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能力：关系战争成败
1948年5月14日午夜，刚刚宣告成立只有几分钟时间的以色列，就遭受了5个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大举进攻，企图将它一举消灭在摇篮里。好在以色列早有准备，举国迎敌，不仅击败了入侵者，迫使他们签订了停战协定，而且通过这场战争把比联合国分治决议划给以色列的领土还大1.5倍的土地并入了自己的版图。从那时起，以色列与其周边国家一直处在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状态。特殊的国情，长年的战争，使以色列这个情势对其极为不利的国家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尤其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在48小时内就动员、集中了全国各地30多万预备役官兵，相当于以色列原有兵力的3倍，部分预备役部队不到20小时就开赴前线参战，动员能力之强，令世人吃惊！
动员能力是国家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潜力和精神力量等潜力用于战争的组织力，亦即战争动员主体对战争动员客体的作用力。动员能力是动员潜力转化为现实力量的主观条件，没有动员能力这个主观条件，动员潜力仍然是自在之物，而不能成为现实的活的力量。动员能力的大小，决定动员潜力转化和发挥的程度。动员能力的广义内涵，有时还指通过战争动员所能动员起来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即战争动员主体对客体作用的结果。
对于动员能力，斯大林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常常有这种情形，资源多，但是使用得极不得当，优势等于零。很显然，除了资源以外，还必须有善于动员这些资源的能力和正确使用这些资源的本领。”在这里，斯大林把战争动员的对象（客体）和主体加以明确区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它有利于引起人们对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视，认识提高动员能力的重要性。动员实践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动员能力的巨大作用，动员潜力因动员能力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结果。假定动员潜力为一个不变的值100，动员能力强，实际动员的结果可能会达到70、80，动员能力差，实际动员结果可能只达到40、50。两人对弈，棋子相等，条件相同，却可以分出高低、上下和胜负，决定的因素就在于棋手的棋艺高低，即操盘能力的强弱。国家在战争中对动员潜力的发掘、组织、使用和发挥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动员能力的强弱。
但同时还要注意，动员能力的大小，虽然可以决定动员潜力的发挥程度，却不能超越动员潜力的客观限度。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动员潜力中可动员的量是有限度的，动员能力再强，也不能超越这个限度。动员能力，只能在拥有动员潜力条件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日本，虽实施了经济总动员计划，对一切重要物资实行统管，并征召和尚、残疾人等服役，也难以挽回其败势。战争指导者必须充分估量动员能力在发挥动员潜力上的最大限度，从而确定战争动员的指导方针，使主观的企图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之上。
动员能力即战争动员的组织力、本领，它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这诸多因素的综合，就是动员能力的整体。构成动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
信息获知传递和判断能力。在战争动员中，无论是对动员时机的选定或是对动员规模、动员数量、动员形式、动员方法、动员程序等的确定，信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信息获知传递的准确、及时，并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动员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反之，就是对动员能力的削弱，甚至会使动员能力丧失。在时机的有效期限内，动员能力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错过时机，动员能力则大大减弱，甚至可能化为乌有。马岛战争开始前夕，1982年3月11日，一架阿根廷军用飞机自称发生了某种故障，在马岛紧急着陆，马岛总督立即将此事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称这一行动十分可疑。但英国政府对马岛总督的报告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9天之后，也就是3月20日，在距马岛很近的一个英军观察哨，发现有可疑船只驶抵马岛，从船上下来的人，在马岛上升起一面阿根廷国旗，便通过卫星向伦敦当局作了报告。但英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公布这一惊人的消息，而是把它当作绝对机密封锁起来。当时英国的公众和舆论界只知道登岛者是一些买卖废铁的人，连英国下院的议员们得到的消息也很有限，只知道登陆者在岛上作短暂停留后，留下了6～10人，其他人则很快离去。英方没有完全掌握阿方的真实意图，更不知道阿军方都有些什么计划。英国外交部事后解释说：直到3月29日，即阿方军队大举在马岛登陆的前夕，阿根廷军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登陆计划，所以英情报部门才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报告的动向。这可能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解释，但也反映出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https://www.daowen.com)
决策和应变能力。在正确判断情况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下定正确的决心，是战争动员取得预想结果的前提。优柔寡断，或者是鲁莽行事，都是战争动员的大忌。但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时期，事先制订的动员计划，也不可能做到计划完全与战争实际相符合，大部分符合或一部分符合就不错了。这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具有决策和应变能力，即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以新的决策取代不适应实际情况的决策，做到随机应变，以变应变。英国在马岛之战前的动员决策显得就不尽如人意，从阿根廷在马岛上升起国旗到英国组成特混舰队出兵间隔了20多天时间。在20天的时间里，对于战争动员体制不够健全的国家来说，也足以拿出多种对策包括做出动员决策。但战争动员体制相当完备的英国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甚至到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刻还没有将领土已经遭到侵犯的消息告知英国公众，更谈不上对民众进行必要的战争教育和战前动员了。
组织计划和动员准备能力。现代大规模战争动员规模之庞大，内容之繁多，环节之复杂，都是以往战争所不可比拟的。这对组织计划和动员准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事前必须进行系统、周密、全面的考虑，使组织计划严密、周到、细致，不出大的漏洞，使动员准备充分，不失时机。这样，才能保证战争动员有顺序有步骤地顺利实施。
武装力量的快速反应能力。武装力量在战争动员中居于主体和首当其冲的地位。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武装力量的快速反应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军队和预备役组织，平时必须有较高的战备素质，有严密的动员准备措施，熟悉战争动员的程序和方法。这样在临战时，实施战争动员才能迅速地按计划进行扩编补充，快速地完成动员、集中和战略展开，这是夺取战争初期的战略主动权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从这一点看，以色列的武装力量的快速反应能力可谓是高，平时以色列除空、海军外，陆军只有少数旅的建制满员或半满员，多数为只有空架子的预备役旅。第四次中东战争时，以陆军共有36个旅的编制番号，其中只有7个旅满员，5个旅半满员，其余都是预备役旅，预备役旅平时只有少数在职军人，武器装备则按编制数配齐，分别储备在14个征兵和动员区内的动员征召集结点和应急军用仓库里。战时所有的预备役军人在接到电话、电报、口头或听到广播电台的紧急动员呼号时，应立即奔向征召集结地点，从应急军用仓库中领取军装、武器和其他必备物品，加入到预定建制部队中开赴前线作战。
国民经济适应战争的能力。现代战争中，国民经济的动员能力，是由平时经济体制转入战时经济体制的能力，各种物力资源对战争的保障能力，是维持战争特别是维持持久性战争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平时必须结合经济建设和形势的发展需要，做好必要的动员准备。这样，一旦实施动员，才能迅速地把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全力支持战争。从以色列对外公布的数据看，以色列的国防开支基本是每年都占政府预算的29%左右，这一数额在其国民生产总值加上全部外国资金的总额中占6.5%。这个百分比虽然低于美国和英国，却比与其经济处于同等水平的瑞典和新西兰这一类国防开支较高的国家还要高出2倍多。而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的国防开支竟高达40多亿美元，再加上国民经济在战争中的损失，合计约达7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能做到这一点，其国民经济正常运转而不垮，显示了以色列国民经济较强的适应战争的能力。
全民对战争的支持能力。全面战争的动员是国家的总动员，也是全民的总动员，需要发挥全体居民的力量，适应战争的环境和战争的要求，支持战争的进行，这是动员能力最雄厚的源泉。在以色列，全民都有国防意识，都自觉支持政府行为，这是其快速动员的基础。我们可能都很少听说过以色列有内乱之患，这主要是人们都有“敌人就在大门口”，迫切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认识。在凝聚民族意识的过程中，以色列军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多数以色列人都要服兵役，在军队中接受一定时间的教育和训练。在共同生活、共同训练的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增进了解，并通过一批又一批复员到地方去的士兵，把军人所特有的观念普及于全体公民，将军人在军队环境中所特有的作风和气质蔓延于整个社会。尽管在西方人看来，当穿军服的以色列人走出营房后，在神态上所表现的军人气质比不上其他国家的军人，但以色列的普通公民参与军事事务的程度却要比其他国家的公民深刻得多，以色列公民形成了用自己的军事观点来看待某些事物的习惯，换句话说，以色列国防工作的广泛性在导致公民大规模军事化的同时，产生了军事社会化的效果。
争取国际支持与支援的能力。在战争动员中，由于一个国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争取国际上的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要以自己的力量为主，同时尽可能争取友好国家的支持，尤其是物质上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拼命地挖对方的墙脚，争取新盟国，借以扩大自己的战争潜力，继1914年后期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日本加入了协约国之后，1915年年初，两大集团又为争取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战。这些巴尔干国家是沟通欧亚的桥梁，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拥有大量的粮食储备，能够供给大约150万人的军队，谁争取到这些国家，谁就将取得优势地位。斗争的结果，意大利参加了协约国，保加利亚倒向了同盟国，罗、希两国暂时保持中立，即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十分重视国际上的道义及物质上的支持，在海湾战争中争取到了联合国的同意，在伊拉克战争中又成功地说服了英国追随其行动，且日本还向其提供了丰厚的财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