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过这么多法条，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在很多人的眼里，法学院的孩子，四年就干了一件事：背法条。他们总是不无佩服又略带心疼地看着你：“学法律啊，得背不少书吧！对了，我有个问题咨询你啊，我七姑的八姨要离婚，这房子怎么分啊？”不止法学，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学科脸谱。说起医学院，就是解剖；说起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就是修电脑……
我无意撕下脸谱，去探究法学教育的真实样貌。但想到初入职场的新律师们常聊的司法考试和律所实务的关联性，学校所学和工作所用的契合度，能明显感受到，就今天的法学教育而言，学院和实务是割裂的，尽管多数法学院的培养计划中都为参加实习设置了必修学分。这种割裂的集中体现便是，我们法学院输出的毕业生在进入律所后，普遍面临一个共同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背过这么多法条，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一、法条、司考与工作的关联性
我本科就读于法学江湖中的五岳剑派，所谓“五院四系”中的“五院”之一。法学院天生有考证热情，常年以低通过率扬名四海的“司考”是法科学子的头等大事。总的来说，司考不是一个智力活，而是一个体力活。一者，复习时间长，三至六个月不等，对专注有要求；再者，考试时间长，卷四的三个半小时如史诗般磅礴浩荡，对膀胱有要求。这两个要求能做到，问题不大。我参加司考那年，班里通过的同学超过半数，我们的班长甚至考出了人神共愤的440多分。
司考将14门核心课程收罗其中，但整个本科所学，不止14门。算上选修的婚姻继承、犯罪学等，法学相关课程超过20门。这些课程不只是法条，还有基础学理、各派学说。并且，让我们记住的往往不是具体的法条，而是某个原理、某种学术主张。
这些课程中，我现在想来还记得的，只有法理学。其他课程都当应付考试，学完就过去了。唯有法理，这不以具体部门法为研究对象，追根溯源地探究法科哲学的理论，让我沉迷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那本法理学教材，大红色封皮，从上课、考试到后来保研复习，我前后翻了七八遍。还有法律出版社橙黄色封皮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被翻得比法理学还沧桑，满满当当都是笔记。每次复习，我习惯在结束学习后记下日期和当天吃了啥。翻开内页，这儿写着糖炒栗子、梅花糕，那儿记着山东煎饼、桂花糊，平添不少乐趣。
无论课程还是司考，意义都不在于那堆法条，而在于习得一种学习能力，增加几件认识工具。法条和司考本身，与我们往后的工作关联程度是很弱的。前文提及我们取得高分的班长，后来去了监管部门工作。他曾在给学弟学妹的文章中坦言：
行业监管部门的最大特点，就是业务工作为主、专业性强。我们所在的专业领域，如果放在法律行业来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司法考试的时候直接被放弃的那部分。但是，大量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又导致整个监管规则极为庞杂。所以，基本上每个法律背景的同事都是从头开始学起。
不止监管部门，律所亦如此。从事非诉业务，仅就资本市场业务而言，庞杂的规则体系几乎是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上学时，遇到过老师讲课旁征博引收不回来，最后留一个星期过一遍课本就进入考试，大家愤愤不已。工作后发现，这真是再常见不过。每一次项目，每一个交易，都是一门全新的课程，有太多新东西要学。做研究，写报告，出方案，全凭在校积累的那点学习能力——而非——在校背过的那些法条。法条和司考内容本身已不重要，通过其修炼的阅读能力、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是比记忆法条影响更为深远的东西。
二、学校没教我们的那些事
我们在法学院通过司法考试，为进入律所拿到一块敲门砖。然而，这离成为一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律师，还很远。不仅是因为前面已讲的纸面法条与工作实践的关联性不高，还因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要点，学校并没有教给我们。
（一）问题也分好坏，切莫自我陶醉
根据自身的经验，对于青年律师，我最多建议的就是：废寝忘食工作之前，先确认问题的好坏，再安排你付出的时间及研究、解答的程度。否则，大概率的场景就是，你熬个通宵做研究写出的备忘录，第二天就被告知这个问题没必要处理了，它对项目推进没有意义。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了看到问题就解答、有限时间内交答卷的思维方式，很少有人教我们去思考问题本身。我们几乎不会去怀疑，那些白纸黑字印在纸上的问题，可能本身就有问题。没确认好问题本身是否有价值，无论你给出多么完美的答案，无非都是用100分的解答牵手了0分的问题，产生不了价值。(https://www.daowen.com)
下面这段话，是安宅和人对麦肯锡咨询工作的思考，值得反复研读：
所谓专业工作者，就是指不仅要具备特别的技能，更要运用该技能从顾客一方获得报酬，同时提供有意义（有价值）的输出成果。[23]
所以，对专业工作者而言，必须冷静思考有价值的工作成果是什么。作者给出了一个价值矩阵：以议题度为横轴，以解答质为纵轴，处于右上方上限的，才是有价值的工作。否则，接着劳力、蛮力沿着左方向上，不过是一种事倍功半的败者之路而已。
图5-1 工作价值矩阵
左方向上的轨迹是不是很熟悉？以前的我也是一样，做了不少艰辛但不产生价值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议题度本身就有待商榷，进而无论如何付出时间，提高解答质，从客户的角度来说价值仍然为0。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无非是一种敬业工作的自我陶醉，并不能获得提供有意义的输出成果带来的执业成长。久而久之，你只会在旷日持久的低质量输出中为自己的体力和耐力感动，一边加班，一边为朋友圈大家热烈转发的《加班到三点，成年人的世界是你想象不到的心酸》点个赞。
或许，你还会困惑于要研究或解决什么问题，不是你来定的，是客户提出或合伙人交办的。因此，看上去你不能决定议题度的横轴。但作为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律师，你是可以有所反馈的。你觉得议题有问题，可以及时提出，并给出你认为更有价值去处理的问题，尽量让你的工作起点往横轴的右边前进。当你无法判断时，可以请教合伙人或其他同事，探讨在眼下要处理的问题中，真正具有工作价值的问题是什么，由此锁定核心，将工作时间聚焦于真正解决问题上来。
问题也分好坏，放弃拿到问题就回答的“考试做派”，专业工作者应当致力于有价值的成果输出。
（二）工作只有可行方案，没有标准答案
凡事求得一个标准答案，是学生时代的典型思维。世事讲对错，问题都有正确答案，不会就选C，非黑即为白。看看，这些烙印你中招了几个。它们带来的影响就是，执着于寻求标准和正确，不注重探究可行性和是否有其他方案。
比如，客户要做员工股权激励，具体“做”的方式并没有标准答案。持股方式上，可以采取直接持股，由受激励的员工直接持有公司股权，也可以采取间接持股或混合持股，通过设置持股平台，使受激励的员工间接持有公司股权；若采间接持股，在持股平台的架构设计上，可以通过有限公司，也可以通过有限合伙达成，都是可行的。这么一排列组合，整个股权激励操作方案不仅没有标准答案，反而有了多种可行方案。律师的工作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可行方案，还要能在确保合规的前提下，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其分析每种方案的“熨帖程度”，进而选出契合度和可行性均可的方案，供客户参考实施。
合伙人的意见不是标准答案，只是指导意见；监管部门的回复不是标准答案，只是监管方向；同事已做过的法律研究、写过的法律文件也不是标准答案，只是参考模板。不经思考就一门心思寻求标准答案，一定无法交出有价值的工作成果。对聘请了律师的客户而言，无所谓标准否，可行更重要；无所谓是否唯一，如果有两个以上方案，最好把优劣分析和对比表都做出来才像样。
此等观念，不是学术训练要教授的内容，或者说学院教育不屑于教授这些。对法学院而言，意识形态的规训才是立院之本。如冯象所说，在接受新法治意识形态的规训后，成长为利己的、顺服的劳动力，谓之“公民”或“理性人”。认识这点后，可以暂且放下铁肩担道义的热血（放下，不是放弃），暂且放下对标准答案的执着。时刻提醒自我，跳出思维定式，眼光向下，流转到工作中每一个生动、鲜活的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