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主持创作风格的表现
（一）感觉、感受与感性活动
所谓感性，与理性相对，感性活动在播音主持中，就是指播音主持创作主体通过感觉器官对文本主体中的主客观事物进行思想感情和声音形式的反映与表现。如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感，高低、上下、左右的方位感，抑扬、急缓、顿挫的节奏感，甜酸、苦辣、咸淡的滋味感，黑白、明暗、深浅的视觉感等，要将感觉器官由自然不自觉的状态转变为积极主动的状态。因为视若无睹、觉而不察、冷漠麻木、无动于衷……无法使创作主体进入良好的播音主持状态。
所谓“感之于外、受之于心”，强调主客观世界通过词语符号给创作主体间接刺激，以引起他们的内心反应。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对主客观世界的印象，包括各种外在形状、景象、面貌、特征等，通过想象和联想，触动并引发内心波澜。只有蕴含这种内心波澜，说出口的词语才有具体可感的艺术性。因此，在播音主持创作感性活动过程中，词语感受和形象感受成为两个重要支点。词语感受的特点在于透过词语序列这一心理学上所指的第二信号系统的符号，主动接受词语所代表的事物的刺激，体味其中的含义，产生具体的情绪，并将这种情绪通过一定的语气展现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里。而形象感受的特点在于透过词语序列感知主客观事物，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及空间、时间、运动知觉等产生内心活动。也就是要求创作主体通过想象、联想，主动接受词语的形象刺激。在边体味、边表达的过程中，感受既是具体的，又是综合的。说它具体，是因为播音主持创作主体透过词语序列，想象和联想词语表达的人、事、物、理的个别性、特殊性。这种个别性，特殊性引发并活跃着播音主持创作主体的形象感受。说它综合，是因为播音主持创作主体透过词语序列感知词语表达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决定了播音主持创作主体以词语形态进行的各种人、事、物、理的形象感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在话筒前、镜头前所说的每一个词语、每一段话，都是为推介一个人物、描述一个事件、说明一个事实、讲清一个道理，它们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只有做到形象感受的综合性、词语表达的连贯性，创作活动在感性方面的基础才是稳固的、具体生动的，而非笼统空泛的。
（二）知觉、知性与知性判断
知觉和感觉同是心理活动，但知觉比感觉更复杂、更完整，更注意整体形象和相互联系。因此，在创作的知性活动方面，在感觉基础上，我们更强调知性判断的必要性。所谓知性，是指人们对人、事、物、理概念、范畴的相关知识。知性判断则是对语言目标行为的主观确认。
比如任何节目文稿或话题，对播音主持创作主体来说，在对词语感受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事实内容的确认、对事实意义的确认、对话语结构的确认、对情感调动的确认、对表达方式的确认，等等。所有这些确认的背后，都经历着创作主体对文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的提取、鉴别、感受和判断，尽管这一过程因所反映内容、形式和创作主体的经验、反应有快慢精粗之差异，但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始终努力将有声语言和副语言展示给接受主体。如果说事实内容、事实意义和情感调动的确认，跟创作主体的文化水平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那么对话语结构、表达方式的确认，则与语言逻辑学习和表达实践感受不可分离。
具体来说，任何文本结构或话题，都有思路、文路的起承转合，也都存在各种关系组合、聚合的言语逻辑链条。从有声语言和副语言表达角度来看，作为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对这些思路、文路的言语链条的掌控，只有最终落实于语句的具体处理，才能真正被接受主体认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播音主持的内外部技巧，如并列、对比、递进、转折等逻辑关系及其表达技巧，就有了存在的永恒价值。
来看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九个词语分开看，一个词语一个意象。“枯藤老树昏鸦”组合在一起，笼罩着一种衰败、凄凉的景象，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小桥流水人家”不免孤寂、清冷。“古道西风瘦马”似乎在预示：尽管这里人烟稀少，却还是有生命存在的。而就在这样的客观景象描写中，作者巧妙地托出漂泊天涯、和马同行的主人公形象。一般诗词总是先写景后写情。这位主人公情在何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断肠”两个字将主人公内心的伤感通过客观、外在的描述表达到极致。这首小令题目中抽象的“秋思”，全被内容的具象所化开，从词语感受、形象感受到逻辑感受，从具体感受到整体感受，都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被秋思的情感所统率、所蕴含的。
综上所述，在有声语言创作过程中，无论感性还是知性，对播音主持创作主体来说，都不应停留于思维认识阶段，而必须转化为内心感受，并通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表达出来。感性可以偏重词语组合的形象感受，知性可以偏重词语结构的逻辑感受。就分析而言，它们是具体的，都在寻求可感性；但就创作而言，它们统属内心感受和内心反应，是综合中的具体。形象感受与逻辑感受互相结合，把文本的序列、扩展、全貌、细节尽收眼底。在这个时候，创作主体便可以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这里的“形象感受与逻辑感受互相结合”，既是具体感受的融合，又是整体感受的开始。只有具备了整体感受，才能深化感受，让各种具体感受有所归依。
（三）理智、理性与理性思辨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称那种容易冲动、仅凭感情用事的现象为缺乏理智。而理智则表现为主体能辨别是非、利害关系，进而能控制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从认知角度而言，就是与感性相对的理性。理性是指人们对人、事、物、理做出判断的思维运动。播音主持的创作过程，感性伴随知性，同时伴随理性。知性判断侧重于人、事、物、理的真实、可信、具体、细致；理性思辨则侧重于人、事、物、理的对立统一、内在联系。因此，理性思辨成为具体感受走向整体感受这一思维表达过程的重要一环和必经之路。
就播音主持创作主体而言，理性思辨在把握传播内容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和定位，把握传播内容与内容之间、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把握有声语言内部结构的关系和定位，整合有声语言逻辑感受和形象感受的关系和定位等方面尤为突出。相对于有声语言感性、知性的具体化、定向化，理性更显示出综合化特征。
知性不能认识到世界的总体，不懂得一切事物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亡。而辩证法却能够克服知性分析方法所形成的片面性和抽象性，而使一些被知性拆散开来的简单规定经过综合，恢复其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
媒体每天的传播内容和形式，有预设，也有变化，无论是预设还是变化，都在于社会的发展运动和受众的需求。然而，同是主体间的交流，传者和受者毕竟责任不同，媒体具有社会引领责任，这就促使任何媒体的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必须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就具体节目来说，只要主题、结构框架和词语组织基本定位，有声语言表达的自足性也就有了保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者可以不假思索地完成任务。理性思辨的意义在于让播音主持创作主体针对具体节目，联系与它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现实状况，权衡利弊，结合传播语境以及受者文化层次与接受水平，给出相应的言语格调和语气分寸，并贯穿于节目的各个环节。如果我们把感性活动、知性判断定位在有声语言表达的微观层面，那么理性思辨就相对处于有声语言表达的宏观层面。就像戏剧表演理论中的“第三只眼”，理性思辨对播音主持同样起着观察分析和调检回馈的指导作用。
（四）觉悟、自觉与悟性生发
一般意义上的觉悟，指的是人们由迷惑、糊涂到明白、理解的思想认识过程。播音主持创作主体能够实践感性、知性、理性这一播音主持创作水平的提升路径，也是对播音主持创作理论与实践的一种觉悟。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应学习播音主持创作理论，坚持正确的艺术创作道路，做到创作自觉。
自觉是一种自我意识。播音主持创作自觉是创作主体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指导下，遵循创作规律、实践创作理念、坚持正确创作道路的一种觉悟，也是形成播音主持创作艺术魅力的主观条件。哪怕是一场球赛转播，播音主持创作主体的立场倾向和语言表达的分寸把握，都能将其创作自觉意识的强弱呈现得淋漓尽致。
悟性一般指人们对事物的分析理解能力。播音主持的创作悟性，是指创作主体驾驭播音主持作品时所具备的，在感性、知性、理性基础上形成的理解与表达能力。有声语言和副语言表达形态的构成，有内容因素，也有形式因素和技巧因素。播音主持的创作悟性要求创作主体既不脱离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表达形态进行构思创作，又能透过表达形态抓住表达的精神实质。这就不是语言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和语言表达有关联的其他方面的取舍，是创作主体经验知识和表达语境直接碰撞后的语言呈现。通过语言呈现反映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包括创作主体个人的文化积累。
所谓悟性生发，强调的是创作主体悟性的开发拓展。悟性能力有天生的影响，又非天生决定一切，后天的学习能够培养促进悟性生发的环境。佛学中对“觉悟”有“渐悟”“顿悟”的说法。播音主持中的创作觉悟过程也有高低快慢之分，它不是单靠表达实践就能获得的，必须由创作主体在表达实践中有意识地学习、体会和积累。它是创作主体长期实践的灵感呈现。这里的实践包括文化学习实践、社会生活实践、节目采编制作实践、有声语言和副语言表达实践。有声语言和副语言创作悟性最终正是通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表达实践得以展现的。因此，对表达实践这一环节来说，可以将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悟性开发作为基础与核心。但这绝不等于可以忽略其他环节的努力，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同生共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