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岙华侨华人出国简史及原因

(二)丽岙华侨华人出国简史及原因

1.移民简史

丽岙华侨华人移民海外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相关文献[3]和笔者调研,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以前,“萌芽期”。20世纪20年代,丽岙华侨主要以劳工和经商的方式来到法国,之后慢慢融入法国[4]。早在1929年,丽岙街道下呈村汪迪斌等9位(其中7位去了法国,2位去了荷兰)先辈就离开家乡前往欧洲谋生。1934—1936年3年间,丽岙共有238人出国。截至1937年底,丽岙街道共有425人前往欧洲,其中92.7%前往法国,去往其他国家的占7.3%[5]

第二阶段,1937—1946年,“回国返乡期”。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国人数骤减,而且有大批华侨回国,当年丽岙街道仅有11人出国。当时大批华侨回国,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具有爱国心的华侨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国与国外邮路不畅,欧洲华侨无法给家里汇款,部分华侨带钱回国[6]。WYD说:“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海外华侨心系祖国,有的华侨甚至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把钱捐献给国家;有的把正在读高中的孩子送他们回国学习驾驶战斗机[7]”。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欧洲各国局势所迫,欧洲各国忙于备战,社会动荡,生意萧条,华侨处境困难。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丽岙街道白门出生的华侨4人死于国外,44人离开欧洲回国。1942年,下章村的华侨9人从法国的马赛回国。1946—1949年,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交通受阻,出国人员不多[8]

第三阶段,1949—1978年,“停滞期”。新中国成立,出国审批相对严格,这一期间出国人数没有明显增加。根据章志诚和周福绵的文章[9],1957—1960年丽岙街道仅8人出国;从1961年起出国人数开始增加,1961年共9人去法国;1962—1965年4年中,丽岙街道30人去法国,14人去荷兰;1950—1965年15年中,无前往意大利者。1966—1976年期间,丽岙街道有128人出国,其中前往法国的82人,前往荷兰的46人等[10]

第四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称之为“高潮期”。改革开放以后,出国审批逐渐正常化,出国人数有所增加。大批温州籍华侨开始前往法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前往法国的温州籍华侨增多。截至1997年底,丽岙街道出国人数达到了9 402人,2005年底达到了24 191人(其中欧洲24 006人,大洋洲1人,北美洲87人,南美洲21人,亚洲76人)[11]。根据丽岙归国华侨联合会2019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丽岙街道23个行政村共有海外华侨华人32 706人,其中人数前五位的国家是法国(17 814人,占54.5%)、意大利(13 213人,占40.4%)、荷兰(586人,占1.7%)、西班牙(464人,占1.4%)、葡萄牙(217人,占0.7%),其他国家和地区(412人,占1.3%)[12]

2.移民原因

根据笔者的调研,丽岙华侨华人出国主要是因为受自然灾害、国内政治形势和身边及周边华侨的影响、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第一,受自然灾害的影响。1853年,丽岙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水灾[13]。1929年又逢特大的虫灾,稻禾枯死,收成大减。当时丽岙的虫灾十分严重,一亩地仅收十几斤谷子。由于丽岙地方农民生活口粮不足,生活穷困,许多缺粮户,或以地瓜丝、南瓜等杂米做饭,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一直以来,一些生活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为生计所迫,而离乡背井,出国谋生[14]。HUA说:出国之前,我在一家集体企业工作,一个月也就30几块钱,感觉也没有什么前途。父母担心我个子小,找不到好工作,就让我去学习木工,也就是做木工学徒。之后看身边的人出国了,还挣了钱,就打算出去了。[15]ZCB1说:“当时国内很穷,虽然我家的经济条件要好一点。当时我父亲是一个工匠,我爸也让我做工匠。当时亲戚朋友都出国赚钱了,我也就跟着出去了,想着出去赚一点钱吧。[16]

第二,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丽岙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农民协会组织。参加这一组织的贫苦农民,在协会的领导下,同当地的土豪劣绅做艰苦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镇下呈村贫农出身的杨炳春、郑兴芝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五减租”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地方官吏,对杨炳春等人进行政治迫害。杨炳春被捕入狱,郑兴梁被抓去坐“老虎凳”,郑兴芝被列入追捕对象。这几个人经组织营救保释出狱以后,感到在当地待下去会有风险,为免遭再次政治迫害,便星夜筹措旅费,逃出丽岙,奔赴欧洲各国避难[17]

第三,受丽岙本地华侨的影响。丽岙首批旅欧华侨经商获利的消息传到家乡后,不少想发财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跃跃欲试。比如1935年与1936年全镇掀起出国热潮,在林岩甫、张岩林等人在法国经商获利的影响下产生[18]。在旧社会丽岙人出国谋生,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旅费问题。当时,从上海到欧洲各国,每人要支付450到500银元。为了筹措旅费,有的卖田卖屋;有的向亲戚朋友求助。其次是办理护照困难。DGR说:出国之前,我在集体企业工作,当技术员。我太太在一家国营单位工作,生活、工作、比较安稳。当时周边的好多亲戚朋友都出国工作、生活,得知他们在国外一个月的工资下来可以顶我差不多一年工资了(当时在20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还是四十多人民币一个月),他们不到几年的时间自己开起了小作坊做皮包,买了小汽车,很羡慕他们。那时候我感觉到国外的钱比中国好赚,就开始有出国的念头了。在亲戚的帮助下于1985年7月我终于实现了出国的梦想,来到了法国巴黎[19]

第四,受周边其他地区华侨的影响。20世纪初,青田县前往日本、欧洲经商的华侨回国先后在丽岙的丽塘、泊岙和下章等村购买田地、房屋、安家落户。比如1912年前往日本的陈仁德,1928年转赴法国做生意,赚了一笔钱,1932年回国,在泊岙村买了40亩田地,房子3间,全家迁入泊岙村定居。以上事例对丽岙人出国谋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

第五,受欧洲经济发展需求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欧洲各国经济发展迅速,需要大批劳动力,当时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出国相对比较容易[21]。WSM说:我爷爷的堂弟,也就是我的叔爷爷在法国,他是一九三几年出国的。当时我爷爷的几个兄弟都以做劳工的方式去了法国。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决定出去打拼一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从法国回来的华侨前辈们很吃香,我们都围着他们转[22]

第六,受国内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而丽岙当地的人们生育观念仍然以“多子多福”为主导。部分丽岙人为了多生几个孩子,逃避计划生育出国。ZCB1说:我出国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我们是农村人,一个孩子是不够的,想多生又不让生,现在才可以生二胎。本次笔者采访的20位受访者中,育有三至四个孩子的占80%以上[23]

通过文献和本次调研可以发现,目前出国的手段或途径相对比较多,但是年轻一代的丽岙人始终保持着老一辈华侨所持有的传统习惯,如通过中介、借款或筹款等方式出国。因为受身边亲戚朋友的影响,出国就能赚钱的念头始终存在。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