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文化“独唱”
电视剧场域在获得其独立性之前，从属于权力场域的宣传职能部门。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看，当时的电视剧是主导文化在电视媒介上的延伸，是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独唱”。
关于主导文化，可参照金民卿的规定性描述：“第一，主导文化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文化，旨在宣传、论证、传播、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有的人干脆把它称为是意识形态文化。第二，主导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维护性和强制性，其存在和发展得到统治阶级国家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在文化系统中处于支配地位。第三，主导文化的生产主体一般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及其理论家，而广大的社会大众则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对社会大众而言，主导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具有不可改变性，大众只能按照这种文化所设定的意义，而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接受主导文化。第四，主导文化的传播是自上而下的由政治上层到下层被统治阶级的社会大众，社会大众一般是在强制下接受主导文化的，当然社会大众在接受主导文化之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在社会大众的观念中扎根，社会大众也就会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践者了。第五，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导文化，而不同时代的主导文化之间存在着区别，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主导文化的差异性更大，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时，首先就要对这个阶级的主导文化进行全面摧毁，并在建立新的阶级统治之后不断地肃清旧的主导文化，建立新的主导文化。”[8]
电视剧诞生之初，占据主导文化地位的是工农兵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在我国电视剧发展的初期阶段，其文化价值取向是主导文化的独唱。虽然其间也有对电视剧文艺“艺术性”的自觉追求，但这种艺术性的追求与20世纪80年代精英文化所倡导的追求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在主导文化的框架内对艺术形式的完善性的追求。
受技术条件所限制，早期中国电视剧采用的多是直播方式，时长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大多在半小时左右；故事情节也相对简单，场面调度、镜头、布景等都要在演播室可控制的范围内。虽然直播时期电视剧创作者们贡献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限于生产条件，并没有出现可在艺术史上成为经典的作品。
当时我国对文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电视剧又是在电视这一党和政府“喉舌”的媒介中制作播出的，其政治色彩体现得更加强烈。许多电视剧都是为了图解某一政策而制作的，如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是为了配合当时“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精神而制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四人帮”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控制了电视等宣传媒介，电视剧也成为其传声筒，如《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就是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图解，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作家肖洛霍夫。
图2.1 《一口菜饼子》
还有的电视剧作品以歌颂“新人新事新生活”为主题和创作目标，从更深的层面传达主导文化的价值观。如作品《相亲记》，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某饭店的服务员沈林和纱厂女工于显祖相爱，于显祖的父亲在旧社会是个“跑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受社会歧视和反动派的欺压气闷而死。因此于显祖的母亲立意不许女儿再干这种伺候人的活，给她起了个小名“改行”。母亲想为女儿介绍一位记者，女儿不肯。女儿的朋友为她出主意，趁记者有事不能赴约的机会，把沈林介绍给于显祖的母亲，母亲误认沈林为记者，产生了一场喜剧的相亲。最后，在主管食堂的王科长和记者的帮助下，沈林终于成了这位固执母亲的女婿。[9]
这部《相亲记》播出后反响很好，重演多次，当时的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为其到电视台开座谈会。《相亲记》用叙事潜移默化地传达了主导价值观，分析其故事文本的深层结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多组二元对立，如：“跑堂的”—服务员，父亲—女婿，母亲—女儿，旧社会—新时代，旧人—新人。通过这些二元对立的叙事建构了一个表意结构，如果简单概括，那就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让旧社会里被压迫的“跑堂的”转变成为新时代里受尊重的服务员，甚至还获得了婚姻/女性的奖励。即——
图2.2
而故事中主管食堂的王科长和记者两个人物则扮演了帮助者的角色，帮助父母改正旧时代的观念，让思想“走进新时代”。其中，王科长象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记者则成了电视媒介指涉自身的符号，隐喻了电视媒介在意识形态上的启蒙功能，通过这一符号，电视媒介对其传达主导文化的使命和意义进行了再次的确证。
早期电视剧场域虽然在权力场域内不具备独立性，但是也自觉地将自身与其他艺术样式相区分，以求得相对于其他子场域的独立性。这里，独立性主要是相对于电影和话剧这两种文艺形式而言的。电视剧在发展早期，向电影和话剧艺术借鉴了大量的表达手法，以至于很难在艺术形态上将电视剧与电影或电视转播的话剧相区分。欧冠云在《电视剧是怎样的？》这篇文章中认为，电视剧“像电影，像话剧，但不是电影，也不是话剧”[10]。话剧每一幕之间可以休息，但电视剧从头到尾没有中断；电影可以后期剪辑，而电视剧必须现场切镜头，不能重拍和修改。有的电视剧工作者为了突出电视剧独立于电影、话剧的独特性，过度强调“直播性”，甚至将“直播性”作为电视剧艺术的根本特征；而也有人正确预见到了技术的发展会改变电视剧直播的生产方式，回归到录像制作的方式，强调屏幕大小、接受环境才是电视剧区别于电影的根本特征。[11]总之，中国电视剧发展早期的生产实践与理论探讨为日后电视剧场域合法性的获得打下了基础。