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动员：日本另类动员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稳定性和持久性，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意识，一经民族感情、国家大义等因素的激化就可成为勇敢顽强、无畏牺牲的战斗精神，但同时宗教激励下的战斗精神也可能会引发信徒对战争的狂热而危害人类。二战时期，日本就大搞宗教动员，对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国民信仰非常广泛，不少人兼信两种以上宗教，因此，日本的宗教人口超过人口总数。根据1981年日本的宗教调查，当时的宗教人口为2亿多，其中神道信徒8300多万人、佛教信徒9500多万人、基督教信徒120多万人、其他宗教2200多万人，是整个人口的两倍以上。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煽动战争情绪，每每以神道教为国教，发动佛教及其他宗教实施宗教动员。这种宗教动员是消极的狭义宗教动员，是日本军国主义假手利用宗教，以“大东亚共荣”的神道教义和“平生业成”“真俗二谛”“王法为本”及“武运长久”“大和魂”的武士道精神赋予战争某种“神圣”意义，掀起宗教狂热，愚化国民驭使信徒参战，达到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的目的。
神道教由日本民族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经历了最初的泛神论神道阶段，神佛调和、神佛共存的神道与佛教结合阶段，明治时代废佛毁释、神佛分离的神社神道阶段和国家神道5个阶段。神道教分神社神道（也称祭祀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后神道教吸收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相关教义，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神道教信仰多神，尤其崇拜天照大神，称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皇位就是神统，主张“神国日本”，在世界上的绝对优越性，具有领导全世界的责任和神圣使命感，天皇是创造日本国的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并具有神权，是日本唯一正统的统治者。国民必须对天皇绝对崇敬和绝对服从，而且臣民必须“忠于天皇”“敬神崇祖”“灭私奉公”。
二战中，国家神道举行降伏敌国的祈祷仪式，凭借国家神道进行国民教化和思想统一，增进了天皇崇拜、神道狂热的激烈程度，鼓吹“明净直”的神道精神。此外，日本神道教在毒化本国国民的同时，又加紧对外输出。如东北沦陷区长春的“护国忠灵庙”等295座神社、台湾的台湾神宫、台南神社、新竹神社、基隆神社等81座招魂社，库页岛的桦太神社等120座神社，朝鲜的朝鲜神宫等60余座招魂社，海南岛的三亚神社、西贡的有晓神社、新加坡的昭南神社等，这些神社神道以“一视同仁”“民族融合”为名，向殖民地的人民灌输神道思想，积极推行“皇民化政策”，大肆压制破坏占领区传统宗教信仰，强迫殖民地人民信奉神社神道，参拜天照大神，妄图以此培养殖民地人民对天皇的忠诚。
日本还注重利用佛教来激发军人的战斗精神，佛教是由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分为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16个宗派。这些宗派的教义和仪式比较简单，主张不经过累世修行就可成佛或死后升到“极乐世界”，受到日本各地武士和广大中下层人民的信奉，在日本长期居于“准国教”地位。明治维新后，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教，佛教成了神道教的附庸，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国家神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当时，日本佛教主张“尊皇即是奉佛”“发扬皇道宗教之真谛，奉戴圣战之宗旨”以“佛法护国”，并以“复命演说”宣扬战争旨在确保东洋的和平、相互间的和合以及日本人民的安居乐业。“皇军是为完成统治世界的圣业而战”“皇军所至，宇宙经轮回转”“天皇必胜、神国必胜”，把法西斯侵略战争美化为“以大道征服不道”的“圣战”，同时又以“平生业成”“真俗二谛”“王法为本”等思想为旗帜，宣称战死即是“解脱”、杀敌是佛的旨意，鼓励信徒为天皇尽忠。在这些宗教精神的煽动下，那些身着军衣的日本佛教徒在杀人、放火、奸淫时毫无忌惮。他们如同野兽以虐杀为乐，对妇孺老弱和伤员、战俘毫无恻隐之心。他们的佛教信仰已完全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所扭曲，慈悲行善的念头已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