就是说，邓渊修国史之前已有两次明令改代为魏，而国史之名理应用国家正式名号，称为《魏记》才算合理，但事实并非如此。
拓跋先受晋封称代公、代王，后有封国五县实土，百余年孳生蕃息于代北之地，没有整体迁动。所以拓跋珪复国之后先称代王，符合习俗民情，符合实际，是很自然的事。天兴元年正式定国号称帝，经过朝议，群臣主张称代，本无异议。只有崔玄伯以拓跋奄有中土，且将报聘江左为由，用“旧邦维新”之义，主张称魏。这很可能是崔玄伯揣度道武心意，以问作答。道武帝裁定以魏为称，并以魏帝名义昭告天地(34)。但是代人习用旧称，而且反对向中土迁徙，连崔玄伯之子崔浩都持这样态度，所以官私称谓，都是代、魏兼用，到孝文帝迁洛之前，称代更为多见，称魏较少。何德章君《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35)一文举证甚多，毋烦赘叙。再者，十六国多以其所在地之名为国名，修史亦同。拓跋古史以代为称，符合十六国常规，是适宜的。拓跋兼有魏地没有几年，魏地既非拓跋立国的中心区域，遽称拓跋国史为魏记，反成蛇足。所以国史以代为称而不曰魏，并不难于理解。何况邓渊于国初修史，所记尽代人代事，与整理《代歌》相配合，如不称代而改称魏，两者就不协调了。
何文对于道武称魏的理由，也有充分论证。事实上当年曹操称魏的理由，拓跋珪也都考虑到了。何文留下两个他所不解的问题，一个是崔玄伯为什么以“慕容永亦进奉魏土”作为崔氏自己所持称魏的理由之一；另一个是登国元年四月拓跋珪何以要在甫称代王后数月，即匆匆改称魏王。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把二者糅合在一起，试作回答，与德章君商榷。
拓跋珪复称代王，是前秦灭代十年以后的事。灭代的十年中，代北草原各部族部落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刚复国的代王一时不可能把秩序恢复过来。其中拓跋珪最感困难的问题，是他的代王地位得不到普遍认同。与拓拔部最亲近的贺兰部和独孤部内，各自都有拥护的部落和反对的部落，拓跋珪随时要进行对反叛者的战争。最急迫的战争挑衅更是来自拓跋部内，因为拓跋部内并没有较稳定的君位传承制度，昭成帝以前，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总是交错出现，兄终弟及更为常见，其间总是夹杂着残酷而复杂的斗争。拓跋珪是昭成帝的嫡孙，但珪父寔（献明帝）并未履位即死，昭成余子即献明诸弟尚有存者，按照兄终弟及的部族习俗，他们都有继承君位的权利。昭成幼子窟咄，是珪的季父，国灭时被掳徙长安，后因前秦之乱而随慕容永东迁并州闻喜、长子。慕容永称西燕，以窟咄为新兴太守。新兴，以地理位置言，与代北只有一山之隔；窟咄，以个人身份地位言，有继承已死的昭成帝而为代王的权利。而且他此时还有一定的实力。看来，他受慕容永命出为新兴太守，目的就是为了注视代北，相机进取，以为代北之主。这种形势，初即位的代王珪是不能不觉察到，不能不警惕的。
以《魏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互参，可以略见登国元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以及稍后一段时间，代北局势和代北周边局势是极为复杂多变的。
登国元年正月，可以看到三股势力同时活动。一、拓跋珪于牛川称王，恢复代国；二、慕容垂在邺称帝，是为后燕；三、慕容永由长安东出，中途闻垂称帝，乃止驻河东闻喜，他是稍后自立于长子的西燕之主。邺是魏地的重心所在，而河东也是旧魏地(36)。三足鼎立，都谋求并、幽、冀区域的统治权。慕容是拓跋竞争对手，而拓跋内部还存在更激烈的王位争逐。窟咄被委以新兴太守，独孤刘亢泥迎窟咄入代北与珪争位，都是此年春季的事。四月，珪由代王改称魏王；六月，慕容永遂称藩于后燕慕容垂。这暗示慕容永、慕容垂有可能联合共击拓跋珪。十月，慕容永进驻长子，是为西燕。长子和闻喜一样为旧魏之地。这表明拓跋与周边势力都在调度力量，形成对立的紧张关系。拓跋珪其所以在此时匆忙改称魏王，意在表示代地魏地都应当由他统辖，既警告慕容永，也警告拓跋窟咄，不许他们插足其间，尤其是不得侵犯代北。至于慕容垂，他也不能容忍自长安外奔的慕容永以及附属于永的拓跋窟咄染指幽、并。是冬，拓跋珪联络慕容垂大败入侵的拓跋窟咄，代北局势才得以初步稳定(37)。
慕容永等东来时颇有军力，但无退路。当慕容永求入冀、幽不成，北上代北受阻，只得龟缩于长子一隅，还不时受到后燕压力之时，处境是艰难的。可以理解，《太祖纪》登国七年（392）十二月所载“慕容永遣使朝贡”之事，就是西燕怵于后燕压力，乞求代为与国以图存的表示(38)。“朝贡”云云只是粉饰。同时也可以理解，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在邺再议国号时崔玄伯所说“慕容永亦进奉魏土”，所指即此。至于“进奉魏土”，虚词而已，并无实事。所谓魏土，即指闻喜、长子，西燕灭后暂为后燕取得。崔玄伯所谓奄有中土，旧邦维新，也是指夺取旧魏的土地，只是涵盖地面更广，包括中原大地。
综观前后，登国元年，拓跋窟咄随慕容永入闻喜，拓跋珪敏锐地感到来者不善，立即表示他自己是魏土之王，不许他人插足，于是改国号曰魏；登国七年，慕容永遣使北魏，也许真有过如崔玄伯所说的愿以长子魏土“进奉”的口头表示；天兴元年，拓跋珪又获得了旧魏要地邺城。把这些资料合起来看，研究所谓代、魏之辩问题，岂不是多了一重思路吗？德章遗下他所不解的两个问题，到此是不是算解决了呢？
以上，由探索《代歌》、《代记》同源及其与《魏书·序纪》关系，进入到所谓代、魏之辩的疑难之点及其解决门路。从这里我又想到，正史中，尤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国家的正史中，对本朝先世历史追溯能做到像《魏书·序纪》这样既相当久远又比较准确，还以其“得体”(39)而受到四库馆臣的称赞，是少见的。追根溯源，拓跋古史中的这一特异之处，不能不归于国初邓渊同时完成辑集史诗《代歌》和记注古史《代记》的开创性成就。《代歌》、《代记》相互为用，使两者相得益彰。只是两者的原貌都已无存，今天探究拓跋史还只能由我们从虚虚实实中窥其大概，好些问题还不敢自信能完全准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